美國成熟到了暴政的時候
安德魯-沙利文
2016年5月2日紐約雜誌
隨著這次反烏托邦式的大選的展開，我心裏一直被柏拉圖的《共和國》裏的一段話抓住，這段話從我在研究生時第一次讀到時就一直讓我不安，甚至吃驚。這段話出自蘇格拉底和他的朋友們關於不同政治體製本質的對話，關於這些體製如何隨時間變遷，如何慢慢演化為別的體製。蘇格拉底似乎非常清醒地認識到，“暴政大致始於民主而非其他體製。”柏拉圖這裏指的是什麽？我發現對柏拉圖而言，民主是一個最大化自由與平等的政治體係，它允許每一種生活方式並且公職都由抽簽而定。柏拉圖論到，一個民主越長久，它就會變得越民主。自由加倍，平等傳播。對當權者的敬畏消弭，對任何不平等的寬容會受到強大的威脅；多元文化和性自由會創造出一個像“各種色調裝飾的百彩衣”一樣的城市或國家。
柏拉圖認為，這彩虹旗一樣的政體對許多人而言是最佳的體製。在這樣的民主裏麵人們必須經曆自由而相信自由，但這自由也隨著羞恥，特別是特權的慢慢出現而成為被厭棄的。隨著精英的權威消解，既有的價值讓位於流行的價值，觀念和認同會變得極其多樣化以至於它們彼此不能相通，因而民主體製本質上是不穩定的。當所有正式或是非正式的阻擋平等的壁壘都被消除，當每一個人都平等，當精英被痛恨，“隨心所欲”的牌照發行，你就抵達了可以被稱為後期民主的階段。這裏沒有向當權者的磕頭，更別提向政治經驗和專長下拜。
當不平等變得越來越不能容忍之時，最富有的階層會受到攻擊。家長製也被廢除，“我們幾乎忘記了提及平等自由的法律所含括的關乎男女之間關係。”家庭結構也被顛覆，“父親練就自己像他的孩子且懼怕他的兒子，兒子練就自己像他的父親且無畏無恥於他的父前。”在教室裏，“教師懼怕，討好他的學生，學生輕看他們的教師。”動物和人一樣平等；富人和窮人在街市上自由混雜。外國人與公民平等。柏拉圖認為當民主成熟到這個程度的時候，一個將成的暴君通常會抓住這個機會。
這個暴君通常會是精英中的一員，但是有著與時俱進的本色，他放縱於隨意的享樂和衝動，宴樂於美食與性，慶祝不論斷人這個民主的公民信仰。他通過“掌控一群特別順服的暴民”來采取行動，攻擊他的富有同仁為腐敗者。如果無人阻止他，他代表人民攻擊富人的胃口會更大。他是他自己階級的叛徒。很快，他的精英敵人們被剝奪了正當性，不得不想方設法安撫他或是被迫逃離。最終他特立獨行，承諾剪斷民主不自洽的麻痹症。就好像他給了迷茫的，自我沉醉的公民們一個脫離民主無窮的選擇和不安全感的美好解脫。他乘著反對過往而不及的東風，“過多的自由似乎變成了過多的奴役”，把自己作為解決民主內在衝突這個爛攤子的唯一答案。他承諾，首先要對付越來越討厭的精英們。當人們把他視為對策之王時，這個民主就自願地，突然地消解了自己。
12月份我還在華盛頓一間辦公室的聖誕晚會上邊喝雞尾酒邊聊天，然後就看見掛在我們頭上的電視裏川普激昂憤怒的臉出現在福布斯新聞裏，我忍不住覺得胃裏一陣惡心。春天的時候，當我看著狂躁的川普在C-SPAN上的集會，看到他在辯論中單單用叫些難聽的名字就廢了那些遠比他合格的政治同仁，惡心變成了憂慮。當他似乎默許用暴力來回答不同政見時，我的腦袋裏象拉了警報。柏拉圖早在幾十年前就在我的心裏種下了對後民主生活中內在危機的齧人憂慮。讓人越來越不能不看到柏拉圖的意象在我們自己高度民主的時代和川普的蠱惑中的黑暗反射，一個暴君角色直接出自於這本最早的關於政治的書。
會不會這位來自職業摔角比賽的的馬戲團和紐約的八卦小報，電視真人秀和推特的川普是來證明柏拉圖和James Madison是正確的，民主“從來不是動亂和對抗的奇觀，一直短命，一直暴斃”？他是通過爆破我們過去設置的防止這類人掌握權力的防火牆來測試民主的單一弱點，就是對蠱惑的無抵抗力？還是我反應過度了？
也許都是。惡心來來去去，甚至有些日子當新聞的算法實際上讓我放心“川普頂點”已經到來。但是它實際上並沒有真的消失，川普也一樣。在他最近的預選前夜，在他危險地接近贏得足夠的代表票來直接奪取共和黨的提名時，我認為我們必須麵對這個焦慮，清楚地表明這次選舉已經暴露出來的我們生活方式的脆弱性，以及後期民主已經開始施加於自身的威脅。
