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壞曆史記憶何時休：曆史是了解社會的途徑

曆史是所有學生的學校課程的一部分，不管他們在課業中的表現和準備，也不管他們未來的計劃是什麽。曆史對民主社會的公民來說至關重要，因為通過和人類其他曆史時期相比，它為我們提供了唯一的了解自身及我們的社會的途徑，也讓我們了解一些事物是如何變化，而另外一些事物又是如何繼續發展的。

本文摘自《史源法流》 作者： 郭世佑  出版社：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我國不僅是一個擁有數千年文明史的國家，而且是一個以曆史唯物主義為指導、把成語“實事求是”當作國訓的國家，還是一個把愛國主義當口號高呼最多也最響的國家。按理說來，在這樣的國度裏，舉國上下對曆史知識的追求應該是最自覺的，對曆史遺產的珍惜是最用心的，最能善待曆史的記憶，最容易把求真當一回事。環視萬裏神州，實際情況卻常常相反，而且這些反差都是在享受“數千年文明史”的榮光中發生的，屬於極具諷刺意味的共時性悖論，卻一直不曾引起足夠的警覺，更不用說采取緊急措施。

海德格爾說：“接近本源就是接近極樂（themostjoyous）。故鄉最玄奧、最美麗之處隻存在於對本源的接近中，絕非其他。所以，在故鄉中對本源的忠誠，這是很自然的。……還鄉就是返回與本源的親近。”哲人的話一點也沒錯，他不過是把人之常情用哲學家的名義表達出來了。無論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無論是男性還是女子，不管你長大之後走得多遠，身份的變化有多大，你都會有“夜來幽夢忽還鄉”的時候，除非你的人生連夢都沒有。

有朝一日當你回到家鄉，腳踩曾經踩過的碎石小路或堤壩，走近曾經用過的水井或池塘，穿過一排排曾經見證你成長的房屋，與你一同喜怒哀樂過的發小聚首重逢，你都不難找到“又見炊煙”的那種歸宿與喜悅，甚至感動流淚。倘若你的家鄉已被推土機搗毀殆盡，麵目全非，哪怕是被開發商弄出一片整齊劃一的水泥地板與水泥高樓，無論它們有多氣派，多昂貴，這些都與你的曆史記憶無關，反而讓你找不到回家的路，容易挑戰你的感情，使你陷入迷茫、失落，甚至痛苦。個人的記憶是如此，一個民族與國家乃至全人類的記憶也大致如此。

就人類的本源而言，基於曆史與現實之間剪不斷的因果關聯，人類的曆史就是人類所共有的故鄉，走進曆史就是走進家園，走進本源。曆史不僅可以為人類的生存與發展提供必不可少的經驗與智慧，還能喚起人類個體與群體的歸宿感與安全感，還有自信心。不管政治的格鬥是如何激烈，也不管現代科學技術的擴張與物質文明的增長將把人類帶向何方，人類的曆史既是人類的精神家園之一，也是人類守護這個精神家園的最後一道圍牆。

惟其如此，即便是在資本主義的發源地，在以工商文明為先導的西歐，那裏的居民雖然並不諱言“掙錢”、“發財”，趨向拜金主義，但他們對曆史的尊重，包括對曆史遺產的愛護，恐怕僅次於對教堂的虔誠。古希臘的廢墟與古羅馬的遺址不知見證過多少兵燹與風雨，並不影響它們以永恒的韌性昭示一個燦爛文明的存在與毀滅，讓一代一代的後人為之動容，為之思索。無論柏林的開發商有多大的神通，褲襠大街的鬧市區那個在二戰期間被炮火轟壞一半的尖頂教堂也能巍然不動，誰也別想對它輕舉妄動。

美國的曆史雖然還不到300年，但這並不影響美國人民對曆史的尊重。無論是獨立戰爭，還是南北戰爭，無數破門、殘牆都被作為曆史的見證，小心翼翼地保留下來。在歐美許多高等學府，校園的本身就是一個樸實而完整的曆史博物館，都能順理成章地給曆屆學子提供豐富而生動的曆史熏陶，激勵他們以主人公的姿態擁抱未來，創造曆史。

