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和參加debate camp的女兒聊起沙特在也門的衝突和現在的敘利亞內戰，她感慨生活在這些國家人民的不幸，身陷在自己無法掌控的噩夢之中，無處可逃。其實每個世代何嚐不是有自己的命運！法國大革命時期的人們麵對斷頭台和雅各賓專政，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之後有長達70多年的老大哥無處不在的監控和古拉格。 就連我自己的成長歲月中也有二十多年置身於上世紀人類宏大的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的社會實驗之中。女兒感謝我把她生在美國，她知道自己是何其幸運，因為作為微小的個體在宏大的曆史車輪前麵隻有任由碾壓的命運。
這番關乎曆史與命運的交談，不禁讓我感慨在曆史的長河之中似乎沒有一個製度或機構可以長久彌新。直到有一天開車經過家門前的天主教會學校，看到大門前的草坪上赫然插著一條標牌“千年機構”。我第一次意識到基督教會或許真是人類曆史上唯一長存的有影響力的社會組織。
最近查考以弗所書，第二章有幾句話深深觸動我。
“你們..在所應許的諸約上是局外人”（EPH2：12）
“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這並不是出於自己， 乃是神所賜的；也不是出於行為，免得有人自誇。我們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穌裏造成的，為是叫我們行善，就是神所預備叫我們行的。”（EPH2：8-10）
“這樣，你們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與聖徒同國，是神家裏的人了。”（EPH2：19）
這幾個經節，扼要地概述了神和人所約定的永恒的契約。 整個舊約和新約聖經是曆史，政治，社會，法律，傳統的由來和變化的記錄。貫穿其中的就是這個永恒的契約。至少對兩千年來的西方文明而言，這個約定賦予了世界秩序與意義；信仰是有生命的，它體現在今天西方社會中諸多的行為規範和傳統中，從星期的起始和終結，法律的規條到社會的道德律。
但從200多年前，一度環繞世界的信仰之海，已經開始了它悲愴綿長的退潮期。潮水退去，剩下的世界是赤裸的創口，一個沒有喜樂，沒有愛，沒有光，沒有確定，沒有平安，沒有救助，唯有掙紮和逃亡的黑暗之地。當Matthew Arnold在多佛岸邊感歎自Sophocles在愛琴海邊聽到信仰之海的濤聲以降，這濤聲已經式微，在今天的社會中不過是單一的音符，不再和人們的生命共鳴。今天的世界傳統和信仰已然成了”髒字“， 精英學校裏保守派學生是少數派和黑羊。智力的角力，觀點的撞擊被政治正確和安全空間掣肘，漸漸地失聲。也許我們麵臨的是就是雅典後民主時期的所經曆的多數的暴政一樣的危機。
然而，就在200多年前的時代大動蕩之中，仍然有少數的智者能看穿曆史的迷霧。英國議會政治家Edmund Burke和法國宮廷外交家Alexis de Tocqueville在革命的喧囂中，從激進的個人主義和多數的暴政中認識到美國式民主的獨特之處的。”對美國人民而言，“Tocqueville寫道，”基督教的思想和自由的思想完全地融合為一體，根本不可能讓他們隻接受其中一個而不接受另一個。“ ”基督信仰不是一套曆史賦予的教條， 而是活在他們靈魂深處的信念“。
”Celui qui n’est pas républicain à vingt ans fait douter de la générosité de son âme; mais celui qui, après trente ans, persévère, fait douter de la rectitude de son esprit.“ 二十歲時不是共和黨人就是沒心，三十以後還是共和黨人就是無腦。
這句名言裏的黨派在曆史的語境之中常被替換成各種激進的政治派別：社會黨，左派，自由派等等。雖然沒有人確切知道這句名言的出處，但是跟Edmund Burke扯上關係倒是也很貼切。Burke和Tocqueville的洞見仍然深深地影響著今天的保守主義思潮。
Russell Kirk在他的“美國秩序之根”裏認為，美國的自由之根是在三千年前由希伯來人植下的。 這個根與”基督徒對人的責任，希望和救贖的理解“，以及中世紀的風俗，學識和熱忱交織在一起，更為兩個偉大的法律和自由的實踐所豐富---倫敦的英國議會政治和出自費城的獨立宣言和美國憲法。美國的秩序是一個五城傳奇（耶路撒冷，雅典，羅馬，倫敦和費城），美國理念在過去的200多年，成為山上之城，照亮世界的燈塔。
但如今，這山上之城已現頹態，燈塔之光漸暮。女兒所真切感受的生於美國的幸運還能持續多久？也許現在是開始重新思考保守主義，回歸傳統和信仰的時候。
Source：
https://www.heritage.org/political-process/report/the-roots-modern-conservative-thought-burke-ki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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