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文鳴
自己的經曆和自己的紀實性作品，也有社會評論。
我的“大串聯”經曆
潘文鳴
1966年的春夏之交，全國所有中學和大專院校停課鬧革命，接著，北京紅衛兵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報紙社論引導下，在北京掀起一股血腥的“紅色恐怖”浪潮，把北京市內搞得血雨腥風，然後這些失去理智的紅衛兵，又殺向全國各省的大中城市，煽風點火，複製北京的“紅色恐怖”，使整個中國社會陷入一片混亂之中。
為了方便紅衛兵在全國範圍內興風作浪，按毛澤東的旨意，又宣布紅衛兵可以免費乘車坐船，住宿吃飯也不收錢。於是在中國又導演了一場“大串聯”運動，一時使全國交通係統陷入一片混亂和擁擠狀態。不久，許多機關幹部和個別企事業職工也陸續參加到“大串聯”的隊伍之中。
對於當年參加過“大串聯”的人來說，每個人都有一段自己的記憶。我當時作為一個剛剛走向社會的大學畢業生，實際上是借“大串聯”的機會，懷著沉重的心情，由貴陽回北京探親。那時，父母和幾個弟弟妹妹在運動初期已經被遣返回老家，但我還有倆個已經出嫁的妹妹住在北京。到了北京，順便看望兩個妹妹，然後再回母校中戲看看，這便是我參加“大串聯”的主要經曆。
由於文革已經過去半個多世紀，許多經曆文革運動的人已經謝世，而中國掌權者又千方百計對文革的真相泥封土掩，所以，在這種情況下，為了使後代讀者對當時的紅衛兵運動和“大串聯”有更具體的了解，筆者除了把自己的“大串聯”中的所見所聞如實寫出來留存後世以外，還從網上搜尋了文革初期在北京發生的一些重大事件的文字記述，作為該文附錄，一並提供給廣大讀者參考。
1、我家的災難突然降臨
文革初期，在貴陽我先後接到二弟文博的兩封信。一封是66年6月份寫來的，說是他被北京海澱區教育局的四清工作團打成“壞分子”，開除公職，回南苑大隊監督勞動，接受改造。
這個消息使我感到非常意外，二弟文博當時年僅23歲，剛剛走上小教工作崗位不到兩年，他怎麽會出這麽大問題？這真是讓人難以想象！心想，家裏父親是富農分子，他使我們兄弟姐妹在社會上抬不起頭來，思想包袱一直壓在心頭；而現在文博弟突然也成了五類分子（地富反壞右）中的一份子，這不是使全家本來低下的社會地位，更是雪上加霜嗎？
真是禍不單行。沒有好久，在9月份，文博弟又來信告訴我，說9月1日父母加上他，被南苑大隊紅衛兵喊到大隊打了一頓，第二天一輛解放牌大卡車開到家門口，把父母及三個妹妹，加上他和文平弟全家7口人，強迫全家上車拉到北京火車站，由南苑大隊紅衛兵押送回內蒙寧城縣老家。回去以後，沒地方住，沒有糧食吃，全靠親戚幫助，日子十分難過……
這兩個突然來的消息，使我的心情一下子跌落到穀底，對文革運動由困惑而變成恐懼。心想，土改運動是針對地主富農，五七年反右是針對那些給黨提意見的人，四清運動是針對農村“四不清幹部”，這次文化大革命針對黨內“走資派”和一切“牛鬼蛇神”，那麽，我的父母是屬於“牛鬼蛇神”？我的弟弟妹妹又屬於什麽？他們不是屬於“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嗎？怎麽連他們也不放過？下一步會不會也會搞到我的頭上？想到這裏，不免讓人心驚膽戰……
又想，目前我身處離家幾千公裏以外的貴陽，作為家裏的長兄，家裏唯一的一個大學畢業生，在這個全家遇到如此重大災難的時刻，我該怎麽辦？我心急如焚，但又無可奈何。
兩封信使我的情緒變得十分低落，盡管貴陽市的文化大革命轟轟烈烈，而且每天都有新鮮事發生，我卻不再關心。我每天魂不守舍，打不起精神，如同害了大病。而且，一躺在床上，就是想到北京親人被掃地出門的情景，想象全家被趕回老家以後他們的生活困境，另外，也開始為自己今後的前途命運擔憂……
就在我情緒低落和憂心忡忡混日子的時候，突然聽說，局機關幹部也可以出去串聯，而且單位可以預支出差費。於是，想到自己離開北京已經整整一年，在貴陽現在也無所事事，精神振作不起來，不妨借機回北京看看，好在北京還有兩個妹妹家，看看她們的情況如何，具體了解一下北京的運動到底是如何搞法……
就這樣，在66年的秋末時節，懷著滿腔惆悵和不安，開始啟程我的“大串聯”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