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文鳴
自己的經曆和自己的紀實性作品，也有社會評論。
從凡人到超人
《我要安樂死》的作者鄧紹斌，是怎樣從一個全癱臥床的殘疾人，成為“香港超人”? 他的經曆又給我們一些什麽啟示？
該書告訴我們，鄧紹斌本是一個普通的香港大專畢業生。他生在香港一個平凡的職員家庭，全家靠父母勤奮工作維持生活。作者在書中寫，他高中階段由於貪睡，“走失了英文主項目的重要成績，以致被貶到中四文科至為堪虞的一班”。經過一番努力，才使學業改觀。（第040頁）另外，作者在書中還提到，他“兩次高級程度會考名落孫山”，父母準備送他到加拿大讀書，但他執意留港。（不知是不是因他在19歲讀高中時就已經有了女友，從而不願意離開香港？）他選擇讀羅富國教育學院二年製體育及社會選修科。他講：“其實我對人生的看法既膚淺又短視，隻不過希望做一個吃飯拉屎的凡俗人，擁有溫暖的家，可以生兒育女，勤奮工作，實現夢想，安享晚年而已”。（第034頁）而他的夢想則是：“一心致力組織上有高堂，下有妻小的安樂窩，凡是假期，扶老攜幼，周遊列國，享盡世間美饌佳肴”。（第040頁）可見，他和許多普通香港年輕人一樣，人生目的隻是追求一般人過的日子，並沒有立誌出人頭地的雄心壯誌。
從書中看，改變鄧紹斌命運軌跡的自然是那場意外受傷。在全癱臥床的困境中，他的同學好友為了幫他擺脫精神痛苦，給他裝了一台電腦，並教他學習掌握電腦的有關知識和應用技能。眾所周知，一個正常人要使用電腦，都要有一個刻苦學習和反複操練的過程，特別是在電腦上寫作，不僅要會操作電腦，而且還要掌握拚音或用五筆字型打字。而電腦寫作中，有時需要兩隻手同時操作，才能完成一個指令；另外，有時還會遇到“死機”——打好的文件若沒存盤，會全部無影無蹤……所以，一般人掌握電腦寫作，要下許多功夫，而鄧紹斌癱在床上四肢無法移動，在這種情況下，他經過艱苦努力，用口含筷子進行操作，掌握了電腦寫作和上網，這實在是一般人難以企及！
鄧紹斌向超人邁進的第二步，是鍥而不舍地堅持安樂死訴求。最初，他用電腦僅僅是玩電腦遊戲，“多了一個玩具蒸發時間”（第104頁），使他整天臥床看天花板和看電視的單調枯燥日子有所改善，讓他暫時忘記病床上的無奈和痛苦。當他從新聞中得知“英國一名癱瘓的婦女獲法院裁定有權結束自己的生命”時，他受到啟發，精神生活發生了巨變。因為他曾經多次尋求結束自己的生命而沒有成功，有了這位英國婦女的例子，他在律師的建議下，給當時的香港特首董建華寫信，希望“在立法會上提出議案討論，在人權法內增加可選擇死亡的條文。”同時，他在信中還提到：“在美國、英國、荷蘭、澳洲等先進地方已經有類似我這種個案得到通過。”（第125頁）顯然，他是從網上了解到外國關於安樂死的一些資訊；另外從這封信中還可以看出，他對自己的處境和前途命運有非常清醒的認識，而對生命和死亡也有著透徹的了解，已經有了視死如歸的大無畏勇氣和決心。
其次，在安樂死的訴求中，鄧紹斌還展現出他超乎常人的頑強意誌。如他寫給香港特首董建華的信，等到的卻是香港衛生福利及食物局助理秘書長的電子郵件回函，內容無非是幾句鼓勵性話語。（見127頁）顯然，董建華對鄧紹斌的尋求安樂死立法的信，理解為僅僅是一封求助信，所以他不發給立法會而是送達衛生福利及食物局；而該局不調查不研究，僅僅用幾句空話來搪塞應付。一般人遇到這種官僚主義態度，往往是灰心喪氣，對官僚機構不再抱什麽希望；而鄧紹斌不然，他則繼續努力：“我翻查網上資料，對於香港奉行的普通法似乎有另一版本的演繹，故而我去信法律援助署，並申明欲將繁複的人權法呈送法庭重新檢視”。去函自然又是石沉大海，在他已經感到無望時，才收到法律援助署“十數字說這不是他們的工作範圍”的回函。（同上）麵對又一次碰壁，一般人往往心灰意冷；但鄧紹斌仍然不屈不撓，再次給香港立法會的60名議員各發一封信，表達他的訴求。
