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洋月刊的10月號刊登了知名媒體作家George Packer的長文"當文化之戰臨到孩子們"。文中他回顧了自己孩子在紐約公立學校係統過去七年的經曆，剖析了自己作為家長在孩子教育選擇中的決策過程，以及麵對學校一係列激進的教學改革的兩難處境，是一篇少見的精英知識分子對當下教育領域中以"進步"的名義推行的許多社會政策和由此引起的各種亂象的尖銳批評。
私立的標價
在精英雲集的紐約，不管你是基金經理還是知名媒體作家，在孩子出生後立刻就要麵對是上私立幼兒園還是公立幼兒園的選擇。頂尖的私立幼兒園不光競爭激烈，更是收費不菲。孩子和家長必須經過麵試，不光孩子的智力，性格被全麵評估，家長的職業，收入，甚至言談舉止和價值體係也被衡量是否與學校匹配。Packer之子從2歲開始就經曆了這種以素質為篩選標準的錄取程序。家長們在這樣的競爭環境之中極其焦慮，生怕晚到一分鍾，走錯一步路，不安全感伴隨著他們所有的選擇。Packer之子有幸進入了最好的私立幼兒園，兩個老師15個學生；拉丁，詩歌，木偶劇，數論都由專家教授，一條龍到高中。這裏的孩子不用擔心中學和高中的升學考試，學校跟頂尖大學的招辦有密切關係。但是這樣的學校的標價是5萬美元一年，他們在孩子上大學之前就需要付一百五十萬美金。
在第二個孩子出生後，他們把兒子轉到了公立幼兒園。
理想的學校
Packer夫婦所住的區公立學校極其糟糕，連小區裏的黑人老太太都警告他們不要把孩子送去，於是他們開始在周圍的地區申請各式各樣的學校，直到他們找到一個跨學區的理想學校。這個學校的學生種族分布和紐約市的種族分布一致，38%白人，29%黑人，24%拉丁裔和7%的亞裔。盡管十分多元化，三分之二的學生仍然在標準化考試中勝出同齡孩子。學校的教學法以學生為中心，推崇體驗式的學習方式。對開明的白人家庭而言，沒有比這更理想的學校了。可是這個學校的錄取率隻有不到10%。Packer之子被放在了候補名單上。最後多虧Packer給學校領導寫信推銷自己的家庭和學校的理念如何匹配，他才得以在開學前被正式錄取了。
Packer的私校朋友們都覺得他們的決定就好像把中獎的彩票送人， 他們也拿不準自己的決定是否真正害了孩子，但是兒子義無反顧地去了公校，並很快如魚得水，交到了各種不同族裔和背景的孩子。他的好朋友馬科斯父母來自加勒比，父親開垃圾車，媽媽是保姆，馬科斯是靠抽獎錄取的。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Packer的兒子學到了每個人都是平等的，誰也不比誰高一等。雖然項目式教學法在基礎技能的訓練上差強人意，但是孩子在動手做的各種項目中學到了有意思的東西，特別對紐約的橋梁和地理著迷。
"進步"的代價
在奧巴馬當政的最後階段中，從2014年起美國社會開始萌生出新的變化。對奧巴馬的希望逐漸變成了失望和幻滅。隨著警察射殺身無寸鐵的黑人，好萊塢大佬的性騷擾醜聞和橄欖球中鋒的下跪抗議等種種事件之後，一種憤怒的情緒開始在30歲以下的開明人士中滋生蔓延，慢慢演變成為一種激進的平等主義意識形態，繼而體現在新鮮出爐的公共政策上：警察開始攜帶貼身攝像頭，非暴力犯獲減刑，工作場合行為被規範。這些“進步人士”通常是白人，受過良好的教育，來自富裕的背景。他們擁抱多元化和移民，把少數族裔麵臨的問題都歸結於種族主義，他們不認為政治正確是一個問題。
這種“進步”也波及到Packer兒子的學校，從2015冬天開始，學校開始鼓勵家長選擇退出標準化考試。一些家長和學校領導認為標化考試給學生和老師帶來了很大壓力，和教育的目的不符，標化考試對非白人學生有結構性的歧視，是一種機構性的種族主義。Packer兒子的學校成了紐約退出標化考試的急先鋒，學校要達到100%的退出率，於是草根的運動蛻變成道德專製，打壓不同意見的政治戲碼。家長不敢談論是否讓孩子參加考試，即使發現孩子學習中的缺漏，也隻能自己在外麵補習。對低收入和少數族裔的孩子，他們的退出或是被退出實質上加劇了他們的成績鴻溝。最後隻有15個孩子參加了考試，學校達到了95%的退出率。
最令Packer失望的是兒子五年級最重要的年終項目。學校沒有考試，學生的學習結果就是通過年終項目來展示。過去這樣的年終項目就像個一個博物館，以寫作，藝術手工等方式展示孩子們所學的知識和技能，令家長歎服。這一年Packer之子學習的都是種族政治的話題，他們的年終項目是關於社會活動者們如何拒絕邪惡，請命發聲的時興主題。但是這個主題沒有公民教育的根基，更沒有思辨的元素，他們的年終項目充滿了膚淺的理解和空洞的口號。
身份政治之弊
進步運動的另外一個戰場就是身份認同。Packer兒子學校從三年級開始組織學生討論種族，性別，殘疾這些身份認同的話題。當一個二年級女孩開始改用男性稱謂，男性裝束和男生廁所以後，學校不但沒有給她安排一個單間廁所，反而在兩年之內把學校的男廁女廁改成中性的學生廁所。結果男生不敢用小便器，女生不敢上廁所，有的孩子隻好在學校憋一整天回家解決問題。
