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真
郭世佑: 曆史學博士。現任同濟大學特聘教授，文化哲學專業博導，曆史學科籌備負責人，同時兼任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史專業博導。
■ 在美國北加州湖南聯誼會送別晚宴現場的答謝演講（2013年12月28日晚於舊金山）
郭世佑（左起第四位）在美國北加州湖南聯誼會送別晚宴上與袁南生（右起第四位，現任中國駐舊金山總領事館總領事）等人舉杯合影。
郭世佑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感謝中國駐舊金山總領事袁南生博士和北加州湖南聯誼會顧問黃儀莊大姐對我熱情洋溢的介紹，兩位的美言卻讓我有些慚愧。最近，英國有位陶藝藝術家在演講中說，他不喜歡當代藝術，因為當代藝術都是假的。我想補充說，如果當代的藝術是這樣，那麽，當代的學術，特別是中國的學術在整體上也好不到哪裏去。平時，在許多重要的場合，在主持人對我介紹之後，我都習慣於先說一句大實話：我們都是背誦毛主席語錄長大的，還能成什麽家呢？（眾笑）所以，我不是曆史學家，更不是思想家，隻是一個普通的曆史研究者。我不騙你們。（眾笑）有些朋友經常表揚我“很謙虛”，還有的批評我“過於謙虛”，其實都不是，並不是每個人都有資格謙虛的，（眾笑）我隻是一個還有點自知之明的人。我們這一代究竟有幾斤幾兩，就像許多當代政治家吐出的詞語與曆史地位究竟有多重要，從來都不是當代的人說了算，（眾笑）也不是官方與權力說了算，而是後人說了算，曆史自有公認。有時我在想，我死了若幹年之後，我的那些淺顯文字還有沒有人偶爾翻一翻，偶爾提一下我這個混飯的當年說過什麽？我在有生之年能不能留一點點讓某個後輩將來偶爾關注一下的東西？我不知道別人的“中國夢”是什麽，我的“中國夢”除了國家的民主與法治，主要就是這個。（眾笑）
在我看來，應該把嶽麓書院的那副對聯搬到這邊，搬到今天的現場：“惟楚有才，於斯為盛”。
在我即將結束斯坦福的訪問時，北加州湖南聯誼會為我舉辦如此隆重的Party，我很感動，也很受教益。以前，我隻知道做一個湖南人有一份責任，今天才知道，做一個湖南人還有一份榮譽。今晚的宴席據說已經限製了人數，但還是超過7桌，規模大，規格也高，如果套用父老鄉親的俗話，叫做“下不得地”，（眾笑）讓我受之有愧。因為我知道，在座各位都是成功的華人，成功的湖南人，而不再像150年前受人欺負的豬仔，也不是《北京人在紐約》的那個王啟明，大家都很忙。長沙嶽麓書院的那副對聯馳名中外，如今還掛在那裏，我看有些過時，現在畢竟是全國招生，甚至全球招生，而且全球創業，為數更多的優秀學子就沒有在嶽麓山止步，而是考到北京、上海，或者台北，轉身海外，擁抱世界科技創新之都的矽穀與灣區就集中了很多優秀的湖南人，包括在座的許多創業者。在我看來，應該把嶽麓書院的那副對聯搬到這邊，搬到今天的現場：“惟楚有才，於斯為盛”。（眾笑）你們都是國內許多青年學子的追星對象，是他們仰望的高山。（眾笑）