當然柏拉圖不是先知。他對民主如何變成暴政的分析相當複雜，更針對古代社會而不是我們自己的社會（比我所總結的還有更多褶皺和波紋）。他對民主的憎惡大部分源自這個民主處決了他的導師蘇格拉底這一事實。我覺得他會驚歎於美國民主如何能在過去的幾個世紀裏有史無前例的穩定和發展，即使它把越來越多的人納入它的懷抱。依我看，這是一個憲法巧工和文化頑強不息的奇跡。沒有一個地方像美國這樣讓我情願在此生活。但是它不是不朽的，我們也不能假定它能對人類曆史上多次威脅民主的勢力免疫。
美國民主的穩定性一部分是歸功於建國之父們讀了他們的柏拉圖。為保護我們的民主免受多數暴政和群氓的激情，他們在流行觀點和權力運作之間建構了巨大的，沉重的隔離牆。投票權被緊緊限製住。總統和副總統不是由民眾直選而是由選舉人選，選舉人的代表通常由州立法院為各州所選。參議院的結構（每州兩人）設置是為了減少人口大州的權力，參議院的任期（6年相對眾議院的2年）是為了緩解和限製民粹的激情。最高法院由總統挑選和參議院任命，是防止任何民主的憤怒從眾議院漫延出來威脅憲章的最後的壁壘。權力分離的設計正是為了防止民主的野火而築的堅固的防火牆。
幾個世紀以來，很多不民主的條款都被削弱或是廢除了。投票權已經超出了有產白人男性的範圍。總統職位現在由選民票決定，而選舉人幾乎總是與全國的民意同步。隨著民主的文化紮下深根，非正式的進步的民主進步與正式的進步相隨。很長一段時間以來，隻有政黨的精英在四年一度的大會上選舉他們的候選人，多半選票限製在各州的黨內官員中（通常在大賓館煙霧繚繞的套間裏決定）。在二十世紀初期，黨派開始試驗初選，在1968年的民主黨全國大會的混亂之後，今天更民主的體係開始成為常規。
直接民主不光選舉出國會和總統，它也擴展了誰能成為合格的公職人員的概念。一度候選人通過被選入內閣或是軍隊首長的資曆來建立自己的事業。他們的甄選完全是通過同儕的評核。這種精英篩選方式慢慢消亡了。在1940年，Wendell Willkie，一個沒有政治經驗的商人贏得了共和黨的總統提名。他許諾美國不介入戰爭，並吹噓他的個人財富能防止他腐敗：“我不對任何人，隻對人民負責。”他慘敗給了羅斯福，但是從此之後，無黨派候選人層出不窮，從Ross Perot，Jesse Jackson，到Steve Forbes和Herman Cain，到今年新科的Ben Carson，Carly Fiorina，當然，還有唐納德-川普。我們民主的進一步擴展，就是我們對任何人都可以領導我們的開放態度，我們加速選擇體製外人，現在幾乎大功告成了。
特別是就選擇總統而言，現在民意的圍牆基本上是不存在了。在2000年，布什在選票上輸了，但是感謝選舉人票的算法，更顯而易見的是通過最高法院的裁決他贏了大選。戈爾的最後認輸挽救了國家陷入憲政危機，但是這個插曲引起了廣泛的不滿，不光是在民主黨人中間。今年，我們的政黨設立的代表製度也受到了攻擊。川普爭辯說擁有最多選票的候選人應該得到共和黨的提名，不管是不是有已存的規則。現在看來他都不需要贏這場爭論了，看來他會囊括足夠的代表保證他的提名沒有爭議。其實不管怎麽說他已經贏了，一半的美國人現在相信傳統的提名製度是做了手腳的。
當然很多人聲稱美國民主實際上是在倒退，過去25年來巨大的經濟不平等和超級有錢人可以用錢來購買政治影響接近摧毀這個民主了。這也是伯尼-桑德斯的核心批評。但是過去幾次總統選舉表明實際上超級有錢人的錢大部分沒有多大用處。奧巴馬的2008年競選是被小額捐款人推動，借力於互聯網，在預選中這位當代的遊擊戰士焚荒擊敗了民主黨內的重量級愛將，後又擊敗了共和黨對手（兩人都是各自黨內建製派的棟梁，為財經精英支持）。在2012年，Mitt Romney（百分之一的代表）背後的籌款力量沒能把奧巴馬撬下來。在本次大選中，兩黨脫穎而出的候選人都沒有精英們的財經支援。桑德斯靠小額捐款人和巨大的人群支撐他的競選一路到了加州，坦率地說，他是自己言論的活反證。川普這位自己掏錢的億萬富翁，像Willkie一樣，宣稱他的財富給他特別的能力抵禦富人和遊說人的影響。那些對美國政治中金錢影響深惡痛絕的人必須解釋Jeb Bush的快速，令人羞愧的潰敗，和希拉裏-克林頓這位建製派在競選中的掙紮。證據表明直接民主實際上強化了它對美國政治的掌控，遠沒有被窒息。
