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悶歲月裏的眾生（5）

一對年輕黨員夫妻的沮喪

     

      六四鎮壓和清查運動後，人們不再關心政治，而是把心思放在柴米油鹽和住房等等生活具體問題上。小魯和小鄭夫妻都是中共黨員，先後從省高法和市團委調進我校任教。他們的孩子已經到了上學的年齡，可是他們夫妻卻和另一對年輕夫妻同住一套房內。而學院總務處長調走以後，卻把自己住的學院職工宿舍讓給自己的兒子住。這對年輕夫妻麵對現狀，無論是在政治上還是在生活上都感到自己無能為力，陷於沮喪之中……

 

       去年，中文係女教師小鄭交給學報編輯部一篇論文稿，題目叫《清醒而真實地看取人生》，副題是“論趙樹理創作的現實主義品格”。論題選得不錯，但文章開頭的第一句話就是：“曆史上任何統治階級為了維護其統治，總是要對大眾進行瞞和騙。”

這種講法對不對呢？在任何專製主義統治的社會裏，沒有新聞自由，統治階級控製了宣傳機器，為了維護其統治，必然要隱瞞某些對自己不利的事實真相，另一方麵則編造一些謊言來欺騙大眾。這是眾所周知的常識。隻有在當代的民主社會，通過新聞媒體，老百姓才有可能免於統治階級的瞞和騙。所以，小鄭文章開頭的一句話，雖然說得並不錯，但在中共專製體製下，作為公開發行的學術期刊，這句話肯定要修改。倘若原文照發，新聞出版局的審讀員一旦發現，就有可能給編輯和作者都帶來麻煩。弄不好，編輯部負責人還要寫檢查，受處分。

我打電話把小鄭找到辦公室，把她論文稿拿出來，指著第一句，問她這種寫法行不行？她看了看，似乎不置可否。

 “你這樣寫不怕別人抓辮子嗎？”我問。

小鄭是53年生人，文化大革命中長大。五十六十年代的文化專製主義給她留的印象並不很深，因為她當時還小。八十年代初，她從師大中文係畢業，被分配到高校。文革後，高校合格教師十分缺乏，學校為了培養年輕教師，就派她到華東師大助教班去進修。在華東師大，她廣泛接觸了一批有才氣而又思想解放的專家學者，特別是一些青年才俊，這些人對她現代意識和民主意識的啟蒙，起了很大的作用。問題在於，在下邊和好朋友閑聊，隨便講什麽，已經沒多大危險。有些犯忌的話偶爾傳到領導耳朵中，盡管對自己的前途可能產生某種潛在的影響，但至少不會像毛澤東時代那樣招來牢獄之災，甚至殺身之禍。假若這些犯忌的話出現在公開發行的刊物上，白紙黑字，就很難說沒有人出來抓辮子！可以說，在高校裏，那些吃政治飯的人，一方麵是出於嫉妒，恨不得把業務尖子都整下去，就像毛澤東時代那樣，讓所有業務人員服服帖帖聽他們的吆喝；另一方麵，那些吃政治飯的人為了升官發財，就練出一種非常靈敏的政治嗅覺，吃飽飯以後，專門找業務人員的岔子，特別是發現業務人員的所謂‘政治問題’，及時向黨組織匯報，這樣就可以證明他的政治覺悟高，黨性強，和黨一條心。這樣的人，就會得到提拔和重用。所以，搞業務的人，如果認識不到這一點，就會跌跟鬥，倒大黴。再者，在新聞出版部門有一批專門審查學術期刊的所謂“審讀員”，他們一旦發現期刊中有問題，也不會放過。

好在小鄭是個虛心的女教師，加之平日我們彼此關係也不錯。她就委托我把這篇論文中不妥之處，改一改。她說，我的課太多了，請你幫幫忙。

小鄭的丈夫小魯長得高大魁梧，一表人才。小魯從部隊轉業到省高級法院，認識了小鄭以後，兩個人不久便結了婚。八十年代，小魯調到小鄭工作的高校，安排在紀委工作。小魯的父親是知識分子，經濟學教授。但小魯在文革中長大，高中的課程都沒有很好地上完，便參軍入了伍，在部隊中入了黨。調高校後，紀委的事情不多，他熟悉一下法律教材，經過申請，學院同意他給學生上法律課。