高山之上，必有高峰。主持晚宴的黃大姐和親臨現場致辭的湖南籍外交家袁南生博士，就是兩座高峰，他們的聯袂出場，使今天的晚宴成了奢侈型的消費。（眾笑）我是這次來到加州，才認識這兩位高人，黃大姐還是袁先生介紹的。大使級的總領事袁先生是我們國家在舊金山領區的最高行政長官，他好像能管五個州（章禾領事糾正：“四個半”），連美國那個最牛的賭城也在他的虎視之下。（眾笑）很多人都說他是“學者型的外交家”，我看對他來說就不是什麽恭維話，我自己也掛著“學者”的牌子，就未必比他更有學問，讀的書不比他多。他不僅學識淵博，還很有見解，尤其是官場混了那麽多年，從染缸裏走出來，（眾笑）一點官氣都沒有，他的眼神都是幹淨的，這是一個奇跡，（眾笑）請你們關注一下，他為什麽能這樣？（眾笑）
黃大姐是辛亥元勳黃克強先生的孫女，這不是誰能假冒出來的。（眾笑）正是因為有了102年前的辛亥革命，中國人的腦袋與雙腳才不再為磕頭而準備著，而是為思考、為走路而準備著，我們應當對黃大姐的祖父克強先生與中山先生那一代民主革命先驅深懷感恩之心。
我想補充兩句，在座各位還不一定都知道，辛亥革命的領導者可謂群星燦爛，民國的開國元勳很多，彼此不太服氣的元勳也多，包括對中山先生，在蔣介石搞“總理紀念周”之前，人們對他的敬重還挺有爭議，但對我們湖南人黃克強先生的爭議是最少的。剛才黃大姐說我的治學特別嚴謹，那麽，請允許我在此展示一下嚴謹——在同盟會內部，黃克強先生的威望比孫中山還高。我沒有要貶低孫中山的意思，隻是對曆史做事實描述。
還有，黃大姐的外公是誰？有誰知道嗎？（全場肅靜）如果有誰答出來，我為你幹杯，你喝一口，我喝一杯。（眾笑，沉默。章禾領事說：“我知道”，郭世佑：“章禾領事是經常為黃大姐服務的僑務組組長，你知道恐怕還不能算。”眾笑。聶社春先生舉手說：“我知道。”郭世佑：“社春是上次送我到黃大姐家時，我告訴你的，恐怕也不能算。”眾笑，現場繼續沉默。）還是我自己來解說吧，黃大姐的外公姓張，張溥泉先生，本名繼，繼續的繼，與唐朝詩人張繼同姓同名。溥泉先生是河北人，也是辛亥元老，他從長沙的明德學堂開始，就追隨克強先生，參加華興會的反清活動，做過中華民國參議院的兩任議長。各位在美國呆了這麽多年，肯定知道一個民主製國家參議院議長的分量。別說議長，如果誰能見到美國聯邦的某個議員，即便隻是加州的州議員，都會覺得是一種幸運，會很開心。黃大姐的外公卻不僅是中華民國的國家級參議院議長，而且還是兩屆議長，還是國民政府恢複國史館之後的首任館長。黃大姐既有克強先生那樣的爺爺，又有溥泉先生那樣的外公，要是能分一個給別人，那該多好。（眾笑）
袁先生和黃大姐已經做了特別精彩的致辭，我都不敢多說了，大家的肚子也餓了，但黃大姐剛才要求“必須說”，那麽，我作為當事人和受益者，再表達三層意思吧。
我自量隻是一個很平常的研究者，此行卻驚動了很多人，包括你們——我的湖南同鄉，還有來自海峽兩岸的其他師友，你們讓我知道，做一個說點真話的中國大陸教授也是可以受人尊重的。
第一層意思，我要對各位表達一份由衷的感謝。今天的場麵就很感人，而且過程比結果更重要，在這半年多的訪問時光裏，很多鄉友沒少為我操心。
我可以坦誠地稟告各位，由於我是父母的獨子，我連妹妹都沒有，長期以來，我出國訪問的周期都得給自己設限，不能超過半個月，頂多20天，我的雙親如果有什麽風吹草動，我必須在第一時間趕到現場。所以，每當出國開完研討會，做完學術發言，或者集中時間上完幾節課，我要盡快回國，而且能不出國就盡量不出來，因為到了國外，如果臨時改簽機票，就不是我能掌控的了。多年來，我的師長和同窗都以為我是“孝子”，其實不是，我對雙親做得很不夠，如果我有一個兄弟或者姐妹分憂，可能要好些。牽掛父母隻是做人的本分，如果你連生你養你的父母都不愛，誰能指望你還能愛鄉、愛國、愛人類，還愛黨、愛佛、愛上帝呢？
