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真
郭世佑: 曆史學博士。現任同濟大學特聘教授，文化哲學專業博導，曆史學科籌備負責人，同時兼任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史專業博導。
春節的京城陽光明媚，春意盎然，本報記者就讀者普遍關注的中國近代史研究中的有關問題專訪原浙江大學中國近代史博士點負責人，浙江省人文社會科學規劃曆史學科組召集人之一，中國政法大學曆史研究所首任所長，校學位評定委員會副主席，現任同濟大學特聘教授兼該校曆史學科籌備負責人、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史專業博導郭世佑先生。
記者：不少研究者與讀者認為，近代史研究呈現一片繁榮，有關近代史的書刊琳琅滿目，很多曆史的真相都在浮出水麵。也有的則認為，近代史研究顯得有些亂，雜音不少，有的專門同一些已經形成共識的定論過不去，做翻案文章，名為創新，實則添亂。這兩種看法截然不同，不知郭教授怎麽看？
郭世佑：與30年前相比，中國近代史研究不再是一個視角，一種聲音，即便是政治史研究，也不再滿足於革命史的範圍，不是重複中國現代革命領袖毛澤東的某些見解，而是借助於政治學、法學的研究視角與方法，對不同時期的政治人物、集團、思潮予以具體研究，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至於你說的同曆史定論過不去和做曆史翻案文章，我看先要把曆史研究者與曆史敘述者適當區分開來。從整體上來說，我國的曆史研究是以高等院校與研究院所為主體，還有出於個人愛好的體製外的少數曆史研究者，曆史敘述者則除了他們，還有一些未必潛心於研究，卻可以借助於曆史學界的研究成果或者資料的拚湊而從事寫作的書刊、網絡作者或作家，眼明手快，多產多銷，他們的貢獻主要屬於曆史知識的普及，與研究無關，也許他們需要找市場，想賣點，連書刊的標題都很驚人，語不驚人死不休，曆史研究者卻一般不會這樣。如果研究者通過自己的研究，用資料說話，同某些定論過不去，這是研究者的職責所在，沒有什麽不可，即便是"翻案"，隻要不是信口開河，也是值得尊重的。
記者：至今為止，有一種觀點認為，毛澤東對近代史的研究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又被革命的巨大勝利證明其科學性與正確性，那麽，毛澤東對近代史的論述是科學的，正確的，不容懷疑。您在20多年前，就對這種論點公開提出批評，不知您現在的見解有沒有改變？
郭世佑：我的觀點沒變。這樣的三段論雖然還很流行，至少經不起以下推敲：一，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勝的原因是多方麵的，如果過於誇大革命理論與意識形態的作用，就容易走向唯物史觀的反麵；二，毛澤東是革命的高手，並不是職業曆史學家，他對近代史的論述就隨著革命形勢的變化而經常改變，政治家最講求用善變，但曆史學家最講求真，苦追真相，應當區分二者。如果把毛澤東的見解當作曆史研究的信條，如同台灣曆史學界曾經把孫中山與蔣介石的話當作信條一樣，都不合適。三，即便是曆史學家，也應當允許不同學術觀點與流派的存在。
記者：還有哪些方麵急需加強？