近20年來，針對工商文明與功利主義思潮對曆史教育的強烈衝擊，美國教育界還特別重視對曆史課程的保護。1987年，為了考察與督促中小學曆史教育的質量與數量，由肯尼斯T傑克遜為首的16位非常受人尊敬的曆史學家、教育家等組成的布拉德利曆史教學委員會宣告成立。從1987年到1988年，該委員會兩次強調：

曆史應該在個人和公民教育中占有很大的空間和很重要的位置。

曆史是所有學生的學校課程的一部分，不管他們在課業中的表現和準備，也不管他們未來的計劃是什麽。曆史對民主社會的公民來說至關重要，因為通過和人類其他曆史時期相比，它為我們提供了唯一的了解自身及我們的社會的途徑，也讓我們了解一些事物是如何變化，而另外一些事物又是如何繼續發展的。我們確知學生在其一生中要經曆無數的變化。

曆史是能夠幫助他們了解並處理這些變化的學科，同時也幫助他們認同過去與現在之間的深切聯係。沒有這樣的理解，美國教育的最重要的兩個目標就不可能實現，即讓所有人獲得自我完善和滿足的個人生活的準備，以及民主社會公民的公共生活的準備。

 

就第一個目標，即個人成長而言，曆史位居人文學科的中心。它能滿足年輕人對認同感以及人類曆史時空感的渴求。……而且，曆史為其他人文學科提供了框架和啟發。藝術、文學、哲學和宗教隻有在時間發展的線索和社會進化的背景中才能被最好地學習。

 

反過來，這些學科也活躍和加強了我們對空間和瞬間的曆史把握。對於第二個教育目標，即積極且有才智的公民來說，曆史為人們在一個錯綜複雜的世界的政治選擇提供了廣泛的模式和可選擇的方法。

 

1990年，美國還在該委員會的基礎上成立由189位曆史學家、教育家、教育者組成的國家曆史教育委員會，製定曆史師資與課程標準，進一步督促和指導美國的曆史教育。

 

美國的國家曆史教育委員會完全服務於教育規律與人才培養需要，並不組織統一編寫教材，更不要求使用統一的教材，不把曆史課程當作美國時事政治的附屬物，不可能強製推行某種單一的曆史觀，或所謂“定論”。與此相適應的是，美國的有線電視還在90年代開出“曆史頻道”，全天播放，用20種語言為70個國家的觀眾服務，成為全球範圍內收視率最高的主題頻道。

 

惟其如此，教育家戴安娜拉維奇就在1997年10月興奮地宣告：“這是曆史教育史上激動人心的時刻。全國各地正在加強他們的曆史課程並期盼青少年能學到更多的美國和世界曆史。甚至對國家曆史標準的尖酸刻薄的爭論也提醒我們，人們正熱切地關注曆史。”

 

相比之下，在我國，無論是對曆史遺產的保護，還是對曆史課程的保障，無論是對曆史知識的普及，還是對多元曆史觀的尊重，我們都隻能感到慚愧。

 

就曆史遺產的保護而言，近百年來，我國的曆史文物遭受政治暴力與經濟暴力的輪番轟炸，至今厄運未了。無論是在列強接連侵犯中國的時代，還是軍閥混戰的歲月，曆史就像捆綁在不斷拚殺的政治戰車上。無論是建設時期把曆史妖魔化的曆次政治運動（尤其是史無前例的大革文化命），還是近20年來毫無節製的舊城改造與房產開發，我國的曆史文化遺產仍屬在劫難逃。

 

雖然殘酷的戰爭與政治運動早已過去，但大規模經濟建設的利益擴張對曆史文化遺存的破壞不可低估。幸虧希臘的德爾斐神廟不在中國，否則，即使能逃脫“破四舊”的瘋狂掃蕩，恐怕也難以躲過今天的城區改造。幸虧德國柏林褲襠大街的那個半毀式尖頂教堂也不在中國，不然，要麽早就被某些號稱“玩的就是心跳，掙的就是鈔票”的行政長官與隻要鈔票的開發商聯手搗毀，要麽就會被文物管理部門把毀掉的那一半教堂以“修複”的名義補上去。西方的同行們都知道一個秘密：“中國人很喜歡修複曆史”。

 