兩三年前，我的雙親先後走了，我就成了孤子，才可以考慮遠航充電，就以斯坦福胡佛研究院為首選。我從1982年本科畢業開始，在高校任教已有32年，沒有讀過碩士生，後來直接攻讀博士學位，也隻是順手牽羊，在職申請而已，那是我調離湖南不久，我在杭州一邊帶研究生，一邊趕寫博士論文，每天忙在路上，淺陋得很。這次到斯坦福之前，即便是守在國內，我都很少離開過講台，即使能偶爾離開，也不會超過一個月，我是教書很多，讀書很少，很冒險，需要抓緊補課。
我對美國東部比較熟悉，還在哈佛等校做過演講，我的弟子與師友也主要集中在東部，但到西部還是頭一次。我原以為，在斯坦福訪問，有胡佛研究院德高望重的郭岱君教授等人的悉心關照，有創業矽穀的本科弟子、今天正在現場忙著攝像錄音的易曉泉博士一家的照料，還有住在東灣的老同事徐菊華、冷世球夫婦的幫助，我的這一趟就很愜意了，沒想到，除了他們，還會有更多的人關照我。岱君本來也是想出席這個送別會的，她最近從台灣回來，感冒比較重，她托我問候袁大使。可以說，斯坦福之行既是我有生以來專業收獲最多的學術之旅，也是我最輕鬆最豐富的域外之旅，真沒想到，陌生的加州還有如此龐大的親友團在等著我的到來。我自量隻是一個很平常的研究者，此行卻驚動了很多人，包括你們——我的湖南同鄉，還有來自海峽兩岸的其他師友，你們讓我知道，做一個說點真話的中國大陸教授也是可以受人尊重的。你們經常請我聚餐，改善夥食，給我省了很多錢，請我聚餐還不勸酒，這才叫“科學發展觀”。你們的關愛給我的是美夢一般的舒適，但準確地說，它雖然像夢，卻不是夢，而是實實在在的接待和享受。如果一定要說它是夢，那也隻是一個中國人在美國做的。
在這裏，我還要提一下身邊的兩位湘籍貴賓：袁先生與黃大姐。他倆剛才已經對我表揚很多，我都不好意思表揚他們了，不然的話，你們會以為我們在搞互相吹捧。（眾笑）但是，我還是要冒著這個風險，簡單地談談我對二位高峰的切身感受。
總領事剛才說他與我“一見如故”，那是他很謙虛，他是很多方麵都值得我學習的兄長和師長，他的才華是各位隨時都能感受到的。一個小學還沒畢業的人，當年考北大的研究生，居然很不斯文地考出全校的英語第二名，（眾笑）還考出全係的專業與總分第一名，這恐怕是需要一點真本事的。還有，他的為人是另一個高標，讓我不服不行。我從1984年奉命給一位老紅軍寫回憶錄開始，經常不得不與官員打交道，很多官員比他的級別還高。北京既是首都，也是官都，這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中國機密，（眾笑）袁先生在北京恐怕還隻能叫中層幹部。（眾笑）但是，多歸多，實歸實，像袁先生那樣為官入仕那麽多年，連商場也混過，他待人接物還能那麽真誠，那麽細致，讓你感覺不到一點官氣，真是奇跡，他是有真本事的人。（眾笑）
公務繁忙的袁先生不僅多次請我聚餐，還請我留住在他的家裏多達四次，暢談學術人生與家國天下，切磋詩詞文賦與世道人情，無所不談。這位自學出身的外交官還始終保留著一份對學術的敬畏與追求，虛懷若穀，手不釋卷。他還擔心我在斯坦福無人照料，怕我餓肚子，連方便麵都捎過兩次。加州不愧是世界農產品中心，有位科學家送他加州出產的五個良種西瓜，他都要我帶回兩個，真讓我甜到心裏去了。（眾笑）就在前天，總領事已經在官邸為我舉行過特別正式的餞行午宴，特邀黃大姐和96歲的湘籍高人鍾武雄先生，還有章禾領事作陪。袁先生的公務那麽重，要人來訪絡繹不絕，而且一個比一個重要，（眾笑）他卻還能親臨今天的現場，為送別晚宴致辭，繼續為我送行，真讓我有些感動，畢竟人非草木，孰能無情。最近幾個月來，我幹過一個重要的事情，就是用考據學的眼光，暗中觀察他，看他是不是在“裝”真誠，“裝”平和，結果我一無所獲，（眾笑）他騙不了我的眼睛。（眾笑）
