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真
郭世佑: 曆史學博士。現任同濟大學特聘教授，文化哲學專業博導，曆史學科籌備負責人，同時兼任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史專業博導。
正文
周祖文
3月13日午後，我專程從東四環外趕到西單三味書屋，聽求學浙大時的師長郭世佑教授的講座。趕到時，書屋二樓茶座的樓梯口都擠滿了人，整個講堂水泄不通，著實把我嚇了一跳。在眾多聽眾之中，有被稱為“中國律師第一人”的83歲高齡的法學界權威張思之先生，也有美國大使館的一秘。舉目四望，從白發老者到弱冠學子，從飽學碩儒到街坊鄰右，從黃膚黑發到金發碧眼。三教九流，不一而足。我是站在樓梯口聽完講座的。事後才知道，梁啟超長孫梁從誡的夫人，也是坐在樓梯口的台階上聽完整個講座的。當時人群擁擠，根本無法做筆記，又恐日後遺忘，暴殄天物，就全憑記憶，略記在此。
講座題為《宣傳的曆史與真實的曆史——以被誤解與傷害的梁啟超為例》，分四部分：一是宣傳中的梁啟超;二是真實的梁啟超;三是兩者產生巨大差異的原因;四是評價曆史人物的方法問題。整個演講中，郭世佑師像以前一樣沒有講稿，洋洋灑灑，思維依然活躍，邏輯依然謹嚴，談吐幽默風趣，慧見洞識疊出。他說，2003年8月離開浙大，調到政法大學，是“插隊落戶”到了昌平，昌平的出租司機在招攬顧客進城時都說：“到北京啦，到北京啦”。如果昌平的鄉裏人直到最近才知道長安街上有這麽一個叫三味書屋的書店，那大概是可以諒解的吧。在自嘲式的開場白中，演講開始了。
郭師講，宣傳的曆史總喜歡分派，而且喜歡“一分為二”，分成革命派與改良派，梁啟超被歸入改良派，還叫改良主義。改良一詞在中國近代史上有著特定的語境，是負麵的，1949年後的改良主義更是指向修正主義，是改“壞”。其實，相當於清朝君主專製來說，梁啟超作為真誠的君主立憲者，就屬於另一種類型的政治革命領袖，不是反革命。史學界的階級分析傳統把近代資產階級分為上中下三層，將梁啟超等歸為代表資產階級上層，把孫中山等歸為代表資產階級中下層，再按照“越窮越革命”的邏輯，斷定上層有軟弱性，中下層才具備革命性。但實際上，革命的內容比形式更重要，梁是宣傳民權政治的第一人，他並不軟弱，林伯渠，郭沫若、毛澤東、周恩來等人都深受梁的影響，郭沫若還稱梁為“革命家”。 郭師還憑記憶背誦了郭沫若深情讚梁的一段長文。還指出，按照馬克思與恩格斯的原典，近代曆史的必然趨勢不是別的，就是“變成資產者”，出處就在《馬恩選集》第一卷，第255頁，他用的是人民出版社1972年的版本。
世人大都抱怨梁政治立場多變，是“變色龍”。郭師則認為，梁啟超的變，不是政客似的變，而是學者型的變，近代中國的一切都在流變之中，梁的變就無可指責，一成不變才是不可理解的。有人說，梁啟超與孫中山、袁世凱、段祺瑞都曾走得很近，是投機，郭師說，如果梁要投機，當初直接投機慈禧，豈不萬事大吉?
