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文鳴
自己的經曆和自己的紀實性作品，也有社會評論。
文革中有這樣一個冤魂
潘文鳴
關於文革中的冤魂，我是這樣理解的：在正常情況下不應該死的，由於文化大革命運動而死亡的人，都應該算是冤魂。這其中包括在文革運動初期的所謂紅色恐怖中，北京有上千人死於紅衛兵的皮帶和棍棒之下；全國一些社會知名人物不堪紅衛兵的淩辱，選擇了自殺；還有就是運動中有人因為對文革有不同看法而被打成“現行反革命”被執行槍決；另外，就是在1966年8月份，北京大興縣對出身成分不好的所謂四類分子進行的大屠殺；68年中央發布《73布告》以後，廣西一些地區在當地軍代表策劃和指揮下，對所謂22中人進行的大屠殺；還有湖南道真發生同樣性質的屠殺；另外，就是造反派在武鬥中雙方的死亡者……所有以上這些在文革中死去的人，都應該說死得冤枉，假如人死以後還有魂魄的話，他們的魂魄人們就稱其為冤魂。
我下麵介紹的這個文革中發生的死亡事件，雖然不屬於以上幾種情況，並且性質有些特殊，但死者我認為也應該屬於文革中的冤魂。
那是在文革結束以後，一天省稅務局的一位朋友和他的妻子一起來我家玩，這位朋友曾經在部隊呆過，他轉業到地方以後在省稅局級機關當辦公室主任，省稅刊的主編。他平日認真鑽研黨和政府的文件，謹言慎行，不是信得過的朋友，他從來不講一句出格的話。那天，在飯桌上喝了點酒，他的談性上來，我們談起文革中的冤假錯案，他向我講述了在部隊發生的這個故事。
他說，他有一個戰友平日對政治比較關心，文革期間的新聞廣播天天聽，兩報一刊（《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和造反派的小報，他都喜歡看,而且對一些政治問題還喜歡議論一番。這在文革初期，人們普遍關心文化大革命運動，議論國家大事的人很多，也是非常普遍的現象。
但是到了60年代末，文化大革命開始進入了多事之秋，由於造反派之間爭權奪利，武鬥不休，全國實行了軍管，各單位進駐了軍代表。接著，在全國範圍掀起“一打三反”，“清理階級隊伍”等等運動，說是要深挖階級敵人，嚴厲打擊反革命分子的破壞活動等等。就在這種形勢下，那位喜歡議論政治的戰友突然被抓，宣布說他是隱藏在革命隊伍中的“現行反革命分子”。
原來他在和另一個戰友聊天時，曾經談論過自己對林彪的看法。他說，林彪現在這麽紅，可能好景不長，你看他那樣子就像一個奸臣。1962年七千人大會上，多數人都對大躍進、大煉鋼鐵、人民公社有意見，對農村餓死人有看法，這些意見和看法自然是針對毛主席的，劉少奇在會上也認為困難時期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可是隻有林彪說這些問題的發生，完全是由於底下的幹部沒有按毛澤東思想辦事造成的。你說林彪這不是睜著眼瞎說嗎？這種人會有好下場嗎？另外，他林彪說毛主席的話“一句頂一萬句”，這種說法不是太過分，太誇張了嗎？讓人聽起來都覺得肉麻！ ……總之，他對當時毛主席的接班人，說了一些很不敬的話。
兩個朋友閑聊，說者回去就忘了；而聽者卻覺得這位議論林彪的朋友講得有點問題。因為當時林彪紅得發紫，革命群眾每天在早請示和晚匯報中，都是齊聲高喊：“祝我們心中的紅太陽，偉大的導師，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毛主席萬壽無疆！祝我們的副統帥林副主席永遠健康！”林彪是我們的副統帥，怎麽能說他是“奸臣”呢？
就在按照中央文件精神開展“深挖階級敵人”和打擊“現行反革命”活動時，大會動員，小會表態，又形成一種高壓態勢。在這種形勢下，部隊“那位朋友”開始晚上睡不好覺，他左思右想，覺得自己聽了議論林彪的那些反動言論不向組織匯報，如果查出來，自己就是覺悟不高，思想立場有問題，就是對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不忠，弄不好自己可能還要降級受處分，另外，這些可能還要寫入檔案中，那麽以後提級加薪都要受影響……總之，他想來想去，幾乎徹夜難眠。經過思想反複鬥爭，他覺得聽見錯誤的言論不報告是過不了關的，於是他把那位朋友私下對林彪的議論，向組織做了匯報。
領導聽了他的匯報，要求他寫一個書麵材料，時間地點等寫清楚。這個檢舉材料很快上報到上級組織，上級領導看了這份材料以後，覺得這個“攻擊副統帥”的幹部是一個不折不扣隱藏在部隊裏的階級敵人，立即抓起來，很快就以“現行反革命”罪判處死刑。
聽到這個消息，那位向組織匯報的戰友立即陷入恐懼和不安之中。因為他沒想到，他的檢舉揭發會導致跟私下和自己議論的戰友會判死刑！於是，他再次陷入寢食不安之中。特別是每次看到那位被判死刑的妻室兒女，他連頭都不敢抬，覺得十分內疚，實在是對不起那位朋友和他的妻室兒女，晚上一閉上眼，朋友兒女那雙目光，竟像錐子一樣使他不寒而栗！他知道自己太自私了，後悔把朋友私下講的話向組織匯報。可是，潑出去的水是收不回來的，事已至此，還有什麽補救的辦法呢？他想來想去，也找不到一點點辦法。經過一段時間的痛苦精神折磨，他覺得自己活下去已經沒有必要，於是他選擇了上吊自殺……