郭世佑：無論是政治史，還是社會史、文化史，中外關係史，我看都存在努力的空間。近代曆史特別複雜，資料繁多，需要認真查閱和思考，急不得。就近代中外關係史來說，我們這一代能熟練掌握一門外語的人都不多，能掌握兩本以上外語的就更少，這是致命的弱點之一，至少很不利於研究義和團與八國聯軍侵華時期的中外關係。至於曆史教科書的政治化、簡單化同曆史本身的真實性、複雜性之間的矛盾，曆史研究成果的書齋化與曆史書寫的市場泛化的矛盾，也值得我們注意。由於國情因素的製約，研究者還不能憑借資料的可靠性而暢所欲言，隻能根據一定時期的語境與受眾可能接受的程度，適可而止，曆史研究就往往成了如何表達的技術活。就拿抗日戰爭史來說，姑且避開對日本方麵的研究不論，隻有海峽兩岸的關係獲得根本改善，才有可能從整體上從容冷靜地審視這場事關國家存亡的民族自衛戰，彰顯為之奮鬥犧牲的所有中華兒女們。
人物研究大有文章可做
記者：近代以來，我國湧現了許多可歌可泣的曆史人物，文史資料層出不窮，為近代史研究提供了豐富的資料。
郭世佑：的確是這樣，應當感謝廣大文史工作者的辛勤勞動。人類的曆史首先是人的活動，文史資料主要是追憶人物活動的資料，彌補檔案文獻的不足，這很重要。以往的人物研究局限於幾個一流的政治家、思想家與一流的實務領袖，這肯定不夠，一流人物畢竟不是光杆司令，二流、三流甚至末流和無名的人物更多，各級文史資料就提供了不同層次的人物活動資料，很難得，它有助於對人物群體與社會整體研究的推動，人物研究大有文章可做。
記者：近年來，史學界的口述史研究很紅火，這與以親曆、親見、親聞為主的政協文史資料挺相似。
郭世佑：不少研究者是將口述史的資料製作和研究連續進行的，口述資料的製作過程與政協的"三親"資料有些相似，資料內容與性質也比較接近，都有值得搶救的必要。不過，有的口述史資料的整理者引導過多，容易影響資料的客觀性，文史資料的某些主觀因素也值得注意。我在湘、浙兩省任教時，曾被委任為省、市兩級政協委員或常委，還奉命給老紅軍和離休的省委領導整理過回憶錄，我就發現，不同的回憶者提供的素材質量參差不齊。
記者：怎樣判斷回憶錄、口述史與文史資料的質量？
郭世佑：憶者或作者的敘述目的、求真態度、文化程度、判斷能力與記憶力等個人因素不同，文本的質量就有很大的差別。蔣廷黻、蔣夢麟、郭沫若、馮友蘭等人都是嚴謹的學者，有的還是曆史學家，他們往往不是為了突出自己的重要性而寫，而且還能通過某些現象看到問題的實質，還有可供參考的日記、筆記、檔案等準確的資料，這樣的回憶質量就很高。由為人樸實的抗戰名將鄭洞國將軍生前口述、嫡孫鄭建邦整理的《我的戎馬生涯》也是難得的敘事資料，其中許多重要片段還能經得起鄭洞國將軍的副官、享譽寰宇的當代美籍曆史學家黃仁宇的詳細印證。不過，由於時間久遠，回憶難免有誤，暴力革命者的回憶難度尤其要大些。因為暴力革命的風險很大，革命者不可能留下個人日記、書信之類，一般的革命者也不會有什麽個人檔案。有的口述者當年如果隻是紅軍中的某個連長、營長甚至警衛員，而且文化程度不高，要想回憶一個團甚至一個師的戰略轉移情況，顯然會有些力不從心。有的與其說是在回憶，還不如說是在編資料，是先收集資料和綜合別人的文字資料，再打開現代地圖，組織自己的口述內容。有的為了刻意表現回憶的可信度，就對時隔半個世紀以上的經曆說得很細，很具體，連某日幾點左右都能想出來了，越細就越有問題，人的記憶能力畢竟有限。一般說來，全國文史資料的質量略高於地方文史資料，省級文史資料的質量略高於地、縣兩級，專題性的文史資料則優於散本資料，有的省市出版的辛亥革命與人物專題資料就很有史料價值，不僅引用率很高，而且很能說明問題。遺憾的是，有的文史資料名為"三親"，其實隻是某些文史愛好者對資料的匯編與加工，資料價值不大。有的"親聞"則是後人為了突出先賢的重要性而有意編排，定性描述和評價語言也過多。