所有這些不一定會引起警覺，盡管這會使建國之父們心裏發顫。第一位黑人總統的出現是一個奇跡，這在我們更包容的民主之前是不可想象的，它強化而不是削弱這個體製。謝天謝地那些黨內機器修理或是在選舉中做手腳的日子已經過去。局外人，從奧巴馬到川普和桑德斯，把成百萬的新選民帶進了選舉的進程，這是一個完全的進步。把從前被排除的聲音包容進來，不是阻礙而是幫助了我們的公共辯論。但正是因為我們民主的偉大成就，我們必須警惕它特殊的短處：在緊張時期它對無恥蠱惑的無抵抗力。
把21世紀加入這幅圖畫，現在最顯而易見的，無疑是媒體的民主化這個真正的革命。如果晚期政治民主花了兩百年來成熟，媒體對應的成熟隻花了20年左右，快速地抹去了幾乎所有精英的溫和適度或他們對我們民主言論的控製。這個過程始於上世紀末期的黨派電台脫口秀。互聯網的興起進一步民主化了每個信息的來源，這一事件如此迅猛和廣布，人們現在才剛剛開始理解它的政治效果，極大拓展了每個媒體的受眾，給了每個人一個平台。所有的市場壁壘，包括印刷，紙張和發行的費用，都給打碎了。
這些無疑都是受人擁護的。我自己更珍惜這些，不用提我早年的博客寫作很快就贏得了很多讀者，像一個小型雜誌能做到的一樣。陳舊的老媒體，變得臃腫和懶惰，活該被打敗。早期的獨立博客界糾正事實，暴露偏見，掙得了一席之地。隨著媒體的成熟以及臉書和推特站穩腳跟，每個人都變成了一個博客。這是20世紀的新聞工作者不能相信的，我們現在在我們的臉書新聞連線和推特時間表上有了自己的虛擬報紙，它從無數的來源獲取故事，創造一個幾乎完全沒有精英的編輯和幹涉的P2P媒體。這注定會讓政治很有流動性。組織政治活動，比如召集會議，醞釀一個集會來倡導一個動議，過去是極其費時費力的。現在你隻需要花上幾秒鍾就可以通過一個網頁聚集一個虛擬的群眾運動。
網頁獨特之處在於可以吸收其他形式的媒體，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混搭題材和分類。政治和娛樂的分界變得越來越模糊；競選的報道越來越仿照體育報道的模式；色情網站擠在你媽媽的臉書網頁旁邊。網頁的算法完全刪除了編輯的判斷，這樣的效果很快使得有線新聞為收視率金礦而拋棄偽問題比如“這是不是相關？”或“我們真的需要現場報道此事嗎？”最終所有的的分類都縮減成了一個字：流量，並被前所未有地精確統計著，勝過任何其他的媒體。
點燃這一切的正是建國之父對民主文化所擔憂的：感覺，情感，和自戀而不是理性，經驗主義和公眾情懷。網上的辯論一旦開始立即就變得個人化，衝動和無解。Godwin之律（評論欄不消多少時間就會提起希特勒）反映出理性辯論的崩潰，而在建國之父看來理性辯論正是一個行動中的共和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沒錯，偶爾理性的觀點仍然來來回回，但裁定這些觀點是真實，有效或是相關的精英仲裁者已大大減少。即使對普通的事實，我們也不再有權威的來源。沒有這樣的共同經驗前提，政治的情緒化組成變得易燃，而理性則退後得更遠。候選人越情緒化，他們的支持者越多。
政治上而言，我們一開始非常走運。如果奧巴馬沒有汲取網頁的力量和他作為媒體名人的魅力，他根本不可能被提名為總統候選人，更不用說被選上。但矛盾的是，他本人正是一個典型的精英形象，一位前參議員，哈佛法學院的產物，後來證明，他還有幸具有超凡的理性和冷靜的性格。他暫時掩蓋了他開創性的競選所暴露的這個體係的真正風險。因此很多民主黨人對他頗為失望，他們在他的競選中看到革命變革的種子，彌賽亞的幻覺把他們引向他，最後他溫和的執政風格和實用主義讓這些人極其失望。
成就奧巴馬的氛圍，其實對更缺乏自控的機會主義者來說也是成熟的。作為例證，在2008年，作為一個堅定的共和黨人，打著體製外的旗號，為真人秀量身定做，以自己對世界的無知而驕傲，通過在線媒體直接和觀眾交流的Sarah Palin浮現出來，她在這新時代也可以大獲全勝。最後證明，她就像為真的保守民粹主義救世主開路的施洗約翰一樣，耐心地，戰略性等待著這位救主的時候到來。
