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真
郭世佑: 曆史學博士。現任同濟大學特聘教授，文化哲學專業博導，曆史學科籌備負責人，同時兼任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史專業博導。
1903年－ 1905年間，北京頤和園仁壽殿，慈禧太後鑾輿。前右為總管太監李蓮英、左為崔玉貴。來源：時代周報
本文摘自《時代周報》第150期 作者：郭世佑 原題為：晚清朝廷立憲真相
清朝最後10年堪稱我國曆史上最為複雜的時段之一，在屈辱與機遇並存的19世紀，操縱中國權力的慈禧太後每糟蹋一次改革的機會，國家和人民就多遭一層磨難。
1905年清廷宣布廢科舉，1906年宣布“預備立憲”，1908年宣布以九年為期，準備“立憲”，還頒布“欽定憲法大綱”，選舉各省谘議局，成立資政院，還真有些實際動作。結果是不改不行，改也未必很理想，進退兩難。
清廷遭遇信任危機
一場成功的改革需要一流的政治家主持其間，慈禧在國人心目中卻隻是一個擅玩小聰明，擅操宮廷政變的權力狂。
戊戌年間由親政的光緒帝主持的變法運動曾使舉國上下一致歡呼，庚子之後由恢複“聽政”的慈禧主持的“新政”卻使國人普遍持觀望和懷疑態度，二者因時而異，因人而異。1911年武昌起義前夕，時任美洲四國出使大臣的張蔭棠在一封奏折中提到：“戊戌變法，新機一開，聳動鄰邦之觀聽，外人與吾國商民遇者，握手稱慶，望中邦之將為強國。遭拳亂而機一窒，貽誤軍國之罪魁終於就戮。兩宮回鑾複行新政，國是既定。”張蔭棠不好明說，“新政”的主持者慈禧太後就是在鎮壓中外所望的戊戌變法，並且遭惹庚子之禍後才回頭開始所謂“新政”的，她才是“貽誤軍國”的真正罪魁。
由一個鎮壓變法運動的人來主持新一輪的變法，其變法動機與效果自然就易遭國人懷疑，臣民以變戲法的舞台表演和政治招術視之，或感到滑稽和別扭，或為之厭倦，胸懷疑慮，均屬情理之中。而20世紀初年的中國局勢已經不是一個翻雲覆雨的拙劣皇朝所能隨便左右的了，慈禧所主持的關於“新政”的政治動員十分有限。
如果說剛愎自用的慈禧太後可以誤國，那麽，柔弱無能的攝政王與隆裕太後就可以敗家，斷送愛新覺羅皇朝。攝政王載灃與隆裕太後雖然名聲不臭，但能力較差。
載灃與隆裕太後不僅平庸無能，而且互相勾心鬥角，進一步削弱督率群臣實施預備立憲的領導能力與政治威信。
“憲法大綱”稱:“若預備未齊，遽開議院，則預算決算尚無實據，議院憑何監察？戶口財產尚無確數，議員從何選舉？一切法度尚未完全，與聞政事者何所考核？人民程度尚有未及，何以副選舉被選舉之資格？地方自治尚無規模，何以享受權利，擔任義務？是徒慕開議院之虛名，而並無稗益政事之實濟，非實事求是之道也。”
平心而論，此話並非無稽之談，它具備相應的國情依據。像中國這樣曆經二千餘年君主專製統治，小農經濟與小農思想還占有相當重要的比重，文盲、半文盲還占絕對多數的國家，實行君主立憲製的九年預備期應該說並不算長。即使按照國會請願者的要求立即召開國會，也隻會醜態百出。不過，一份綱目詳細的九年預備清單如果由一個強有力的最高決策中心去實施，將不難被舉國臣民認為是深思熟慮之規劃，可望按部就班地一一實施之;既然讓一個比慈禧當政時還要無能的政府去實施，就不難使人懷疑統治者推行政治改革的誠意。加之內憂與外患並逼，指望以君主立憲製為救亡手段的請願者們已經等不及了，他們的曆史緊迫感同孫中山為首的反清誌士的曆史緊迫感並無根本區別，而且二者正在競賽爭雄，都想杜絕和消泯對方的政治理想。