在我們的國家，隻對那些盜賣文物的商販問罪嚴懲，卻對那些濫用職權肆意搗毀曆史文化遺存的行政官員與開發商熟視無睹。其實，後者比前者更可怕，危害更大。因為文物盜賣後，畢竟還能設法贖回；而文化遺存被推土機搗毀後，遺存就已滅亡。

 

就曆史課程教育而言，且不說從曆次政治運動中摔打過來的多數學生家長的曆史知識是何等貧乏，對追求曆史知識的態度是何等淺薄和粗暴，由於應試教育的指揮棒還在明顯地規範著教與學，曆史課程在我國的中學教育中還隻是副課，而不是主課，這就足以說明問題。在許多省、市，初中的課程僅僅包含在“社會”課中，既沒有比較充分的課時保障，也不作為評定獎學金的任何依據，更不納入高中升學考試（即“中考”）科目，即便是“會考”，其比重也小得可憐。

 

至於高中階段，至少在高二階段就開始文、理分科，個別地方在高一就已悄然私分，理科學生就不再有曆史課程。即便是文科學生，一切為了高考，他們對中國曆史與世界曆史的掌握大都停留在統一的教材中的某些知識點，背了一些“雖然……但是”、“隻有……才能”之類的表達技巧，以及非此即彼、厚此即彼的史學八股，還以“曆史規律”和“定論”的名義組成所謂的“標準答案”，再加一點無論相關與否都去“聯係實際”的思路，隻要謀求高分就行。

 

倘若從學生的自我完善與滿足的個人生活準備，以及現代社會的公民素質準備而論，廣大中學生的曆史知識的貧乏與蒼白，就可想而知。當基礎教育與民族文化嚴重脫節時，所謂愛國主義教育就往往成為動口不動心的政治表演，那就不足為怪了，姑且不說“愛國”的命題究竟屬於“主義”還是情感。

 

即使高校繼續擴招，讓每一個中學生都能升入大學，都當碩士、博士，那至少也無法擺脫“有文憑，沒文化”的惡性循環。應當知道，在知識的海洋裏，曆史的知識屬於第一股東。在人格的追求中，求真的品性卻是構建人格魅力的第一要塞，怎能如此輕率？

 

曆史唯物主義曾經為創立我國的馬克思主義曆史學科做出過重要的貢獻，但在曆史教學與研究中，如果把曆史唯物主義絕對化和公式化，前者就容易變成神話而不是科學，就會完全應證達爾文的崇拜者T．H．赫胥黎在114年前就提出的一個論斷：“曆史告訴我們……以異端開始並以迷信結束，是新真理通常的命運。”

 

就曆史觀而言，美國布拉德利曆史教學委員會要求學生“掌握曆史原因的複雜性，尊重個性，避免過度抽象的普遍化”；要“意識到對於過去的評價的通常的試探性的本質，並因此避免用曆史上的個別‘經驗’來解決當前問題的傾向”；“意識到在曆史上和人類事件中非理性和偶然性的力量。”“廣泛閱讀，批判性閱讀，以便認識到事實和假設、論據和論點之間的區別，並因此架構有用的問題。”相比之下，我們的曆史教學卻恰恰要求對曆史事件與人物的“過度抽象的普遍化”，誇大曆史上的個別‘經驗’對解決現實問題的借鑒意義，忽視曆史事件中的非理性與偶然性的力量，重結果輕過程，重結論輕細節，重論點輕論據，死記硬背，不需思考，更不準懷疑。

 

對於古代的曆史遺產與文化傳統，我們要麽是以簡單粗暴的態度，醜化曆史，要麽就是以功利主義的態度，隻求生財，搞過度開發，不講保護。如果適當避開情感與義憤，那麽，多災多難的近代國史能提供給後人的教訓與智慧究竟是什麽，還很難說我們已完全弄清楚，更難說已找到曆史留給我們的財富。在革命史觀的主導之下，我們往往拋開近代曆史的複雜性，至今對統治階級陣營中的許多政要人物與國家建樹之材（例如，像曾國藩、李鴻章那樣麵對“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而堅持“師夷之長技”，夾著尾巴做人的愛國者，像梁啟超那樣懷抱救國之念不斷探索的思想家與政治活動家）缺乏一點“同情的了解”與尊重。