川普，我們現在知道，已經考慮競選總統幾十年了。那些沒有意識到這一點的，或是把他當做一個笑話的人，還沒有消化奧巴馬和佩林的先例，或是這個新的開放係統對政治遊戲規則改變的力量。為著同樣的原因，川普在2015就如奧巴馬在2007年一樣被低估了。他本能地抓住了正在消弭的美國政治和媒體精英的權威，他長期塑造的公共形象被完美地調理出來，用來超越這些精英。
即使擁有巨大的財富和繼承的特權，川普一直以來精心培育一種大眾姿態。他沒有在20世紀後期隱藏自己的財富，反而他顯擺的方式讓他和大眾聯係起來。他過著大多數工薪階層夢想的富人生活，比方說無止境的浮華和女人。而不犧牲那種就算在他經常出沒的建築工地也不出格的談論世界的方式。他是民主雄心的密宗。他1987年的書《交易的藝術》應許他的讀者一條成功的捷徑；他在Howard Stern秀的出鏡奠定了他的吸引力。他和Vince McMahon的友誼給了他很早進入這個體育和幻象的混合體--職業摔角世界的機會。他是個雄性的媒體超級巨星。
Sarah Palin早期政治生涯的一個有趣章節事實上也證明了這一點。在1996年4月3日，她作為“來自瓦斯拉的商業漁民”出現在安克雷奇日報上。佩林告訴她丈夫說她原來準備去Costco買東西但是她實際上偷偷跑到安克雷奇的J.C.Penney去看處在離婚前夕，正在為自己的品牌香水促銷的伊娃娜-川普。“我們想見伊娃娜，”佩林告訴日報記者，“因為在阿拉斯我們極度渴望任何和華麗和文化有關的東西。”
川普竭力培養這樣的形象，並把它自然而然地帶到了電視真人秀裏。14季的“學徒”裏每個星期他都看著人們的眼睛對他們說，“你被解雇了！”這種任何一個人類老板都害怕和員工說的話明顯是川普所喜歡的，然後殘忍變成了娛樂。回頭來看，他明顯是在訓練他自己和他的觀眾。如果你想明白為什麽這樣一個讓人憎惡的形象能在競選中大力挺進，如同他在電視真人秀的完結篇一般，你不用再看別處。他的電視策略，用在總統辯論中，把習慣於不同遊戲的對手掃滅了。而我們的電視真人秀訓練也把我們調理得希望他能贏，或至少留著遊戲裏直到最後一局。在這樣無羞恥的媒體環境裏，混蛋通常是贏家。最後，你支持他們因為他們是混蛋。
在Eric Hoffer的1951年經典小冊子《真信徒》中，他勾畫了真正群眾運動的運作。他所思考的是歐洲在上半個世紀的動亂，但這本書仍然發人深思，特別是現在。Hoffer的核心見解是找尋所有真正的群眾運動所集體經曆的強烈的挫折感的源頭。不是絕望，或反抗，或無奈承受，而是翻滾著震怒的挫折感。群眾運動，他寫道（如在他幾個世紀之前的托克維爾一樣），極少在壓迫或是悲慘最深重的時候爆發（比如，2009年）；它們通常在最壞的已經過去但未來似乎沒有好多少的時候（比如，2016年）出現。正是恢複最終開始加速，改善近在咫尺但還沒有廣為散布之時，憤怒開始升高。在經曆了痛苦的蕭條和失業之後，盡管努力工作但收入仍然原地不動或是減少，未來的解脫還是唾手不及。當那些導致了上次蕭條的人沒有麵對任何後果，反而受到了財富的美好獎賞，這種憤怒達到了最高音。
今天的憤怒更深層的長期的原因並不難找到，盡管很多我們這些精英們慚愧地發現我們自己能忽視它們。對工薪階級開放的工作不再有手藝，滿足或意義，這些可以緩解他們低薪和不變的收入帶來的刺痛。過去家庭聚集的場所教會，工會，海外老兵之家已經變得沒有太多活力，社會孤立變得更普通。全球經濟的力量對藍領階層的無情打擊超過了對社會的其他階層，迫使他們和全球同樣技能的上億工人競爭。在1990年代沒有人問過他們這是不是他們想要的未來。而這影響力比很多經濟學家預期的都慘烈。不奇怪白人工薪窮人中的自殺率和死亡率都大幅上漲。
Hoffer論到，“通常是這些新近的貧困者，‘新窮人’為挫折感的滋生而躁動。”原教旨的宗教長期以來為這些被遺棄的人提供一些情感上的支持（一方麵，它引導教眾蔑視這些精英為不聖潔），但隨著現代性刺穿了幾乎所有的東西，和1990年代和2000年代的文化之戰的慘敗，它的影響力也日趨式微。結果是一個更多元化的主流文化，但是同時也存在一個更加被孤立和憎恨的次文化，更易被激怒和嗜血。