載灃一班人像慈禧一樣缺乏政治感召力，卻沒有慈禧所具備的那種政治威懾力，麵對舉國響應的國會請願運動時又不是耐心因勢利導，而是最終以武力強行鎮壓，尤其是愚不可及地拋出“皇族內閣”，羞辱那些積誠罄哀的請願者及其成千上萬的支持者。
武昌起義的槍聲就成了全民推翻清皇朝的總動員令。
“新政”帶來惡性循環
據宣統二年編製的預算統計，清政府於1899年的財政赤字即達1300餘萬兩，1910年卻增至8000萬兩左右。“新政”的計劃不可謂不龐大，改革的速度也不可謂不快，但各省除了攤付巨額賠款、債款、上繳宮廷揮霍等款外，練新軍也好，辦實業也好，興學堂、派留學也好，還有各地辦警政、地方自治、各類調查與選舉，樣樣需經費，而且非有巨額投入不可。對於連支付賠款與借款都不堪重負的清皇朝來說，經費問題就是一個無法逾越的障礙。以新軍編練為例，如果根據36鎮的編練計劃估算，每年需花費5400萬兩以上，而清政府每年的財政收入才9000萬兩左右，編練計劃就隻能大打折扣。結果除袁世凱的北洋6鎮和福建、吉林兩省基本上完成編練任務外，其餘各省或有名無實，或減少計劃。浙江號稱已建成一鎮，實際上官兵還不滿5000人，不及定額的一半。袁世凱所編練的北洋6鎮之所以比較順利，除了同袁氏的積極努力分不開之外，還因為北洋軍有拱衛京師之名義，可以依賴戶部向各省攤餉。故有人抱怨：“征天下之餉，練兵一省，如人單護腹心，而聽四肢之屠割，未有不立死者也。”
由於經費不夠，有的學堂也是空有其名。有位外國人曾說道：“嚐見中國北部某城，其廣袤僅與吾英典地域相峙，乃五六年間，所謂學堂驟達二十七所，初、高等兩等小學外，如農業，如法律，如陸軍，如巡警，如女子，固無不應有盡有。乃辦理之法，無一適宜，曾無幾時，相繼閉歇，其碩果僅存者，亦隻餘五六所而已。”河南開封的經濟與文化、教育在全國都不能算是落後的，而1906年年底的《盛京時報》刊文稱，該地每所小學堂的就讀人數隻有4—5人。
清皇朝既要被迫推行新政，又無力解決經費困難，除了敷衍某些“新政”措施走過場外，唯一的辦法就是繼續敲榨人民，不斷加重舊稅，增設新稅。其名目之多，手段之苟，人民怨聲之大，都是舉世罕見的。以厘金為例，原本作為權宜之計的厘金歲入總額到清朝末年已接近田賦總數，成為清末的大宗歲入之一，所謂“值百抽厘”早已成了一句空話，所征貨類實際上少則數百種，多則千餘種。
統治者不思懲治腐敗，帶頭勒緊褲帶，渡過難關，而是一味巧立名目，還繼續從中撈一把，下層人民忍無可忍，隻好奮起抗爭。誠如監察禦史胡思敬所說：“無政事則財用不足，不節流而急急開源，適便於小人行私，上下皆受其害。”清政府因積貧積弱而被迫推行“新政”，因推行“新政”而增加攤派與苛榨，因苛榨而激起下層人民的接連反抗，或毀厘卡、擊警局，甚至衝搗學堂，既帶來社會的動蕩，使外部社會環境不利於“新政”，又增加了“新政”的異己力量。
深度腐敗毀掉“新政”