小魯與小鄭同在一個學校工作，結婚後有一個女兒已經上小學。但住房問題一直沒完全解決。小鄭說，我們夫妻是雙職工，三口人，隻住半套房子。你想想，和我們住在一起的馬老師，他家也是雙職工，三口人。兩家人住在一套房子裏，共用一個廚房，共用一個廁所，就是再好的朋友，也要發生矛盾。早晨起來，都爭著用廚房，爭著用廁所；還有，你家起早了，關門開門聲音大了；我家睡晚了，開電視聲音鬧到人家了……所有這些互相影響、互相幹擾，一天兩天還可以湊合，時間長了，彼此怎麽相處？他家兩口子是老師，我們倆口子也是老師，你說四個人怎麽備課？怎麽能安心工作？學校不是沒房子。總務處長調走以後，在新單位他明明得了一套新房，可是這邊的房子就是不交學校，給他獨生子一個人獨占一套。這公平嗎？對此學校領導不聞不問，長期不管。我們給領導提出來，領導開始說，工作做不通，沒辦法；再去找，說已經對總務處長的獨生子加收了房租，這是不是官官相護？為了房子事情，我們夫妻曾經罷過課，但有什麽用？領導的態度是，你願意罷就罷，反正有你不多，沒你也不少。最後還不是不了了之。

小鄭說，她很後悔由團市委調到高校。她說，她的同學，凡是到工商、稅務、銀行等單位，即使不當官，也有了一套一百平米左右的房子。銀行的同學升了官，出差是坐飛機，出門有汽車，手機費公家報，平日獎金福利，比大學老師高得多。她說，我真是走錯了路……

六四事件後，小鄭說，現在還有什麽希望？唯一的希望是把孩子培養出來，以後有機會讓她出國。小鄭的女兒剛剛在讀小學，夫妻倆就花錢給女兒買了鋼琴，花高價請輔導老師，決心讓女兒從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將來靠自己的本事吃飯。

頭兩天，在政治學習時，我見小鄭的丈夫小魯坐在門外，低頭不語，臉色顯得比平日陰沉。小魯平日雖然也不多言不多語，但臉色卻不像現在這樣子。下來我一問，才知道院黨委停了他的課，原因是他在六四前曾經參加過一次教職工的示威遊行。

我問他，學校那麽多教職工都參加了遊行，別人的課不停，為什麽單單要停你的課？

他說，這我也不太清楚。紀委書記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通知我說，黨委決定，讓我先檢查六四學潮時期的錯誤，暫時先不要給學生上課。回到家裏，我想來想去，恐怕與我得罪過魏副院長有關。

“你怎麽會得罪到他頭上呢？”我問。

“你知道，魏副院長一直主管基建。頭幾年我受組織委托，去查行政大樓的基建投資，查出兩萬多元的超標款。魏副院長認為我不給麵子，從那以後，見到我，就不再理我。我知道，他已經對我懷恨在心。這次，他是清查小組的核心領導，遇到這個機會，他當然要報複！”

小魯歎了口氣，接著說：現在一切都看透了——誰有權，誰就有真理；誰沒有權，誰就沒有真理。曆史上，都是成者王，敗者寇。當年毛澤東領導秋收起義，上了井崗山，被蔣介石稱為“流寇共匪”。經過長征，有了力量，打敗了日本，最後把蔣介石趕到台灣。這時毛澤東就成了“人民的大救星”；蔣介石則成了“人民的公敵”。這次如果是趙紫陽把鄧小平、李鵬、楊尚昆搞下去，那我們這些人就成了堅持黨的領導，堅持改革開放，關鍵時刻堅定地站在黨中央的正確路線一邊。就不是他們清查我們，而是依靠我們來清查他們了。曆史就是這樣。所以，小魯說，我們目前沒有別的辦法，隻能沉默、忍耐。他說，在無法戰勝對手時，沒必要去和對手較量。他認為五七年那些看出問題而不講話的知識分子，就比那些看出問題提意見的知識分子要高明。他勸我少說話，不要和領導頂撞。有了房子，有了安身立命之處，保住工資，就行了。

聽了他的一番感慨，我覺得小魯在艱辛的日子裏悟出的這些道理，也不是沒有說服力。生活在強權即真理的社會裏，人們隻有善於保護自己，才能生存下去。當然，小魯的生存哲學，嚴格來說，與青年學者周向陽、劉君山，以及陳宏濤是不同的，小魯在嚴酷的現實中，找到的是被專家學者稱為犬儒主義生存哲學？總之，這種哲學在中國大陸已經廣為流行。

                                                                                  (1989年9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