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真話是一種習慣

說真話是一種習慣[圖]

郭世佑 曆史學博士，同濟大學特聘教授，文化哲學專業博導，曆史學科籌備負責人，曾任中國政法大學學位委員會副主席，法律史專業博士生導師，浙江大學中國近代史專業博士點負責人，浙江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委員會曆史學科組召集人之一。著有《記問沉浮：近代史的求真之旅》、《曆史不是小姑娘》、《史源法流》等。 郭世佑，個性直爽，快人快語。他不怕得罪人，寧可選擇說自己想說的話，有一股子魯迅先生當年“橫眉冷對千夫指”的勁頭。點評曆史人物，也是不遺餘力盡顯他的這種風格，他敢於揭示偉人孫中山先生做人處事中存在的一些瑕疵，敢於挖掘一些曆史人物鮮為人知的部分……說到自己的曆史，他用“九死一生”來形容當年的高考經曆，與自己鍾愛的數學專業失之交臂，轉角遇到了“曆史”這個後來的“真愛”。與他談話，你不知道他下麵會出什麽牌，這既是一種挑戰，也預留了一份驚喜。 沉默很難，那就說點真話 新僑報：“這年頭都不易，據說也叫盛世，修煉沉默真難，那就說點真話。”這句話出現在你微薄首頁的簽名簡介一欄，那你覺得，你是一個善於修煉沉默還是一個偏愛說真話的人？ 郭世佑：沉默很難，我是偏愛講真話的人。講假話還要動更多腦筋，講真話其實更容易。 新僑報：你覺得，這個社會上為什麽敢於說真話的人越來越少？如何可以讓更多的人去正視自己以及這個社會？ 郭世佑：說真話容易，說假話不容易。但是說假話，聽起來好聽；說真話，有人就不愛聽。如果大家都不願意聽真話，那麽假話也就有了市場，越來越流行。 新僑報：敢於說真話的人，一般都是比較正直和勇敢的。你就是這樣的人吧？ 郭世佑：說真話要受打擊，說假話能占便宜，這是社會上的一個不大正常的現象。一般來說，說真話舒暢，說假話難受，當然這和性格也有關係。梁啟超就是這樣的人，喜歡直來直去。研究後發現，他六歲的時候有一次說謊，媽媽就罰他下跪，還打了他，從此他記住了，不能撒謊。所以，這跟家教也有關係。我認為，說真話不一定是內心勇敢的表現，而是一種習慣、一種個性，是自然而然的。別人經常表揚我，說：郭老師你膽子真大。其實我知道我膽子不大。 新僑報：很多人的性格、性情都是與生俱來的，但一個人的氣質與觀念是可以後天培養或者受環境影響的。在你的生命中，影響你最深的一個人和一件事分別是什麽？ 郭世佑：是母親，母親對我影響很大。她很正直，可惜沒什麽文化，但現在年邁了，反應的速度仍很快。別人有什麽事，隻要找到她，哪怕是要飯的找到我們家裏，她都不會虧待。我父親則比較小氣，要飯的經常到我家裏來，他就會很煩，會跟我媽吵架。其實這也難怪，因為那個時候大家都缺衣少糧。 選擇曆史，那是一個“美麗的誤會” 新僑報：你學習曆史，研究曆史，同時也教授曆史，是從小就喜歡曆史還是說在怎樣的機緣巧合下“邂逅”曆史，然後結下了不解之緣？ 郭世佑：我是屬於“曆史的誤會”選擇的曆史專業。我以前理科成績非常好，不是一般的好，中學的時候數理化和語文都非常好，就是沒怎麽學過曆史。我們那時候，一段時間是停學曆史課的。     新僑報：這邊你提到了“曆史的誤會”，這個具體指的是什麽？ 郭世佑：我的兩次高考分數都非常高，但是都耽誤了，第一次說我體檢不合格，第二次現在看來根本無法想象，現在聊到這個問題我願意講了，第二次高考，總分少加了我一百分，連體檢資格都沒有，一般的人碰到這樣的事，估計要瘋掉。等查出來的時候，浙江省裏的錄取工作已經關門了。後來去了河南師範學院，也就是現在的河南師大，當時是第二批過去的。因為我當時總分高，而河南師範學院的曆史係分數很高，就這樣進了曆史係學習。 新僑報：你這次的講題是關於“一個真實的梁啟超”。作為中國近代維新派的代表人物，梁啟超身上有哪些特質是可以供現代人學習和借鑒的？ 郭世佑：他是個很真的人，做什麽像什麽，他做兒子是個好兒子，做父親是個好父親，做老師是個好老師，做學者是個好學者。他不需要父母操心也不需要老師操心，一般的人學不來。不光是真還有才，一個家庭裏培養出來3個院士。從為人的角度，近代的人裏麵，能夠讓我佩服的不多，梁啟超是第一位，他比曾國藩都還要有亮光。在近代，毛主席評價過3個向西方學習的人，洪秀全一個、康有為一個，再就是梁啟超的老師孫中山一個。我以為，3個人在做人的層麵上略有瑕疵，梁啟超就很陽光，做人層麵非常陽光。 與梁啟超比較，這個真不敢當 新僑報：如此欣賞梁啟超，你自己有沒有一些特質跟梁啟超相似？ 郭世佑：與梁啟超相比較，這個我不敢當，真的不敢當。盡管經常有人，包括學者粉絲都會這麽說我。 新僑報：敢說真話這一點，不就是相似處麽？從你的微博上對各種時事以及現在社會的熱點的點評就可見一斑！ 郭世佑：我確實是一個習慣講真話的人，你可以看看《炎黃春秋》上第一篇就是我的文章。部分內容被刪掉了，但剩下的我認為還是很精彩。我謝絕過《百家講壇》很多次，為什麽呢？考慮的因素很多。其中一個是，我認為那裏不是一個完全能講真話的地方，因此也就不去湊那個熱鬧了。 新僑報：曆史人物身上往往集結了許多那個年代的特征，比如說梁啟超，再比如曾國藩。有人說曾國藩是“中興名臣”，也有人說他是“漢奸、儈子手”，這裏就涉及到一個對曆史人物評價標準問題，對此你怎麽看？ 郭世佑：儈子手、漢奸的形容現在不太提了，紹興的範文瀾，是新中國中國近代史學科的創始人，他在上世紀40年代提出過，那是他在一個特定的曆史條件之下提出的，後來對此曾作過檢討。 新僑報：根據你的了解，學者在研究曆史的時候，個人的情緒的帶入是不是很普遍的現象？ 郭世佑：我們把曆史課當政治課這本身可以說是一個很大的毛病，必須改。現在改當然有些難度，但不改的話問題就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