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意外情況的發生
正在我對歌劇創作心中充滿疑惑,提不起興趣時,縣文化館接到貴陽家中的電話,說妻子感到身體不適,去醫院看病檢查,發現她患了肝炎,要求我在鄉下買點白糖和雞蛋帶回去。因為醫生說,她是產後營養跟不上,導致肝炎發生。
妻子生第一胎是妊賑毒血症,做了剖腹產手術後,也是營養跟不上,差點要了她的命;現在第二胎,又是缺乏營養,得了肝炎,這種日子何時了?於是,我不得不向創作小組說明情況,請假回貴陽,小組同誌都沒意見。由於白糖和雞蛋在貴陽都是憑票供應,楊世福的 妻子在縣工商局工作,我便請楊世富的愛人幫忙,在縣裏商店開後門,買了一些白糖,又在趕場天的集市上買了一籃雞蛋,然後匆匆搭車趕回貴陽家中。
回到貴陽以後,我向館領導說明家中有特殊情況,館領導又向局領導做了匯報。局領導和館領導研究,要求我把張羽花的事跡寫成連環畫腳本,然後請搞美術的同誌畫了幾十張連環畫,在貴陽市繁華的大十字街道展出,算是按中央指示精神,大力宣傳了張羽花反單幹的英雄事跡。當然,張羽花的所謂“英雄事跡”,也隻能按領導的意圖進行虛構,說她是反包產到戶,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等等。
妻子的肝炎病,看來的確是由於營養不良所造成,她在加強營養的同時,又吃了一些護肝藥,病情很快轉好。
我上班找到館領導,館領導也沒有再要求我去德江參加集體創作。至於周毅、張宗孝及吳桐琪何時返回貴陽,歌劇創作進展如何,我也沒有再去關心。因為我對歌劇創作本來就沒有信心,所以,他們回到貴陽以後,也沒有再和我聯係。實際上,我等於是自動退出了歌劇創作小組。至於這部寄托領導希望的歌劇創作,到底進展如何,我也沒有關心,好像事情不了了之,貴州文藝界似乎也沒有人知道這件事,而兩年後毛去世,接著抓捕四人幫,曆史掀開新的一頁。
7、人生結局
在這裏,我想把創作小組幾個成員的人生結局做個簡單交代。
首先是周毅,令人沒有想到的是,僅僅過了三年多的時間,在毛去世並抓捕了四人幫以後,由於他是省歌舞團的造反派頭頭,一把手,成為“清查運動”的審查對象,在歌舞團隔離審查期間,可能由於對前途命運的絕望,他拋下老婆孩子,夜深人靜時,跑到城邊的小山上自縊身亡。關於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經曆,筆者曾經寫有一篇紀實文字《英年早逝的周毅》,比較詳細記載了他在貴州的經曆。
其次是張宗孝,在1977年的“清查運動”中,他也因為是省歌舞團的造反派頭頭,進了省軍區三所的“清查運動學習班”,進行檢查交代。當然,在這次清查運動中,幾乎所有被清查的造反派頭頭都是一個調子——響應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號召起來造反,隻知道四人幫是毛主席的人,不知道他們是“反革命集團”。因此,在這個無法否認的邏輯麵前,重新上台掌權的“走資派”也心知肚明,要給這些人定罪,很有難度。所以,省文化係統四五十個被審查對象,在“清查運動學習班”折騰一兩個月,除文化係統一把手陳維榮以破壞軍婚定罪外,最後也隻能給這些造反派頭頭寫個結論,作鳥獸散。當然,進了“清查運動學習班”的這些審查對象,回到自己所在的單位以後,都成為新時期政治上不再受重用的邊緣人物。張宗孝看到周毅選擇了一條絕路,他想到自己在省歌舞團今後的日子也不會好過,便和搞樂器的妻子一起申請調到省群眾藝術館的音樂舞蹈組。實際上,省群眾藝術館除編輯部每天正常上半天班外,其它幾個組都是每周到館裏政治學習一次,其餘時間都是在家自由活動,每月領工資。張宗孝後來與我家住在一棟大樓,我妻子經常到他家打麻將,至於他的音樂創作情況,我不太了解。2019年我和老伴回貴陽探親,問和他同在藝術館工作的同事,說他已經去世。