郭師講，梁啟超是一個真誠的政治家，真誠的人不適合搞政治，因此他是一個失敗的政治家;但梁啟超是一個好學者，百科全書式的大學者，經濟學，法學，政治學，文史哲，包羅萬象，尤其是政論文章筆力雄健，舉世無出其右者;梁是一個好學生，乃師康有為死後，他居孝子之位，向客人一一答禮;梁是一個好老師，雖反對學生徐誌摩與陸小曼的交往，但還是應徐之請充作證婚人，不過強調並非自願，希望徐不要再離婚結婚了;梁是一個好父親，搞快樂教學，寓教於樂，九個子女中個個成才，其中有三個院士;梁是一個好丈夫，是一個好同事，好朋友，對家人同事朋友寬和友善;即使當病人，梁也是一個好病人。在接受協和醫院治療的手術事故中，雖被協和醫院誤診而錯割右腎，但梁認為，醫生不是有意誤診，應該維護代表科學的西醫的聲望，而科學是五四運動高舉的兩大旗幟之一，他就堅決反對追究協和醫院的責任。郭師講，古往今來看淡身外之物者何其少，而看淡身內之物(被誤割的右腎)者何其少之又少，天下又有幾人能有梁啟超的境界?他講梁喜好麻將，每星期六晚上都是雷打不動的麻將時間，但這點愛好，也是娛情娛樂，無傷大雅，倒是同時代之嚴複，沉迷於鴉片，乃至自毀天才，令人歎息。
郭師講，真實的梁啟超不僅在於私德，其對於國家民族大義的體認與踐行，尤為可貴。晚清時期的梁一般主張君主立憲，民國之後也支持民主立憲。袁世凱洪憲帝製的憲，也是立憲的憲，隻是袁作為強人而手握重兵，其“憲”有名無實。梁認為，既然國體已變成民主，不應再變回帝製。袁在梁《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一文發表前，曾派人帶10萬兩銀票，要梁放棄發表，否則不客氣，梁都嚴辭拒絕。梁與學生蔡鍔相約，一文一武，硬是將袁皇帝拉下馬。
郭師認為，任公被宣傳曆史所損害的形象與真實的形象之間，相距何止雲泥之別。究其原因，一是從國民黨黨史撰述以來的革命史觀的局限性，將暴力革命神聖化，否定一切與革命相異的人和事。二是以結果逆向推導過程，簡單粗暴地裁剪曆史，無數飽滿的個案被傷害，多種曆史可能性被抹殺。成功者的敘事一貫正確，而失敗者的行為則浪費表情。還把成功者的失誤歸之以“雖然……”，把失敗者的不足則歸之於“但是……”，最後得出一個很霸氣的線性邏輯，“隻有……，才能……”。郭師特別提到，不要因為辛亥革命的反滿成功而輕易否定梁啟超等真誠的君主立憲者的智慧與艱辛，也不要以1949年的勝利做逆向推導，為建構曆史必然性而否定一切。至於第三是什麽，不記得了。
在講座最後，郭師提出，評價曆史人物要注意以下六組關係：一是事實與邏輯的關係。這是兩個最基本的維度，如果事實和邏輯無誤，問題也就大致解決了。二是事實評判與價值評判的關係。事實評判對應著“是什麽”，而價值評判對應著“怎麽看”，二者決不能混淆，但人們往往以價值評判代替事實評判，從而損害曆史的真實。三是過程與結果的關係，結果是單一的，已經成為現實，過程則是未定形的，多向度的，蘊含著多種可能性，曆史表象本身更是混沌未分化的。就研究曆史乃至了解曆史真相來說，過程比結果更飽滿，更重要。不能以結果來推導過程，否則隻是“發明”而不是發現曆史規律。四是論點與論據的關係，論點其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論據，論據不能隻舉例，不是抓典型，一般還要有類型的代表性，要量化。五是個體與群體的關係。有些近代史研究學者往往一輩子隻研究一個曆史人物，因之對曆史人物產生了“辯護律師或者家屬”之類的感情，隻見樹木，不見森林，無法對曆史人物作出公允的評價。六是角色與責任之間的關係。普通民眾與社會精英、革命領袖的角色不一樣，所承擔的責任也不一樣。辛亥革命領袖孫中山的個性就有缺陷，聽不進不同意見，動不動就易生氣，這就很難服眾，結果自1907年以後，同盟會內就變成一盤散沙，東京總部不再開會議事，尤其是1910年以後，孫在南洋宣布，不以東京同盟會為同物。如果充分注意到上述幾點，就有可能避免傷害曆史人物，盡可能逼近真實。