“上梁不正下梁歪”可謂不刊之論。威淩光緒帝之上的慈禧就是一個婦孺皆知的腐敗者。慈禧的70壽慶來臨時，她陽示停止慶祝活動，拒收壽禮，暗中則照收不誤。京師內外“相率以進，兩宮深為嘉納。始而督撫中不過袁、岑、端三帥，旋即有周玉帥、陸春帥、如呂大臣，莫不爭先恐後”。受禮期間，內監照例向進獻者索費，“為上所聞，嚴飭禁止，並傳諭各貢均由內務府大臣呈進”，一片烏煙瘴氣。吏部尚書世續挖空心思，“於正貢之外加貢……據說，寫了一萬兩零星銀票，約數百張，用黃封封呈。奏雲：此乃奴才代爺預備零賞之需”，因而“頗得慈歡”。清廷一邊高喊整飭吏治，一邊賄賂公行，依然故我。如果說有何新的變化，那就是以麻將賭博之風盛行於此時，遍及全國。慶親王奕劻的貪鄙循私是朝野鹹知的公開之秘密，他雖屢經參劾，卻因慈禧庇護，就是不倒翁。工於心計的袁世凱拚命弄錢，一半用於宮中打點，一半留以自家享樂，並不虧待自己。熟稔官場內幕的胡思敬深知袁世凱一夥奢侈無度，說：“大抵國愈窮則愈奢，愈奢則官常愈敗。傳聞袁世凱侍姬甚眾，每幸一姬，輒賞賜金珠多品。吃餘煙卷拋棄在地，仆人拾之，轉鬻洋行改造，獲利不下數千。端方移任時，所蓄玩好書畫碑帖數十車，運之不盡。前雲南礦務大臣唐炯、今外務部侍郎唐紹儀，肴饌之豐，每膳必殺雙雞雙鶩，具鮮肉多筋，金華腿一具，取其汁以供烹調，骨肉盡棄去，亦暴殄甚矣。”
統治者的無度揮霍，無一不是以權勢得之，“贓物累累”，份份榨諸百姓。梁啟超1910年上載濤書中就說：“夫使其弊徒在新政之不能舉辦，猶可言也，而最危險者，乃在假新政之名，而日日朘人民之脂膏以自肥。數年以來，各省所興種種雜捐，名目猥繁，為古今中外所未聞，人民之直接間接受其荼毒者，至於不可紀極。”更令人費解的是，即使某些所謂“忠孝節烈之名”，亦“以權勢得之”，其腐敗之厲，可想而知。
培養新軍自掘墳墓
先拿新軍來說，新軍屬於頗具早期現代化素質的新式國家機器，它能否始終同一個腐朽皇朝保持一致，這還是一個未知數。
況且，滿漢矛盾也是一個客觀的存在，各省新軍從籌餉募兵，到訓練成軍，還由地方督撫直接負責，比起曾國藩的湘軍、李鴻章的淮軍來，更有地方獨立性，中央政府所能直接控製的財權與軍權已十分有限，在皇朝政治危機到來的關鍵時候，各省新軍能否始終如一地聽從中央調遣，在較大程度上還取決於各省督撫對中央的態度，尤其取決於清皇朝對各省督撫的政治威懾力與控製力。
另外，新軍要求士兵既年輕，又有一定文化，那些既年輕又不乏出洋留學經曆或接受國內新式學堂教育的反清誌士就正中下懷，喬裝打入新軍。他們一旦走進營伍，很容易在既年輕又有一定文化的同伍者中宣傳反清思想，甚至組織反清團體。
當反清革命高潮到來時，如果指望他們把自己的前途賭在末日皇朝的身上，死心塌地同清朝當局站在同一戰壕作戰，那是很困難的。他們至少可以先持冷靜觀望態度，然後決定行止。
再拿實業建設來說，工商業在本質上屬於小農經濟基礎上的君主專製統治的異化物。曆代專製皇朝之所以鄙視工商、嚴控工商和壓抑工商，鹹以重農抑商為國策，而且還“教化”出重義輕利的價值觀念與行為規範，應該說是事出有因，並非純屬統治者的愚昧或個人偏見所致。
新政期間，資本主義的經濟力量有了比較明顯的增長，資本家階級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階級和社會群體以商會與市場為紐帶而基本形成，那麽，作為典型商品經濟的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還要求有更多的自由空間，而經濟上的自由發展又必須以政治上的自由和民主為保障，光靠高高在上的皇朝恩賜還遠遠不夠，而且還不乏隨意性和可塑性，沒有比資本家階級自身參與政權更令人放心。對於以精打細算為職業特征的新生資產階級來說，此中道理無師自通。從1904年5月開始，狀元出身的資本家張謇幾乎就沒有閑著，為君主立憲製而四處奔走聯絡。他先是為湖廣總督張之洞和兩江總督魏光燾代撰《擬請立憲奏稿》，繼而受張之洞之托，北上聯絡直隸總督袁世凱，資本家階級對清朝政治體製改革階級主體意識已開始向世人露臉了。