也許有人認為，袁先生給我的這份特殊關愛所體現的不是別的，就是源於洞庭與資水的鄉情，他是一個很重鄉情的人。據我所知，這樣的解釋可能還不夠，這位以國際視野為職業素養的資深外交官可能還沒有那麽狹隘，除了鄉情，恐怕還同他深藏一份尊重學術與學者的樸實情愫有關，我不過是近水樓台，沾了求真的學術職業之光而已。我這樣說，不是沒有依據的。當他得知我的上海同道沈誌華、李丹慧夫婦和楊奎鬆教授、吳景平教授暑期到過斯坦福，就要我下次提前告訴他，他想請他們做客，要我作陪。他還主動提到我的另外兩位老友雷頤和馬勇的論著，不無敬重。我知道，我們國家的外交官遍布全球，縱橫捭闔與口若懸河者到處都是，但我不知道，像袁南生先生這樣真把學者當一回事的外交官還有多少。
黃大姐剛才說“他鄉遇故知”，對我也是謬獎。我兩次到加州首府，到黃大姐和陸先生的寓所做客，還住過三天，就像住在自己家裏，特別親近和自然，彼此之間也是無所不談。我已經發現，正直、善良與睿智，這三種珍貴的品質與素養在黃大姐身上一點都不缺，她真有克強先生的家傳，加上她的先生陸公的質樸，這些都不是隨便可以在書本中就能翻到的。早在兩個月之前，黃大姐從北京動完手術回來，就電話囑咐我，在離開斯坦福之前，一定要擠出一點研究時間，讓他們為我送別，她就像她的祖父當年布置黃花崗的硬仗一樣，沒有商量的餘地。黃大姐既是名門之後，又是北加州湖南聯誼會的老會長，她就說到做到，把各位驚動和召集起來，再給我一份感動。
除了袁先生與黃大姐，還有在座的很多鄉友都給過我無微不至的關愛，我已經沒有時間一一點出來，而且還怕點漏了，但我已經把你們都記在心裏。（鼓掌）美國固然是我的異邦，加州是我的異國他鄉，是你們給我一份實實在在的回家的感覺，對於浪跡天涯的遊子來說，恐怕沒有比這個更暖心的了。我總覺得，源於三湘四水的鄉情隻是相識與相聚的門票，而鄉情之上，卻是友情的凝聚和親情的升華，親情就比鄉情更重要，也更精彩。我謝謝各位，我也懂得感恩。（鼓掌）
如果有人說我愛國，那也不是什麽特別的榮譽，同沒話找話差不多，愛國的問題從來都是偽問題，古往今來，有幾個人不愛國呢？隻有怎麽愛國才是真問題，也就是怎麽改造我們的國家。
我要表達的第二層意思，就是請求各位不要過於擔心我。從本月中旬開始，無論在斯坦福，還是周邊南灣與舊金山，每天都有歡送我的聚餐會，主持人既有在座的湘籍朋友，也有來自兩岸的華裔同胞與美國師友，諸位都念我平安。我不知道為什麽會這樣，但我懇請各位放心。我有三個理由：
第一個理由，我隻是一個普通的學術研究者，一個曆史學教授。在我們的國家，有我不算多，無我不算少，我並不那麽重要。據說有人曾經把我搞得很重要，我看是看錯了人，亂點鴛鴦，亂彈琴，或者太缺乏自信而已。一個連串門的興趣都不夠的曆史學教授有那麽重要嗎？
第二個理由，雖然我的教師職業與曆史專業的行規和個人秉性都驅使我隻能說真話，不能說假話，而且在我們國家，說真話還不那麽方便，也不那麽討人喜歡，但是，比起過去，現在還是好多了。還有，我是一個真話可以少說的學者，隻是假話不說而已。我既不刻意同誰保持一致（眾笑），也不刻意同誰過不去。職業當有分工，興趣容有差異，教師與學者既不是敢死隊員，也不是救火隊員。從小開始，母親告誡最多的就是不準亂說亂動，必須好好地活著，胳膊扭不過大腿。家母愛子如命，如果我有事，她就很難安穩地多活一天，正因為這樣，但為了讓母親放心，我才學會了不惹事，雖然我也看不慣一些事，心裏難受。做了教員與父親之後，我向家母學習，也經常叮囑學生與女兒不要惹事，安全要緊。我也反對任何暴力形式的蠻幹，以暴易暴的方式未必真能解決問題，不過，對某些真為國家的民主與法治孜孜以求，迎難而上的執著者，我是深懷敬意的，我自愧不如。