關於吳桐琪,他分到貴州以後,覺得貴州是一個鬼地方,從到貴陽第一天起,就感到不爽。粉碎四人幫以後,他回北京活動,本想返回北京,結果願望沒有實現,便帶著老婆孩子全家調到河北石家莊,到文化廳工作。在80年代初期,大力啟用年輕化和知識化幹部時,由於他畢業於名牌藝術院校,給人得印象是成熟穩重,加上他善於走上層路線,因此,河北省委組織部準備提拔吳桐琪進入河北省文化廳的領導班子,便派專人到貴州來了解吳桐琪在文革期間的表現。外調人員走訪了原貴州省文化局多人,大家幾乎眾口一詞,說吳桐琪在政治上是個風派人物,投機分子等等,而且舉出不少例證。結果吳桐琪進河北省文化廳領導班子的考慮被取消。由於他和妻子的婚姻十分勉強(見《一個精明人的文革經曆》一文),而且他曾經打過妻子,所以,上海音樂學院畢業的妻子在一家人調到石家莊以後,和吳桐琪離異,帶著兩個孩子去了美國,投奔在美國的父母。吳桐琪又和河北承德一位女演員再婚,對他後來的情況,就再也不知道了。
最後,關於楊世富。自從1974年我們相識以後,由於我們同屬於省群眾文化係統,在工作中仍然時有聯係。在接觸中,他給我留下的印象是:喜歡讀書看報,喜歡思考問題,也喜歡動筆寫作,因而他對中國文藝界的情況非常熟悉,是一個勤奮並且很有頭腦的文化人。我們碰在一起,有不少共同語言,很是聊得來。我覺得,從楊世富的思想和藝術修養來看,他在省級任何一家報刊雜誌當一名編輯,都是稱職的,讓他呆在窮鄉僻壤的縣文化館,的確如他妻子所說,是懷才不遇,有點屈才。
然而,令我沒有想到的是,八九六四鎮壓以後,楊世富給北京一家全國著名的報紙寫了一篇文藝評論文章,批評中國文藝界的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種種表現。文章發表以後,引起中共思想文化界某些高層領導的重視,親自下令把楊世富召到北京,麵見這位在西南邊陲而默默無聞的文藝評論家。這些高層領導對楊世富在評論文章中表現出來的文藝觀點和文藝修養十分讚賞。可惜,當這些領導人見到楊世富以後,知道他已經接近退休年紀,無法把他調到北京文藝界去工作,這對楊世福來說,一個改變命運的機會喪失,自然遺憾萬分。
楊世富從北京回到貴州以後,考慮去不了北京,至少從德江縣調到省會貴陽沒問題。但省文聯的領導卻遲遲沒有和他聯係,他便寫了一封信給我,希望我到省文聯向領導介紹一下他的情況,做些工作,最好能把他從縣份上調到省會貴陽來工作。
實際上,我當時已經調到某高校學報編輯部工作,我就把精力完全集中在辦好高校的學報工作之中,沒有再給文藝刊物寫稿。可以說,我已經逐漸淡出省文藝界。另外,我和省文聯的領導僅僅是開會見麵認識,完全沒有打過交道。但是想到楊世福的確是一個難得的文藝人才,加上我妻子患肝炎那年,在物資十分缺乏的時候,他妻子幫忙買白糖,理應報答雪中送炭之恩;然而,據我了解,從專州縣調上來,需要一個具體接受單位,才有可能調到貴陽。那麽,哪個單位會要一個接近退休年齡的文化人?想來想去,感到自己實在無能為力……。
還有,八九六四鎮壓徹底摧毀了我的信念,使我在半年多的時間裏無法正常工作,業餘時間幾乎都是和同事及朋友談論六四事件。而楊世富竟然在這個事件以後,寫文章批判思想解放運動中文藝界出現的所謂“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種種表現”,這種行為令我感到十分困惑不解。因此,我給楊世富寫了一封回信,把我目前的情況和我對這個問題的想法如實告訴他,同時把六四鎮壓後,我所接觸到的親朋好友和同事們的看法也告訴他,信發出去以後,楊世富就再也沒有和我聯係和來往。
2025/12/8 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