這是一個女性可以接著黑人成為總統的時代，但也是一個白人工薪階層麵臨越來越少的體麵生活選擇的時代。這是一個同性戀可以在50個州結婚，而工薪家庭命懸一線的時代。這是一個我們更意識到非裔美國人仍為所遭受的曆史不公所困擾，但把今天白人工薪階層麵臨的絕望處境置於腦後的時代。後期資本主義所創造的公義，革命的憤怒，後期民主無法從中調和或限製，反而火上澆油。
對白人工薪階級來說，他們的道德被輪番嘲笑，他們的信仰被認定是原始，他們的經濟前景被損害有加，現在他們發現自己的性別和種族，也就是他們談論現實的方式，被描繪成為國家需要克服的問題之一。這也是川普巧妙地提出的“政治正確”的一個方麵所造成的混亂，或是更確切地說這個新的進步激情隻是僵硬地關注種族和性別平等的結果，而不是對機會平等的自由向往。
大部分新近活躍的左派不把白人工薪階級當做盟友，反而是冥頑不化者，仇恨婦女者，種族主義分子和仇視同性戀者，從而把這些在接近經濟底層的人也打入文化的底層。一個在中部掙紮的白人被常青藤的學生要求“檢查自己的特權”。即使你同意特權的存在，你不能不同情這受到蔑視的對象。這些工薪階層的社區已經被孤立了，這些輕率地，不屑地把“白人直男”作為我們所有麻煩的源頭說法讓他們如何不孤立？。他們聽到所有這些如果放在少數族裔身上都是令人發指的譴責，和對他們範而化之的總結時，用Hoffer的話說，在他們眼裏他們“被一個不公的秩序剝奪和傷害。”
所以他們等待，他們憤怒，他們發泄出來。這就是茶黨情緒力量的一部分：不隻是少數族裔，同性戀和婦女的提升，還有同時對白人工薪階層世界，它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妖魔化。奧巴馬從來沒有想這樣做，但他對許多文化邊緣化的人而言是一個符號。黑人生命也重要煽起的火焰還在燒，同性戀左派也一樣，即使在獲得了讓人驚歎的成功之時他們也不知道慈悲這個詞。隨著茶黨在2010年橫掃華盛頓，隨著它的代表們反複把政府預算扣成人質，威脅到美國的國家信用，拒絕為最高法官候選人舉行聽證會，美國政治和媒體大部分選擇不把這種行為解讀為史無前例。但是川普看到了別人沒有看到的，就如Hoffer記錄的:“受挫的個人和真信徒比那些有理由保持現狀的人是更好的先行者。”
Hoffer認為群眾運動的特色是“一種幻象…輕信，願意嚐試不可能的事。”人們不禁想還有什麽比突然開始對每一個來美國訪問的人進行調查，看他是否有伊斯蘭信仰更不可能的事？還有什麽比一個由墨西哥城府出錢的修的，橫跨整個墨西哥邊界的美麗大牆更富於幻象的？還有什麽比說我們可以通過全球貿易戰來付清我們的國家赤字更讓人輕信的？在常規的政黨和理性的政治話語中，這樣的觀點根本就是笑料，它們明顯的不可行性根本讓它們不值得人們的考慮。但在一個狂熱衝動的民主群眾運動中，不可行性反而成了希望的標記，嶄新政治的象征。這不可行性正是它的吸引人之處。
但是這個運動最有力的引擎，那使它生發，成型，匯聚和圍護它的一定是對仇恨的呼召。用Hoffer的話，它是“最容易接受和理解的團結一切的因素”。川普通過稱大部分無證墨西哥移民是一群強奸犯和殺人犯開始他的競選。他接著對準本土和海外的穆斯林。現在他狡黠地把共和黨的建製派加進了這些敵人之中。比Huey Long或George Wallace更有全國性的吸引力，在美國政治曆史上使得川普格外危險的是他對這三個敵人的回答--就是直截了當的脅迫和控製的威脅。
在妖魔化大多數無證墨西哥移民之後，他發誓要武力拘留和遣送所有一千一百萬人。“他們必須滾”是他典型的直截了當的話，可是人們沒有立即認識到這句話邪惡的曆史回音。這個政策牽涉到的單單警力和軍隊行動的規模就讓人無法想象。更糟糕的是，他在San Bernardino屠殺之後強調，你所熟知的美籍穆斯林也可能在任何時候轉向屠殺你。“要出事了，”他擔憂地宣告，為人類最歇斯底裏和醜惡的衝動披上了合法的外衣。