需要說明的是，我要我的學生和女兒都注意安全，並不等於我希望他們去削尖腦袋，趨炎附勢。在國內，我也應邀給政法係統與黨政機關的官員做過一些講座，談職業倫理與國家法治，或者人文素養與執政能力，每當講到最後，我都願意送他們幾句話，其中有一句是：少談領導藝術，多談領導做人。還有一句是：欺負下屬與百姓不算真本事，他們原本就是弱者；要想顯示你有真本事，就請先把你的頂頭上司頂撞一次再說。我不瞞各位，在每次講座的現場，都有多數聽眾認真地記下我的這些“語錄”，甚至還把錄音帶回去，但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在照我的去做，隻能影響一個算一個。
我的第三個理由，我不太喜歡媒體的采訪，特別是不太喜歡國內無法控製的境外媒體的采訪，平時就很少接受境外記者的跟蹤。特別是四年前，我在北京政法大學主持關於毛澤東的講座之後，當個別不夠成熟的學生聯合校外極左勢力發起圍剿時，也有不分國界種族的媒體與輿論對我們予以聲援和鼓勵，有些國外記者也想找我細談，我都婉拒。這次來美國，就有記者想采訪我，還希望我把在San Jose做的演講錄音交給他們，我也謝絕，我想，要發表就不妨先在國內發表再說。這不是因為我怕什麽，而是我原本就不想得到什麽，我不太喜歡熱鬧，不希望受到格外的關注。在我看來，做教員也好，當學者也好，都需要安靜，錢鍾書先生就說過一句大實話：“大抵學問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養之事，朝市之顯學，必成俗學。”何況，我們還是被曆次政治運動耽誤甚多的一代，時間早已賠不起，至於媒體的報道與轉發會不會走樣和失真，會不會增加一些給你“喝茶”、“交朋友”的醉翁之意，倒是次要的。
我還有一個想法，我的有些真話，包括某些尖銳的批評意見既然已經在國內講清楚了，到了國外就不必多說，在這一點上，我與旅日好友李廷江教授和劉岸偉教授不謀而合。再說，當家的有時也有當家的難處，我還有根深蒂固的家國立場，這也不為別的，恰恰同我所看重的家國利益與民眾生計有關，國家之間畢竟還存在一定程度的競爭性。當然，我也不喜歡別人把我的這點認知與個性當做愛國的例子，更不讚同把愛國同主義扯到一塊。如果有人說我愛國，那也不是什麽特別的榮譽，同沒話找話差不多，愛國的問題從來都是偽問題，古往今來，有幾個人不愛國呢？隻有怎麽愛國才是真問題，也就是怎麽改造我們的國家。在辛亥革命的曆史畫卷裏，我很欣賞思維敏捷、光明磊落的湘籍革命家宋教仁，他為了捍衛東北延吉地區的主權，就毫不含糊地支持革命的對象清朝政府，揭穿日本朝野的陰謀，他是真正懂得怎麽愛國的革命家，既不同於那些把愛朝廷等於愛國的辮子群，也不同於那些譏諷他幫助清朝政府的革命同道，高人一籌。
需要說明的是，剛才我說不喜歡境外媒體的采訪，並不意味著我反對別人接受境外采訪，相反，我還喜歡閱讀某些既有信息含量，又充滿智慧，還不卑不亢的訪談，包括我所熟悉和敬重的律學前輩張思之先生的訪談，多多益善。中國很大，世界很精彩，需要傳遞很多的聲音。