Packer感歎道，“在政治中，身份是對被壓迫者的道德權威的訴求：我就是我，這就是我的觀點，就是真理。 身份政治始於平等，尊嚴和自由的普遍原則，但實際上，它本身就是目的-通常是一個死胡同，是一個陷阱，無法輕易逃脫，也可能沒有欲望來逃脫。 當阿亞娜·普萊斯利議員（Ayanna Pressley）說：‘我們再也不需要不想成為棕色聲音的棕色麵孔; 我們不需要不想成為黑人聲音的黑色麵孔’時， 身份政治顛覆了舊的，不值得信賴的製度，建立了一種新的道德等級製度，而不是平等的製度。 這種製度按群體身份受壓迫的程度對人進行排名。 它使種族這種可疑和險惡的社會建構成為定義個體的本質，完全無視自我和環境的因素。”
冰冷的現實
紐約的公校係統學生在進入初中時要經曆申請的過程。中學用算法把學生的學業和行為與他們所選擇的學校進行選擇和匹配。在經曆了六年“進步“的教學實驗之後，Packer一家又回到了按素質為篩選標準的殘酷現實中。Packer之子給一所“好”的中學錄取了，他的新學校裏三分之二是白人和華人，不到四分之一是黑人和拉丁裔，強烈的競爭創造了實質上種族隔離的學校。他的朋友馬科斯卻沒有這麽幸運，他被他不想去的中學錄取了，這所學校就在他們小學的樓上，采用的是一樣的“進步”教學思維，卻是全州最糟的中學之一。
但是Packer之子所去的中學再過兩年也不會存在了。紐約市長Bill de Blasio宣布要把這個學區作為一個種族融合的試點，取消競爭激烈的錄取製度，不再按成績，考試，出勤和行為來匹配學生與學校，而是按種族比例來分配名額，把52%的名額給弱勢學生。麵對家長的反對聲浪，在公共聽證會上學區祭出種族主義的大棒讓反對者禁言。教育局更花了2千3百萬來在教職工中推行強製的“反偏見”培訓。其中的一頁名為”白人至上文化“的培訓資料上羅列了“完美主義”， “個人主義”，“客觀”和“崇拜書麵文字”為白人至上主義的價值觀。在暴露種族偏見的同時，這個培訓製造了自己的偏見。
在Packer看來， “種族主義的遺產以及當今美國虛假的精英統治是使孩子們被困在原地和造成學校不平等的根本原因。 但是呼求反種族主義和放棄客觀標準不會創造真正的平等或彌合成績差距，隻會趕跑各族群裏堅信教育是基於真正的素質教育的家庭，從而加劇負麵的影響。如果融合是實現平等的必要條件，那是不夠的。平等遠比一個拒絕普適價值觀念的意識形態更重要。“
編譯感言 –-
在美國近年來以“進步”的名義所推行的社會政策影響下，公共教育已經到了危急的時刻。傳統教學法中重視掌握概念和技能的訓練讓位於在遊戲和項目中學習的方式；教師的傳道授業解惑被學生的自我發現，互助學習取代；客觀的考試讓位於主觀的評估；在多元化和包容的旗幟下，個人的言論和選擇被無聲地鉗製。其結果就是教學質量大幅下降，學生在走出校園之後發現自己的知識和技能無法應對現實社會的要求。單一的價值熏陶讓他們無法對複雜的社會問題進行批判性的思考，無法在不同意見中尋求妥協和協作的空間。在這個過程中越來越多有資源的家庭開始逃離公共教育，私立學校爆滿，特許學校遍地開花，公立教育有限的資源被進一步蠶食。進步運動旨在造福的少數族裔，特別是真正依賴公立教育的工薪階級不僅沒有獲取實質性的利益，反而成了進步運動的犧牲品。
值得欣慰的是越來越多的開明家長開始反思“進步主義”的負麵影響，大西洋月刊這樣的傳統左派媒體能夠發表這篇文章本身也許就是一個信號，也許撥亂反正的時候不遠了？
參考資料
Packer, George.（2019, October Issue，The Atlantic） When the Culture War Comes for the Kids. Retrieved from https://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19/10/when-the-culture-war-comes-for-the-kids/596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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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候園姐！關鍵是人口結構已經變了。。。
如果是說美國基礎教育 k-12 裏的K，那是5歲上的一年級之前的那個年級，的確是有公立私立之分，可是從文中上下文的意思來看：
“在孩子出生後立刻就要麵對是上私立幼兒園還是公立幼兒園的選擇”，
那作者的意思是說0-5歲上的幼兒園，美國叫preschool的，這個還有公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