記者：您也經常使用政協文史資料嗎？
郭世佑：我對文史資料看得比較多，但用的時候比較謹慎，曆史學的行規是"孤證不取"，隻有經得起驗證的資料才能使用。英雄可以不問來路，曆史資料卻需要追問出處。我對資料的使用比較苛刻，一般以檔案文獻、信劄、日記以及當時的報刊資料為主，對於文史資料，我主張先看作者的個人素質，以及文本的可信度與重要性。近代史資料浩如煙海，不僅需要甄別真偽，還要分清主次，盡量找出最能說明問題的資料。辛亥革命成功後，國民政府曾經成立專門機構征集資料，發動革命者自寫或互寫傳記，武昌首義之區就出現"到處稱首義，無人不元勳"的現象，其中有的傳記平實可信，有的則為了現實利益的需要，盡量拔高，生怕讀者對傳主不重視，後世研究者卻喜歡圍繞這些原本需要確證的傳記資料無限演繹甚至擴充，這就不屬於曆史研究範疇了。
記者：前年是辛亥革命百年大慶，許多地方召開了辛亥人物的專題學術研討會，出版了很多傳記與文史資料，真是熱了一把。
郭世佑：辛亥百年之慶是百年一遇的機會，熱鬧一下是難免的，也是必要的。但恕我直言，曆史資料的挖掘並非無限，許多新出版的文史資料還不及50年前已經出版過的同類資料。不少辛亥人物研討會的鄉土色彩很濃，親情太重，名為研討會，其實就是紀念會，補開追悼會而已，還不容不同的聲音，這些做法顯然都同研究與學術研討無關。
記者：有些曆史人物被明顯拔高。
郭世佑：現實生活中存在"拚爹"現象，辛亥人物的紀念與研究中卻出現"拚後人"的現象。比如，南方某省是辛亥人物大省，為了紀念某個既不那麽特別顯要也不那麽複雜的人物，不僅出了資料集、專著，還出了論文集，還成立研究會，連某個地名也按人名改了，還要興師動眾拍攝專題電影，據說群眾的意見就不小。前年，我應邀參加某個人物的研討會，該省的近代史學者到得很齊，會上也是一片讚歌，還說史學界重視不夠，評價過低，快要趕上對孫中山、黃興、宋教仁、章太炎的評價了，很多發言都是說給身肩領導職務的後裔聽的，有媚權之嫌。如果我不是認識這些學者，就會誤以為他們都是辛亥人物的親屬代表。後人的某些溢美之心可以諒解，曆史研究者卻不能跟著湊熱鬧，任何人物研究都應當將個體研究與群體研究結合起來，避免隻見樹木不見森林，任何曆史結論都要經得起時間的檢驗，避免曆史評價的跟風泡沫。
記者：您長期研究辛亥革命史，與辛亥後裔打過交道，感覺如何？
郭世佑：我從大三開始研究辛亥人物，與辛亥後裔打交道已有34年，多數後人始終熱心支持，也很理性，但也有少數後人前熱後冷。
記者：冷的主要原因是什麽？
郭世佑：他們很看重你對先輩的評價，也就是排位似的價值評判，希望盡量提升，我卻看著事實評判與知人論世，個人功過的大小與評價的高低就並不那麽重要，這個分歧就不小。有的後裔很不喜歡我說真話，還挺生氣，這就不夠大氣。我能理解他們的情感取向，不過，我總覺得，既然你的先輩是有曆史影響的人，他的存在就不僅僅屬於他的家族，後裔們就應當準備承受專業研究者乃至一般讀者的評論。如果沒有這樣的雅量，我看就同先人的曆史地位與價值並不相稱。
記者：據說北京三聯書店即將隆重推出您的《直麵曆史》一書，請問您對曆史有哪些評判原則？
郭世佑：我的原則是，隻憑資料說真話，不憑套話說廢話。具體來說，事實評判比價值評判更重要，曆史的過程與曆史的結果更重要，論據比論點更重要，研究方法比研究熱情更重要，還有，研究心態比研究方法更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