常聽有人說，中國人的民主素質還不高，不能搞民主，其實，人民的民主素質不高是一回事，官員的民主素質好像也不高，恐怕尤為關鍵。為什麽人民的民主素質還是不高？怎麽提高他們的民主素質？在憲法與法律框定的範圍之內，執政者對此該做些什麽？我們又能做些什麽？
我要表達的最後一層意思，就是我對北加州湖南聯誼會和全體旅美鄉黨的祝願和期待。我有兩個祝願和期待：
首先，我期待旅居美國的湖南人精誠地團結起來，盡量成為國內湖南人追求團結的榜樣，帶好這個頭。地球很小，灣區也不大，這裏居然有三個湖南同鄉會，讓我有點吃驚，湖南人在這裏的人力資源好像還沒有豐富到需要兩個三個團體組織起來的程度，既不需要通過互相競爭來增加活力，更不需要群體性的內耗，我誠懇地建議三個同鄉會合並起來，攜手做點事，沒有什麽不能商量的。我們中國人固然有很多優點，但也有不喜歡團結的缺點，容易讓別人看輕我們。早在110年前，梁啟超來到舊金山，就發現華人之間很不團結，他就犯愁了：既然華僑的素質都是這樣，國內的土包子就更糟了，那就不能搞民主立憲，隻能搞君主立憲。110年過去了，海外華人怎麽還是這樣呢？
就拿我們湖南人來說，共患難還容易，同歡樂就很難，這是大毛病。鬧分裂，搞內鬥，隻會使湖南人傷元氣，丟麵子，這個毛病要改，我建議要學晚清時期全力扶持曾國藩的另一個湘軍統帥胡林翼，他是連曾國藩都自愧不如的，可惜死得太早。
第二個期待，我期待北加州湖南聯誼會與旅居海外的全體湖南同鄉切實關注中國的現狀與民族的未來，為推進中國的民主與法治，實現中國的長治久安提供湖南人的意誌與智慧。
就在梁啟超考察美國那一年，克強先生的留日同窗楊度引吭高歌：“中國如今是希臘，湖南當作斯巴達，中國將為德意誌，湖南當作普魯士。……若道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楊度的《湖南少年歌》曾經影響整整一代人，他在倡導湖南人的責任，我相信在座的很多朋友對他的話不會陌生，不難產生穿越時空的心理共鳴。天下興亡，瀟湘有責。作為屈子的傳人，從這裏出發，也許我們還有許多可以施展身段的空間。
袁先生和黃大姐都發現我是一個講真話、當諍友、可信度不低的湖南人，問題是這個世界很不完美，可信的就不太可愛，可愛的卻未必可信，袁先生剛才還稱我為“思想家”，我就順著他的表揚，提供一點個人胡思亂想的“思想”，敬請各位賜教。
我已經知道，北加州湖南聯誼會當年是專門為某個卸任的湖南省委書記到加州辦畫展而成立，充分體現了會員們對家鄉老領導的敬重和愛心。我不知道這位卸任書記的繪畫水平究竟如何，他有沒有必要到海外來辦畫展，但我可以斷定，無論是卸任的省委書記，還是現任，他們獲得的物質資源與精神讚助已經很多了，專門為他們的畫展來成立一個聯誼會，以捧場為目的，能不引起父老鄉親的誤解，甚至反感，就算不錯了。卸任的省委書記的繪畫愛好固然需要支持，但在6700萬湖南人民中，還有部分人連溫飽都成問題，如果有些貧困家庭的孩子也喜歡繪畫，甚至從小就有繪畫天賦，卻連一支像樣的畫筆都買不起，與其給湖南省委的老書記錦上添花，還不如給貧困的孩子雪中送炭。我想請教各位：美國的湖南聯誼會同亞、非、拉地區的湖南聯誼會相比，或者同國內許許多多的湖南商會或聯誼會相比，會有哪些區別和優勢呢？我很期待你們的不同。
我還知道，北加州湖南聯誼會還組織會員捐錢捐物，給湖南的郴州地區獨立援建過一所學校，我很敬佩這樣的義舉。我想補充的是，如果當時我也有機會參與援建，除了捐款捐物，可能我還會對地方政府的負責人實話實說：辦好中小學，這首先是你們該做的，因為你們已經向全世界宣告：你們已經實現九年義務製教育，那就不需要別人捐這捐那，是你們並沒有做好，我們才來加入這個“希望工程”，那麽，你們有責任和義務全力協助我們，把這個工程落到實處，讓我們放心，讓受捐學生與家長滿意。