把這稱為法西斯主義實在對不起法西斯主義。從某些方麵法西斯主義是一個偶爾也有一慣性的理念，而這是川普卻最為缺乏的。他的運動在妖魔化外國人上明顯是法西斯式的，它炒作國內少數族裔（穆斯林和墨西哥人是新猶太人）的威脅，它對一個最高領袖的關注讓人隻能稱之為邪教，在一個此前靠辯論和勸導的民主中深信暴力和脅迫的作用。這就是我們現在的魏瑪時刻。就像英國內戰結束後到來的是克倫威爾的獨裁，法國大革命換來拿破侖-波拿巴，俄國民主之後的不穩定和混亂產生了普京，還有最近的埃及民主爆發為阿西西將軍的政變創造了條件，我們癱瘓的，衝動的超級民主引導猶豫，受挫和憤怒的選民來到了川普虛幻的濟世良方麵前。
他對第三個假想敵，共和黨全國委員會，也是以暴力的威脅加碼。如果他在克利夫蘭不能如願一定會導致暴動。如果不配合他，共和黨全國委員會會有大麻煩。“Paul Ryan，我和他不熟，但是我肯定我們會處的不錯，”川普說，“如果不行？他要付出大代價，好嗎？”上個月有要去克利夫蘭的代表收到死亡威脅；川普的一個打手，Roger Stone已經威脅要把不投票給川普的代表的旅館房間號公布出來。
川普支持者讓人注意到的地方也恰好是你可以從群眾運動的成員身上看到的：他們強烈的忠誠感。不管他們自己如何解釋不清，反正川普是他們的人。他堅強，他真實，特別是那些他們憎恨的人（自由派民主黨人和傳統派共和黨人）攻擊他的時候，他們支持他。在集會時，當一個抗議者被拖出去的時候，你可以感覺到集體的憤怒對著那個孤獨的不同意見者，就像一群暴徒在對一個人使用殘忍武力時找到的宣泄。川普對人群說他想要給抗議者臉上一拳或是把他用擔架抬出去。還沒有任何一個離總統職位如此近的現代政客用這種方式倡導暴力。如果我們的超級民主還沒有已經廢除了不稱職這一說，還有什麽比這更不稱職的。
當20世紀法西斯主義的一個關鍵因素，就是它的街頭暴力還沒有出現時，你可以開始看到它的孕育形態。川普身邊的保鏢群日漸增大；維持秩序的便衣開始變得像真警察一樣控製川普競選所引起的騷亂的開始；支持者已經用讓人驚訝的暴力來襲擊搗亂者。每次川普合法化他支持者的潛在暴力，說這出於他們對國家的熱愛，他播下了嚴重的國內動亂的種子。
川普慶祝酷刑，也是各國暴君的最愛，不是因為據說它可以幫助獲取情報而是它的示範作用。在集會上他轉述了John J Pershing將軍在菲律賓對付穆斯林恐怖主義爆發的神奇作為，在川普的敘述中，Pershing排列了50穆斯林囚犯，用子彈掃射剛被宰殺的豬，然後命令他的士兵把這些子彈裝在來福槍裏殺了其中的49個囚犯。他饒了最後一個囚犯隻是為了讓他回去告訴他的朋友。恐怖主義問題自此完結。
這個故事在某些層麵上包涵了川普核心吸引力的所有因素。對付聖戰恐怖的惱人問題？隻要殺死和酷刑對付足夠的恐怖分子他們就會消失。為美國人不願從事的工作吸引而來的無證工人的複雜問題？遣送他們每一個人和修一堵牆來阻止其他人。草泥馬政治正確。當川普的一個支持者被一個傻瓜記者在集會上問道是否支持川普:“見鬼，當然啦！他不吹牛，全是牛逼，草泥馬全是牛逼。我就是這樣的。”這就是自古以來暴君的吸引力。草泥馬全是牛逼。帶肌肉的非理性。
它的種族層麵也是顯而易見的。當內部的敵人是墨西哥人或是穆斯林，而你的立場又極其白，你就為種族衝突定了調子。川普真正恐怖之處還在於這樣的前景似乎沒有令他退縮，反而令他珍惜有加。
像所有的暴君，他極其缺乏自我控製。晚上睡幾個小時，在一大早就不可控製地發推文，在他一無所知的題目上瘋狂地即興發揮，川普邊叫囂邊誇讚就這樣一路掃過了整個被動的媒體地圖。再一次，柏拉圖拿準了他的脾氣性格：暴君是一個“不能控製自己，企圖統治他人的人”，一個為恐懼，愛和激情所淹沒而隻有極少或毫無任何控製和調和它們的能力；“最高奉承的真正奴隸；”一個“一生之中都充滿了恐懼，充斥著癲狂和痛苦”的人。聽起來很熟悉吧？川普的活泛，不可預知和情緒化就像每天的推特流一樣，而我們正在考慮給他掌控核武器密碼。
那些相信川普醜惡，惡棍般的民粹主義根本沒有機會到達白宮的人似乎錯看了這個驅動力。新法西斯運動不是靠勸說來前進的；他們首先改變辯論的條款，根據無節製的情緒創造一個新的運動，占領現有的機構，然後無恥地利用各種事件。如果你忽視突發事件的潛在影響，比如11月以前經濟下滑或是對一個大城市的恐怖襲擊，那現在的民調數據很令人安心。比方說，毫無疑問我相信，不管那到底是什麽意思，川普要“砍掉ISIS頭”的願望是真誠的。但是ISIS的和川普競選的利益完全同步已是一個事實。恐懼總是未來暴君的最佳盟友。