教育體製改革的結局與影響尤其值得注意。“新政”期間的教育體製改革使中國近代教育在早期現代化的道路上邁出了非同小可的一步，但它也未必有利於維護清皇朝的專製統治。
政體改革成為死結
從社會變革與現代化的角度來看，1905年廢除科舉製的決定無疑是革命性的，這不僅因為它體現出中國不加批判地就從經典標準轉到了外國標準，而且因為它加劇了傳統社會結構的分解與轉型，其影響遠遠超出了教育改革本身。但對於一個百孔千瘡的清皇朝來說，用迅速擴大留學生派遣規模與普設新式學堂的辦法來填補因科舉製的廢除所出現的傳統教育體係的空白麵，這未必是一種好事。有的西方學者指出，“隨著科舉製的廢除，整個社會失去了作為自己特色的製度。……終止科舉製度的行動，斬斷了2000多年來經過許多步驟而加起來的社會整合製度的要基。這個行動逐漸呈現出來的事與願違的後果，遠比推行這一改革的士大夫在1905年所明顯預見到的那引進後果來得嚴重，舵手在獲得一個新的羅盤以前就拋棄了舊的，遂使社會之船駛入一個盲目漂流的時代。”
清皇朝連國內新式學堂的學生都無法一一牢籠之，要想將出洋留學生成批地培養成效忠清廷的奴才，那就很難了。留學生中，像曹汝霖、金邦平那樣公開的效忠者隻是極少數，而且曹氏等人也並非君主專製政體的吹鼓手和殉道者，而是君主立憲綱領的呼應者和清廷預備立憲的敦促者。
改革是時勢所迫，不改不行；改革使腐朽的清朝統治者困難重重，不乏風險。這也是一種兩難抉擇。梁啟超說，過去已去、將來未來時，倒是人生最為狼狽不堪的時候。“譬有千年老屋，非更新之，不可複居。然欲更新之，不可不先權棄其舊者。當舊者已破、新者未成之頃，往往瓦礫狼藉，器物播散，其現象之蒼涼，有十倍於從前焉。尋常之人，觀目前之小害，不察後此之大利，或出死力以尼其進行；即一二稍有識者，或膽力不足，長慮郤顧，而不敢輕於一發。此前古各國，所以進步少而退步多也。故必有大刀闊斧之力，乃能收篳路藍縷之功。必有雷霆萬鈞之能，乃能造鴻鵠千裏之勢。若是者，舍冒險末由。”在他看來，冒險改革就是清朝統治者別無選擇之途。“新政”的最終結局究竟如何，將主要取決於清朝統治者在稍後的政治體製改革即“預備立憲”中，拿出誠意和魄力來刷新自己的形象，取信於民，取信於社會，一同渡過難關。
毫無疑問，政治體製的改革是最令專製統治者頭痛的事，也是他們最不情願的事。它意味著要改到專製統治者自己頭上，要在權與利兩個方麵向人民作出前所未有的讓步，甚至需要作出某種犧牲。其中並沒有什麽十分複雜的理論問題，主要取決於專製統治者的決心、態度以及具體操作方法。
“預備立憲”的具體操作將如何，資本家階級與新士紳、新知識分子乃至部分新軍官兵或拭目以待，或熱心鞭策，以孫中山為首的反清誌士則為了杜絕君主製的存在而頻頻向專製皇朝發起了武裝進攻，通過暴力來開啟民權政治的新時代。當載灃等人愚不可及地把國會請願運動鎮壓下去時，載灃等人就成了名副其實的孤家寡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