然而，就在這位戰友自殺以後沒幾天，林彪墜機事件發生，那位以“現行反革命罪”被判死刑的朋友，因為主管這類案件的高層還沒有審核批下來，就躲過了一死，很快被無罪釋放。
看了這個故事，有人可能認為這是文革中的一個偶然事件，意義不大。但實際上，在這個偶然事件裏卻可以使我們看出中共和專製社會的一些本質特征：
首先，對於因議論林彪而被判處死刑這個事件，我們馬上會想到的是專製社會的野蠻和殘暴。因為在任何民主國家，議論和批評政府領導人是公民的基本權利，即使批評十分尖銳，也受到法律保護；而在專製社會，議論或批評領導人，就可以構成犯罪，到了文革期間則會殺頭，說明文革期間中國大陸已經完全變成一個野蠻的封建法西斯社會。
如果我們進一步思考，不能不想到中共從建黨以來的做法，就是他們根據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學說，一直用階級性來取代人性，對人性論和人道主義不斷進行撻伐。在革命隊伍中，一旦發現一個人還有良知和正義感，不是開會批評鬥爭就是扣上各種帽子，打入十八層地獄，甚至肉體消滅。值得注意的是，曆來部隊都是進行洗腦最嚴酷的地方，但在文革期間仍然有部隊幹部敢於私下批判林彪的言行，這說明人們心中的良知和正義感，並不那麽容易。另一方麵，我們看到，那位部隊幹部無非是說出當時許多中國人內心的想法和看法，是用正常的是非善惡標準來評判林彪的言行，卻給他帶來了殺身之禍。所以，這個案例告訴世人:中共多年來從理論和實踐上反對人性論和人道主義，其實質是要滅絕人性；另一方麵，盡管中共多年來通過一次又一次洗腦運動，對人性進行挑戰，但人類的良知是很難徹底摧毀的。
其次，那位上吊自殺的部隊幹部，他雖然不是被紅衛兵打死，也不是因不堪淩辱而自殺，他為了自保，檢舉揭發了自己的戰友。實際上，在中共的告密文化盛行的年代，從上到下，這種現象非常普遍，而且受到官方的鼓勵和支持。具體到這位告密者，他不像文革中許多紅衛中兵和造反派那樣，對自己幹的許多傷天害理的事情都不以為然，並且努力去找借口，把責任都推到客觀方麵；而這位告密者聽說被自己檢舉揭發的戰友被判死刑以後，他在自己良心的譴責下，在走投無路的痛苦中，選擇了結束自己的生命。這說明他仍然是一個良知未泯的人，一個有人性的人。但在文革中，這種能夠接受官方的洗腦宣傳，並且能夠順從官方要求辦事的人，倘若仍然還有一些良知的人，仍然很難活下去。大量事實告訴人們，在中共的專製社會，隻有那些徹底被洗腦，不講道德良心，沒有人性的人，才會如魚得水，生活得愉快。
最後，在文革中期發生的這個充滿偶然性和戲劇性的死亡事件裏，我們除了看到文革的恐怖、殘暴、血腥和滅絕人性以外，還看到了一種十分可笑的荒誕。比如林彪昨天還是高高在上的國家領導人，全國人民還在高喊祝他永遠健康，913事件之後，一夜之間就成了全國人民口誅筆伐的“反革命叛徒”；那位因議論林彪昨天還是一個被判死刑的“現行反革命分子”，913事件發生以後，一夜之間又可以無罪釋放……所有這些，都讓人感到十分滑稽，又十分荒誕！當然，在後人看來，整個十年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中國大陸在暴君毛澤東喪失理性的情況下，導演的一場鬧劇。
2016/7/4
附錄：對於文革中的死傷人數，辛子陵《紅太陽的隕落——千秋功罪毛澤東》一書的結束語中稱：“文革十年，照葉劍英1978年12月13日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式上的說法，整了一億人，死了2000萬人，浪費了8000億人民幣。”葉劍英是當時黨中央副主席，是抓捕四人幫的決策者之一，他的報告是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作的，所以他的說法肯定不是沒有根據的。
不過，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單位合編的《建國以來曆次政治運動事實》裏，比較具體的記述是：“1984年5月，中共中央又經過兩年零7個月的全麵調查、核實，重新統計的文革有關數字是：420萬餘人被關押審查；172萬8千餘人非正常死亡；13萬5千餘人被以現行反革命罪判處死刑；武鬥中死亡23萬7千餘人，703萬餘人傷殘；7萬1千2百餘個家庭被毀。”根據這份統計資料，文革中的死亡人數總共是210萬，傷殘者為703萬。這是一份官方的統計材料，也有一定權威性。
不管是葉劍英說的2000萬，還是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提供的統計材料中的210萬，應該說都是一些冰冷的數字，我們還需要知道的是:這些死難者在文革運動中是怎樣死的？奪去他們寶貴生命的凶手是誰？罪魁禍首又是誰？我們國家和民族怎樣才能避免這種慘禍？等等。所以，對於親曆文革的人來說，記述文革十年的種種經曆，是保存中華民族完整曆史的一種不能推卸的曆史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