盡管川普的不受歡迎率特別高（大概65%），他已經開始顯示改變腔調的跡象，識相地轉向他在大選中設定的更加總統風格的模式。我懷疑對那些騎牆的傻瓜來說這會讓他們鬆了一口氣，也許會讓他們對他更打開心扉。暴君就像黑幫老大，知道微笑的價值：正是因為他所造成的恐懼，你更急迫地希望相信他的新溫情。這是好警察壞警察老套的一部分，對研究過普京執政的人來說毫不陌生。
隨著他鎖定對自己基礎群眾的吸引力，川普會在社會問題，比如流產，同性戀或是變性人權利上，轉向更溫和的立場，他已經想要修正共和黨的平台使它不再采用那麽嚴厲的立場。他在他的不一致上倒是格外一致，因為對他來說贏才是最後算數的。他反對Ted Cruz的理由是真實的，這位參議員在保守教條的地盤之外沒有任何的基礎，更不可能贏得大選。川普反對克林頓的論點更強大，有力，令人擔憂，“奸詐的希拉裏”就是他給她的綽號。
他的計劃很簡單。記得James Carville在1992年大選中的核心問題：變化還是老樣子？這種情緒一度讓希拉裏的丈夫當選，它也可能在秋天讓她的對手當選。如果你喜歡美國現在的樣子，選希拉裏。畢竟她在過去四分之一個世紀裏都是美國政治精英中的一員。更糟的是，希拉裏毫無能力來鼓動和激勵她的長期死忠之外的其他人。她迷失在新媒體裏麵，一直掙紮著擊敗一個74歲的社會主義者，這人才剛剛成為她的黨的一員。她自己的不受歡迎率隻比川普低11個百分點，比奧巴馬，John Kerry或是戈爾在競選的同期高多了。她越競選，不受歡迎率越高（包括在她自己黨內）。她有個戈爾問題，在今後四年歡迎她進入你的客廳的主意有時似乎相當令人不快。
很可能人口分布會挽救我們。美國已不再是一個白人多數的國家，川普的招牌議題非法移民，是他力量的源頭也是他的弱點。不管怎麽說，值得注意的是，特別是過去幾周，民調模型一直誤讀他受支持的廣度；在秋天的競選時他很可能屈膝討好少數族裔；那些確信他不能把新一波的白人選民帶到政治程序中的人應該記得2004年Karl Rove幫助設計反同性戀婚姻州憲法修正案增加了保守派選民的投票率。川普所需要的就是一撥受他競選的新能量和沒有奧巴馬的奧巴馬聯盟的統治要破裂所鼓舞少數族裔選票。西方過去幾年裏，從法國到英國到德國，民調一直錯過了右派興起的力量。
要是川普贏了白宮，對他的防守會很微弱。他很可能帶來共和黨在國會的大多數，參議院的共和黨人如果要擋他的路必定會遭受公眾巨大的狂怒。最高法院的4對4僵局會以對川普有利的方式化解。這會歸結於共和黨史無前例把空缺留著“等著人民決定”的策略，又一個超級民主對我們憲法防禦的巨大破壞。如果川普的政策被政府的其他部門牽製，他會如何反應？隻有看看他對共和黨提名程序的反應。他根本不在乎規則，而且他對憲法一知半解。今年初有一個真相暴露的時刻，當被問到如果軍隊拒絕執行對犯人施行酷刑的非法命令他會怎麽辦，川普隻是簡單地堅持軍人會服從：“他們不會拒絕，相信我，他們一定不會拒絕。”他後來修正了他的回答，但很大程度上展示了他運用權力的方式。切尼簽署了酷刑的非法命令並脅迫白宮律師編出荒謬的“法律”辯護。川普會讓切尼式的擁抱黑暗和無限製的行政權力顯得毫無雄心。
在他的1935年小說《會臨到這裏》，Sinclair Lewis寫了一個當時在歐洲傳播的法西斯主義如果在美國成功會發生什麽的反現實小說。這不是一部好小說，但是一直是一部有回音的小說。想象中的美國法西斯領袖，一位叫Buzz Windrip的參議員是一個“專業的普通人…但他的口才讓他放大成為普通人的二十倍，這樣其他的普通人可以明白他的每一個目的就是跟他們自己的一模一樣，他們看他如同高塔，他們舉起手來向他敬拜。”
他“低俗，基本是文盲，一個很容易被識破的當眾撒謊者，他的‘主意’大多是愚蠢的。”“‘我太了解媒體了，’Windrip一度發表見解，“幾乎所有的編輯都藏在蜘蛛洞裏，這些人對家庭和公共利益毫無興趣…策劃著如何能成就他們的謊言，提升他們自己的地位和填滿他們貪婪的錢包。’”