整個講座中，郭師沒有提他在史學界廣為流傳多年的《晚清政治革命新論》，該書第一版已有十餘年，當年就購空了，近日被選入“當代人文大係叢書”，由人民大學出版社再版，演講中的許多主要觀點也是郭師本人在史學界首先闡發的。演講中最感人的一個細節是，有聽眾遞條子給主持人，說郭師近日身體不適，醫生嚴格要求他不能勞累，懇切請求郭師坐下講演。郭師還是謝絕了。他說：還有很多人都站著聽，而且還有長者站著聽，他隻能站著講。就這樣，包括答問環節，郭師就站著講了近三小時，在經久不息的掌聲中結束。
作者周祖文，經濟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人員。
3月13日午後，我專程從東四環外趕到西單三味書屋，聽求學浙大時的師長郭世佑教授的講座。趕到時，書屋二樓茶座的樓梯口都擠滿了人，整個講堂水泄不通，著實把我嚇了一跳。在眾多聽眾之中，有被稱為“中國律師第一人”的83歲高齡的法學界權威張思之先生，也有美國大使館的一秘。舉目四望，從白發老者到弱冠學子，從飽學碩儒到街坊鄰右，從黃膚黑發到金發碧眼。三教九流，不一而足。我是站在樓梯口聽完講座的。事後才知道，梁啟超長孫梁從誡的夫人，也是坐在樓梯口的台階上聽完整個講座的。當時人群擁擠，根本無法做筆記，又恐日後遺忘，暴殄天物，就全憑記憶，略記在此。
講座題為《宣傳的曆史與真實的曆史——以被誤解與傷害的梁啟超為例》，分四部分：一是宣傳中的梁啟超;二是真實的梁啟超;三是兩者產生巨大差異的原因;四是評價曆史人物的方法問題。整個演講中，郭世佑師像以前一樣沒有講稿，洋洋灑灑，思維依然活躍，邏輯依然謹嚴，談吐幽默風趣，慧見洞識疊出。他說，2003年8月離開浙大，調到政法大學，是“插隊落戶”到了昌平，昌平的出租司機在招攬顧客進城時都說：“到北京啦，到北京啦”。如果昌平的鄉裏人直到最近才知道長安街上有這麽一個叫三味書屋的書店，那大概是可以諒解的吧。在自嘲式的開場白中，演講開始了。
郭師講，宣傳的曆史總喜歡分派，而且喜歡“一分為二”，分成革命派與改良派，梁啟超被歸入改良派，還叫改良主義。改良一詞在中國近代史上有著特定的語境，是負麵的，1949年後的改良主義更是指向修正主義，是改“壞”。其實，相當於清朝君主專製來說，梁啟超作為真誠的君主立憲者，就屬於另一種類型的政治革命領袖，不是反革命。史學界的階級分析傳統把近代資產階級分為上中下三層，將梁啟超等歸為代表資產階級上層，把孫中山等歸為代表資產階級中下層，再按照“越窮越革命”的邏輯，斷定上層有軟弱性，中下層才具備革命性。但實際上，革命的內容比形式更重要，梁是宣傳民權政治的第一人，他並不軟弱，林伯渠，郭沫若、毛澤東、周恩來等人都深受梁的影響，郭沫若還稱梁為“革命家”。 郭師還憑記憶背誦了郭沫若深情讚梁的一段長文。還指出，按照馬克思與恩格斯的原典，近代曆史的必然趨勢不是別的，就是“變成資產者”，出處就在《馬恩選集》第一卷，第255頁，他用的是人民出版社1972年的版本。
世人大都抱怨梁政治立場多變，是“變色龍”。郭師則認為，梁啟超的變，不是政客似的變，而是學者型的變，近代中國的一切都在流變之中，梁的變就無可指責，一成不變才是不可理解的。有人說，梁啟超與孫中山、袁世凱、段祺瑞都曾走得很近，是投機，郭師說，如果梁要投機，當初直接投機慈禧，豈不萬事大吉?