還有一點，我想請教各位，在目前中國畸形的應試教育模式下，捐資助學頂多有助於個別困難的子女在爭當考試機器的競賽中勝出，把別的孩子比下去，可以幫助個別孩子和家庭脫貧，除此之外，還有哪些實際意義呢？說到這裏，我不禁聯想起112年前的某一天，有個叫丁龍的廣東籍老華工，他目不識丁，卻希望美國的大學也能開設一些與中國的曆史和文化有關的課程，讓美國和西方國家的學生了解自己的祖國，就委托他的老板卡本蒂埃，把平時省吃儉用，一點一滴積蓄起來的1.2萬美元捐給老板的母校，辦一個漢學係，老板被丁龍的境界所感動，傾家蕩產掏出50萬，幫他啟動哥倫比亞大學漢學係的曲折創建曆程，在好幾個方麵讓驕傲的哥倫比亞大學修改辦學章程。丁龍的舉動，恐怕還不是當代神州大地成千上萬的希望工程所能比肩的。
當然，曆史不可複製，丁龍也隻有一個，但他不難給我們啟發，我們是不是可以做一些超越希望工程之類的善事，甚至可以站在丁龍的肩膀上，站得更高，看得更遠。比如說，我們的祖國雖然堪稱古老文明之邦，但是，破壞中華文明與文化的敗家子至今沒有消停，中國人的價值係統早已殘缺不全、混亂不堪，如何守護家底，又如何啟動文化轉型，重建文化家園，既是迫在眉睫的急事，又是事關千秋萬代的大事。包括各位在內的海外華人不僅心係祖國，而且見多識廣，我由衷地期待你們同我們這些國內的書呆子一道，多發出一些關於民族文化的傳承與改造的理性之聲。對權力說真話的善意批評原本就是知識分子的職責所在，善意的恭維卻不是。
還有，常聽有人說，中國人的民主素質還不高，不能搞民主，其實，人民的民主素質不高是一回事，官員的民主素質好像也不高，恐怕尤為關鍵。為什麽人民的民主素質還是不高？怎麽提高他們的民主素質？在憲法與法律框定的範圍之內，執政者對此該做些什麽？我們又能做些什麽？人類曆史的進程已經表明，無論是思想，還是科技，還是製度，我們中國人的創新能力還牛不到哪裏去，我們沒有理由瞧不起別人。就製度的設計與實踐而言，人類從猴子變過來，從君主製走向君民共主製和民主製，線索比較清晰，雖然也有過黨主製的試驗，卻未必成功。我的想法是，隻要能夠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並非一定要按照歐美國家的憲政模式。問題在於，內耗不斷，反複折騰，我看還沒有完全超出羅貫中和施耐庵的想象與智慧。如果學費早交完了，還沒讀出一個出身，恐怕需要新的探索。海外華人閱曆豐富，學養深厚，在這些事關家國命運的根本性問題上，你們很有發言權，大有用武之地，你們應該帶頭發聲，責無旁貸，至少我不需要擔心你們的安全吧。（眾笑）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離別之前要說的話很多，不舍之情讓我一說就長，我要走了，新年也快到了，請大家舉杯，我衷心地祝願在座諸君新年如意，家庭美滿！祝我們的國家長治久安，天下華人一生平安！（鼓掌）
謝謝。（鼓掌）■
（演講者郭世佑為同濟大學特聘教授。本文根據錄音整理，經本人審閱，刊發時略有刪節。周知秋編輯，工作郵箱：zhouzhiqiu@wxjt.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