 

我們還有任意取舍甚至改寫曆史的毛病。林彪得誌時，有人就捏造林彪與毛澤東“井岡山會師”的曆史，振振有辭；林彪自毀後，有人就把他在7000人大會上的常委身影拿掉，旁若無人。開國大典上的那張巨幅照片，也不知被加減過多少次。此類做法一點也不像成年人所為，很不好玩，因為曆史本身畢竟不能隨意加減啊。如果為了某個政治的目的而任意加減曆史甚至修改曆史，雖然可以在短期內收到高度保持一致的那種“宣傳”功效，但從整體效果來看，得不償失，任意嫁接與過度解釋曆史的必然結果，隻能換來民眾對曆史的真實性與整個話語係統的普遍懷疑。

 

最近，教育部下令各高校都把原來的“中國革命史”、“毛澤東思想概論”等課程改成“中國近代史綱要”，我的估計並不樂觀。因為無論課程的名稱怎麽改，它都隻屬於思想政治課，重在求用，同重在求真的純曆史課並不是一回事。再說，在目前中學的曆史課程如此邊緣化的整體格局下，如果光靠大學的“中國近代史綱要”來補充廣大中學畢業生曆史知識與文化素養的嚴重不足，那就無異於杯水車薪，無濟於事。

 

美國傑出的政治家林肯的信念是：“讓人民知道真相，國家才會安全。”我們的觀念卻恰恰相反。對於1949年以後的某些重大事件，我們還不敢理直氣壯地從求真的基本要求出發，向廣大中學生與大學生做出基本的交代，而是諱莫如深，好像生怕學生知道事實真相，更不用說公開的學術討論。去年是毛澤東與中共中央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40周年，今年是毛澤東與中共中央發動“反右”運動50周年，對這兩個影響深遠的曆史事件，有關方麵還明確規定不準召開紀念會，不準發表文章討論，匪夷所思。還不到半個世紀的事情，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國家就像患了失憶症，好像什麽都沒有發生過，這在西方國家是不可思議的。

 

芸芸眾生真能遺忘那些事關千家萬戶與國家前程的曆史片段嗎？如果連曆史的自信感都沒有，怎能“實事求是”？一個不能正視曆史記憶的民族，怎能勇敢地麵對未來？再說，如果連剛剛過去才半個世紀的曆史記憶都理不出一個頭緒來，治國理論的不斷創新與民族凝聚的萬眾一心談何容易？傑出而深刻的思想家懷海德就說過：“生命有要求原創的衝動，但社會與文化必須穩定到能夠使追求原創的冒險得到滋養。隻有這樣，這種冒險才能開花結果，而不至於變成沒有導向的混亂。”個體生命的創新是如此，一個民族與國家的創新尤其是如此。

 

正是由於我們長期以來不把珍視曆史記憶作為常規性的建設方針與全民性的行為習慣，也不太明白一以貫之的求真追求的重要性，不僅使大量曆史文化遺存遭到無法挽回的破壞，而且嚴重影響廣大青年學生與公民對曆史知識的積累與人文素養的提升，即使在處理某些對外交涉時，也難以充分發揮自身的證據優勢，多費口舌。我們一再要求日本朝野為侵華戰爭賠禮道歉，卻把日軍屠民炸房的大量物證自毀殆盡；我們批評日本方麵篡改曆史教科書，而我們自己的曆史教科書也在經常改寫，至少在抗日戰爭的許多問題上，大陸學者與台灣學者之間至今還是各說各的，中國人內部都拿不出一個統一的曆史文本來，豈不容易給對方留下某些不應有的口實？

 

凡此種種，都值得認真反思。我至今無法想象，偌大一個北京城，假如當年能虛心聽取建築學家梁思成的勸告，把古城部分完整地保留下來，當明年夏季的北京奧運會來臨時，那將給八麵飛來的國際遊人帶來多大的驚喜？我也很難判斷，一個雖有南宋都城之名卻不見一片南宋磚瓦之實的杭州，一個已讓無數近代曆史文化名人的足跡與才思所剩無幾的杭州，如果再這樣開發下去，即使有一天真能要到“世界文化遺產”之名，它給不夜錢塘帶來的，究竟是榮譽，還是恥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