郭師講，梁啟超是一個真誠的政治家，真誠的人不適合搞政治，因此他是一個失敗的政治家;但梁啟超是一個好學者，百科全書式的大學者，經濟學，法學，政治學，文史哲，包羅萬象，尤其是政論文章筆力雄健，舉世無出其右者;梁是一個好學生，乃師康有為死後，他居孝子之位，向客人一一答禮;梁是一個好老師，雖反對學生徐誌摩與陸小曼的交往，但還是應徐之請充作證婚人，不過強調並非自願，希望徐不要再離婚結婚了;梁是一個好父親，搞快樂教學，寓教於樂，九個子女中個個成才，其中有三個院士;梁是一個好丈夫，是一個好同事，好朋友，對家人同事朋友寬和友善;即使當病人，梁也是一個好病人。在接受協和醫院治療的手術事故中，雖被協和醫院誤診而錯割右腎，但梁認為，醫生不是有意誤診，應該維護代表科學的西醫的聲望，而科學是五四運動高舉的兩大旗幟之一，他就堅決反對追究協和醫院的責任。郭師講，古往今來看淡身外之物者何其少，而看淡身內之物(被誤割的右腎)者何其少之又少，天下又有幾人能有梁啟超的境界?他講梁喜好麻將，每星期六晚上都是雷打不動的麻將時間，但這點愛好，也是娛情娛樂，無傷大雅，倒是同時代之嚴複，沉迷於鴉片，乃至自毀天才，令人歎息。
郭師講，真實的梁啟超不僅在於私德，其對於國家民族大義的體認與踐行，尤為可貴。晚清時期的梁一般主張君主立憲，民國之後也支持民主立憲。袁世凱洪憲帝製的憲，也是立憲的憲，隻是袁作為強人而手握重兵，其“憲”有名無實。梁認為，既然國體已變成民主，不應再變回帝製。袁在梁《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一文發表前，曾派人帶10萬兩銀票，要梁放棄發表，否則不客氣，梁都嚴辭拒絕。梁與學生蔡鍔相約，一文一武，硬是將袁皇帝拉下馬。
郭師認為，任公被宣傳曆史所損害的形象與真實的形象之間，相距何止雲泥之別。究其原因，一是從國民黨黨史撰述以來的革命史觀的局限性，將暴力革命神聖化，否定一切與革命相異的人和事。二是以結果逆向推導過程，簡單粗暴地裁剪曆史，無數飽滿的個案被傷害，多種曆史可能性被抹殺。成功者的敘事一貫正確，而失敗者的行為則浪費表情。還把成功者的失誤歸之以“雖然……”，把失敗者的不足則歸之於“但是……”，最後得出一個很霸氣的線性邏輯，“隻有……，才能……”。郭師特別提到，不要因為辛亥革命的反滿成功而輕易否定梁啟超等真誠的君主立憲者的智慧與艱辛，也不要以1949年的勝利做逆向推導，為建構曆史必然性而否定一切。至於第三是什麽，不記得了。
在講座最後，郭師提出，評價曆史人物要注意以下六組關係：一是事實與邏輯的關係。這是兩個最基本的維度，如果事實和邏輯無誤，問題也就大致解決了。二是事實評判與價值評判的關係。事實評判對應著“是什麽”，而價值評判對應著“怎麽看”，二者決不能混淆，但人們往往以價值評判代替事實評判，從而損害曆史的真實。三是過程與結果的關係，結果是單一的，已經成為現實，過程則是未定形的，多向度的，蘊含著多種可能性，曆史表象本身更是混沌未分化的。就研究曆史乃至了解曆史真相來說，過程比結果更飽滿，更重要。不能以結果來推導過程，否則隻是“發明”而不是發現曆史規律。四是論點與論據的關係，論點其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論據，論據不能隻舉例，不是抓典型，一般還要有類型的代表性，要量化。五是個體與群體的關係。有些近代史研究學者往往一輩子隻研究一個曆史人物，因之對曆史人物產生了“辯護律師或者家屬”之類的感情，隻見樹木，不見森林，無法對曆史人物作出公允的評價。六是角色與責任之間的關係。普通民眾與社會精英、革命領袖的角色不一樣，所承擔的責任也不一樣。辛亥革命領袖孫中山的個性就有缺陷，聽不進不同意見，動不動就易生氣，這就很難服眾，結果自1907年以後，同盟會內就變成一盤散沙，東京總部不再開會議事，尤其是1910年以後，孫在南洋宣布，不以東京同盟會為同物。如果充分注意到上述幾點，就有可能避免傷害曆史人物，盡可能逼近真實。
整個講座中，郭師沒有提他在史學界廣為流傳多年的《晚清政治革命新論》，該書第一版已有十餘年，當年就購空了，近日被選入“當代人文大係叢書”，由人民大學出版社再版，演講中的許多主要觀點也是郭師本人在史學界首先闡發的。演講中最感人的一個細節是，有聽眾遞條子給主持人，說郭師近日身體不適，醫生嚴格要求他不能勞累，懇切請求郭師坐下講演。郭師還是謝絕了。他說：還有很多人都站著聽，而且還有長者站著聽，他隻能站著講。就這樣，包括答問環節，郭師就站著講了近三小時，在經久不息的掌聲中結束。
作者周祖文，經濟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人員。
評論
石假裝
2013-10-02 19:47:58
回複
悄悄話
需要一部真正的中國共產黨史。還需要一部文革史、文革社會史。當年整人的，被整的都該寫出當時的真相及真是心理。
登錄後才可評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