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文鳴
自己的經曆和自己的紀實性作品，也有社會評論。
亂世中的高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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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我與小邱相識半年左右，小邱對我也十分滿意時，她的父親從縣份上來貴陽一次，估計是小邱寫信向他父親報告了自己有了男朋友，希望父親來貴陽看看。但印象中，我隻是和小邱父親打了一個照麵，他樣子不像農民，好像在縣城裏有工作領工資的人，她父親沒有和我交談。
小邱父親走了以後，魏然見到我，說你應該把自己的家庭情況告訴人家小邱。他說，在目前社會上，有些年輕人談戀愛，兩個人有感情就行；但多數人都講究把對方情況了解清楚，才談婚論嫁。這就像你申請入黨，要查你的家庭背景。聽了魏然的一番話，我找到小邱，把我的家庭出身成分告訴她，至於父母被遣返回內蒙老家等，我隱瞞未講。
小邱聽了以後，馬上低下頭，一臉沮喪。過了幾分鍾，她抬起頭，不滿地質問我：你為什麽不早一點告訴我？
我說，我認為談朋友是兩個人之間的事情，又不是申請入黨。小邱說，本來我們家出身也不好，如果我再找一個出身成分不好的，將來子女的前途都受影響。
小邱的想法，我完全能夠理解。所以，我說，既然這樣，你覺得我們兩個不合適，那麽我們可以分手。就這樣，我和小邱的戀愛以失敗而告終。
魏然見到我，了解到這種情況，鼓勵我說，別泄氣，你會遇到有緣分的人。實際上，我的智商和情商都不高，但我卻一直是一個清醒的現實主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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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全國各地紛紛辦起了“五七幹校”。貴州省文化局的幹部，以及其所屬劇團一些領導，加上局機關被揪出來進行審查批鬥的所謂走資派和有問題的人，也一同來到湄潭五七幹校。幹校在離湄潭縣城有十華裏的一個叫黃龍壩蝦子區的地方，蝦子區座落在遵義直通銅仁的公路幹線旁，在離公路很近的地方建有一個類似大工棚的房屋，整個省文化局及所屬單位的四連學員，都住在這個類似大工棚房屋內。這個房屋內大概有將近一百平米，室內中間是過道，過道兩邊用木板搭起來供學員睡覺的大通鋪。就是說，我們四五十幹校學員，晚上像民工一樣，一個挨著一個睡在這個大工棚的大通鋪上。至於每天的三餐，也像民工和部隊戰士一樣，由食堂供應大鍋飯菜。另外，省文化局在運動初期被揪出來的幾個“走資派”和有問題待審查的人，也一起來到這裏，大概有十來個人，他們被安排在附近一間小屋居住，與我們這些學員互相隔離，隻有在吃飯的時間，大家才在一個大木桶裏盛飯，一個盆裏舀菜。
省文化係統被送進五七幹校的幹部，編成為省五七幹校一大隊四連。全連學員每天除了早請示和晚匯報以外，沒有安排下地幹活，主要是學習“老三篇”和搞“憶比查”。所謂“老三篇”，是指毛選中的《紀念白求恩》、《為人民服務》和《愚公移山》；“憶比查”則是回憶、對比和查經曆及查思想的縮寫。
經過兩三年的造反奪權，以及對立派之間的武鬥，那時全國生產已經不正常，我們的幹校生活雖然糧食不定量，管吃飽，但吃的菜裏油水卻越來越少，大家嘴上不說，心裏都盼望吃點肉。在這種情況下，魏然幾個人發現小河裏飄下來一隻死豬，他們弄來交給食堂，加工煮一煮，給大家改善一次生活。後來領導知道以後，批評魏然等人違反紀律，說如果是瘟豬，導致大家生病，後果不堪想象。幸運的是，大家吃了死豬肉，沒一個人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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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校沒有教室和課堂，學習地點就是大家睡覺的大工棚門前，學毛選時，每個人都坐在自己的馬紮小凳上。如果遇到雨天，大家就坐在室內木板床上。當時幾乎人人都有一部毛選的精裝袖珍合訂本，這種袖珍合訂本比一般書要小，但所用的紙張非常薄，能夠把毛選四卷的內容全部收進去，印刷和裝訂質量也非常高。這種合訂本用的是紅色塑料封皮，十分精美，而且可以放在上衣口袋裏攜帶。當時為了搞個人崇拜，在國家經濟狀況非常緊張的情況下，印製毛澤東著作方麵卻不惜血本，動用了大量的人力和財力！
學習方法是先集體閱讀 ，大家打開毛選翻到老三篇，齊聲朗讀。集體朗讀結束以後，主持大家學習的京劇團副團長劉瑞亭就詢問，誰來背誦？按領導要求，老三篇不僅天天讀，而且要求每個人都會背。能把老三篇背下來，就算完成任務。四連的五七戰士都是文化人，多數人背功都沒問題，經過一段時間，陸陸續續有將近一半人能夠當眾把老三篇背下來。
我想，學習老三篇的目的，是讓我們學習白求恩作為一個醫生，他那種救死扶傷的忘我精神，學習張思德為人民服務及為人民利益而死的人生觀，學習愚公那種堅忍不拔實幹精神。但在學習方法上應該理論聯係實際，針對文章中一些感到不太清楚的地方，進行討論，這樣才會印象深刻。現在這種和尚念經式的集體朗讀和死記硬背，莫非不是一種形式主義和走過場嗎？這種學習會有什麽效果？這不是在浪費人的生命嗎？
另外，在學習《紀念白求恩》一文時，我就遇到這樣一些問題：如“白求恩同誌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精神，表現在他對工作的極端的負責任，對同誌對人民的極端的熱忱。”首先，“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人，在現實生活中是否存在？其次，“對工作的極端的負責任，對同誌對人民的極端的熱忱”和“毫不利己專門利人”是一回事嗎？第三，文章中要求我們要學習白求恩毫無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從這點出發，就可以變為大有利於人民的人。一個人能力有大小，但隻要有這點精神，就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於人民的人。” 什麽是“一個純粹的人”？什麽是“ 低級趣味”？
還有，在《為人民服務》中說：“因為我們是為人民服務的，所以，我們如果有缺點，就不怕別人批評指出。不管是什麽人，誰向我們指出都行。隻要你說得對，我們就改正。你說的辦法對人民有好處，我們就照你的辦。”然而，在1957年一些高校右派的發言材料中，我看其中很多高校師生不是為個人得失而是為人民的利益仗義執言的，為什麽把他們都打成右派？另外，1959年彭德懷給毛主席寫信提意見，他也不是為個人說話，而是為了改進工作，為什麽把彭德懷和支持他意見的人都打成“反黨集團”？
此外，在《愚公移山》裏，愚公為什麽不采用繞山修路的辦法？而非要挖山不止？並且用子子孫孫若幹代人的精力來幹這件事？智叟的意見難道沒有可取之處？……
麵對這些問題，我當時很想找人進行交流。但心裏也清楚，在當時的環境中，如果提出這些問題，弄不好就會說你懷疑毛澤東思想，是為右派和彭德懷反黨集團翻案，甚至打成“現行反革命”……所以，這些問題一直埋在心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