他迷戀貿易平衡，許諾立竿見影的經濟成功：“‘一直到這個國家能生產我們需要的每一樣東西我才會滿足…我們應該有這樣的貿易平衡，它能幫助我執行我被人批評但是完全可行的主張就是每個家庭每年有三千到五千。’”不管他的許諾多美好和空泛，他還是在提名大會上（也是克利夫蘭！）完全迷住了黨內的忠貞分子：“Windrip看著觀眾的那種強度說明他有戲，看著他們全部，他的目光慢慢地把他們從最高的邊緣位子上帶到了最近處，說服他們他與每一個人在直接，單獨地對話；他想要把他們每個人都放進他心裏；他對他們講的都是實話，那些瞞著他們的可怖，危險的事實。”
所有那些擋他道的精英們？被他們自己的失敗所打殘，對他們搖搖欲墜的地位灰心喪氣，他們先是嘲笑然後是屈服。一個孤獨的記者在大選前哀歎（他後來發現自己在一個集中營裏）:“我一定要記住Windrip隻是漩渦裏最輕的那個瓶塞。他沒有謀劃所有這些。是那些對聰明的政治家和錢權家族顯擺的公義憤怒。喔，如果不是一個Windrip，一定會有另一個，我們活該的，我們這些社會棟梁。”
81年後，我們很多人做了同樣的事。一個美國精英階層主理著巨大且日漸增長的公共赤字，沒能防止9/11，選擇了一場在中東的災難性戰爭，允許財經市場幾乎摧毀了全球經濟，現在這個如此分裂的國會正有效地把憲政民主變得無關輕重：“我們這些社會棟梁”應該被懲罰。川普現象的關鍵和有效的教訓就是如果精英不能以妥協來治國，局外人會最終試圖以公眾激情和蠻力來統治。
但是精英在民主中還是有用處的。他們的用處不在於他們是民主的敵人而是他們提供的關鍵原料把民主從自己手裏拯救出來。建製派們也許受到了打擊，精神渙散，對網絡的算法和一個天才蠱惑家的獨白無計可施，但現在不是放棄美國幾近獨特的平穩民主和精英責任的時候。這個國家已經承受了比現在更嚴峻的時刻而沒有屈從於極端的蠱惑；它避免了毀滅了歐洲的法西斯主義；它把卓越的民主能量的湧出用在憲政秩序上。說我們在這個民主時代需要精英似乎讓人震驚，特別是當我們周圍是巨大的貧富不均和精英的失敗。但是我們正因為如此需要他們來保護我們寶貴的民主毀於它自己的不穩定的過度民主。
那些笑測11月克林頓一麵倒勝利的民主黨人應該檢查自己的自滿並明白川普問題不再是黨派幸災樂禍的原因。它比這危險得多。那些還在支持左派蠱惑者，Bernie Sanders的人應該反省一下他們對希拉裏經驗和專長的批評，輕率地把那和腐敗混為一談正好正中川普的下懷。讓希拉裏來緩解她的黨的野心會讓人不忍目睹，因為正是她願意妥協的態度和模棱兩可讓美國人民覺得她特別不值得信任。但是她也許是我們最後剩下的來抗擊那威脅的可能。她需要抓住她敵人的致命之處，緩解讓讓川普得力的那種身份政治，不需歉疚地向人表明經驗和溫和不是罪過，直接麵對白人工薪階層的焦慮，民主黨人必須傾聽。
還有，那些拚命試圖用共和黨自己長期形成的提名程序來阻擋那個怪獸的共和黨人值得我們的熱烈支持，而不是厭惡。這不是提醒他們咎由自取的時候，這是提倡團結的時候，特別是他們目前凶多吉少。五月三號Ted Cruz和John Kasich在印第安納州麵臨他們的決定性一戰。他們需要用各種策略繼續戰鬥，一直到最後。共和黨的代表們試圖保衛自己的政黨免受一個外來的蠱惑家之害，在這個時刻，他們也是做該做的防止國內和種族的動亂，國際衝突和憲政危機。這些共和黨精英們有各種權力施行他們能找到的任何一個規則或程序障礙，他們應該拒絕被恐嚇。
如果他們在印第安納州或是克利夫蘭失敗了，這很可能，其實很簡單他們隻需要拋棄他們黨的候選人。他們應該抵抗任何忠誠地支持提名人或是棄選的誘惑。他們必須用任何機會與川普戰鬥，團結民主黨人和獨立派人士來反對他，並且準備好以犧牲一次大選來挽救他們的黨和他們的國家。
因為川普不光是一個極右翼的瘋狂政治家，或一個令人矚目的電視大觀，或一個推特奇葩和蹊蹺的工薪英雄，他不隻是另外一個讓電視評論員評頭論足的候選人。對我們的自由民主和憲政秩序而言，川普是一個大毀滅的事件。我們早該把他當做這樣來對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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