這次努力，終於引起香港媒體的關注，在媒體廣泛報道了他尋求安樂死的事件以後，在鋪天蓋地的輿論壓力下，鄧紹斌的訴求才真正引起香港官方的注意。所以，鄧紹斌在尋求安樂死的訴求中，充分表現出他超出一般人的勇氣、才能、智慧和堅定意誌，這又是一般人難以做到的。
鄧紹斌真正被譽為“香港超人”，則是《我要安樂死》的撰寫和出版。最初，鄧紹斌並沒有寫自傳的念頭，香港媒體大肆報道他尋求安樂死的新聞以後，引起香港市民對香港政府的批評，並開展為鄧紹斌的捐款活動。在這種形勢下，鄧紹斌為了回應香港各界的聲援，他寫了一篇給香港市民的公開信在媒體上發表。這封信，一方麵對香港市民的關心、慰問以及捐助表示感謝；另一方麵則申明自己並不缺少父母家人和同學朋友的愛，尋求安樂死的原因主要是想結束自己生不如死的痛苦生活。應香港媒體的要求，鄧紹斌又陸續寫了幾篇文章發表。人們發現，鄧紹斌雖然是個整天臥床的全癱殘疾人，但他才思敏捷，思路清晰，邏輯嚴密，文章寫得言簡意賅，情理並茂，展現出他不僅有相當高的思想水平，而且還有非常出色的文字表達能力。於是，從香港影星到媒體記者，都鼓勵他多寫，指出這對社會和對他自己都很有意義。正是在這種讚揚和鼓勵下，他從2006年3月末開始動手寫回憶錄，不到一年時間，就完成了自傳的寫作和出版。
由於《我要安樂死》一書不僅真實生動地記述了一個全癱殘疾人十多年在病床上苦不堪言的經曆；寫出父親和同學朋友的大愛；而且，還從一個獨特的視角，揭示出香港醫護人員中一些人的冷漠和同情心的缺失；批評了香港一些行政立法機構的官僚主義作風和抱殘守缺；另外，還對基督教和《聖經》中的許多觀點提出質疑和批判……總之，《我要安樂死》絕非是一部普通的自傳，它既可以看成是一個全癱殘疾人心路曆程的真實記錄，又可以看成是香港社會的一部特殊的檔案材料，也可以說它是一部振聾發聵的社會批判文稿……從這個意義來看，這部自傳應該說是一筆難得的推動人類社會發展進步的精神財富。因此，鄧紹斌被稱為“香港超人”應該說是當之無愧。
兩千多年前的史學家司馬遷曾經指出，周文王被拘禁寫出《周易》，孔子顛沛流離不得誌而作《春秋》，屈原被流放乃賦《離騷》，左丘明失明而寫作《國語》，孫臏雙腿殘疾有《孫子兵法》……就是說，許多傳世之作，往往是“大底聖賢發奮之所為作也。”（見《報任少卿書》）兩千年後的鄧紹斌從普通人成為香港超人，也恰恰是這樣一個範例。試想，盡管在該書序言中鄧紹斌的父親講鄧紹斌“自小活潑好動，資質也不錯”。但是，如果沒有那場意外受傷成為全癱殘疾人，他也許會按照自己的人生規劃走一條完全不同的人生之旅；而恰恰是突然而至的災禍和厄運，讓他陷入痛苦不堪的生存困境。為了擺脫這種困境，他的聰明好學，性格頑強，悟性好，有獨立人格和獨立思考精神以及有一定文學天賦等潛質才被激發出來，從而把他從凡人打造成超人。這說明人生旅途中的坎坷和不幸可能讓人一蹶不振，但厄運往往也是打造出類拔萃人才的熔爐。
2021/6/5
附錄：鄧紹斌的最後日子
據網上資訊，2007年鄧紹斌出版自傳《我要安樂死》以後，又寫了一本叫《總有一次失敗》的書，內容是介紹香港他曾經交往和熟悉的13位朋友，他（她）們分別是：沈祖堯、餘若薇、高永文、何俊仁、陳婉嫻、孫明揚、胡定旭、車淑梅、譚詠麟、羅燦、邱文華、陳凱欣、張學友。全癱臥床的十多年裏，他對人生中的生與死進行過深入的思考，而走過安樂死訴求的人生低穀後，他重新叩問人生命運中的失敗與成功。該書筆者沒有機會閱讀，據說“斌仔這次不談積極人生，是否可以救贖無助冰冷的心，不談是生或是死的問題，不談這些。這次全是講述生命的故事，無論如何風光的人物，背後總有失敗，一切全在於一念之差。試看斌仔眼中的這十三位英雄如何走過生命中一道又一道低穀，迎向豐盛的人生。”
另據網載，鄧紹斌於2012年12月9日在香港病逝，終年43歲。
2021/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