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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世佑: 曆史學博士。現任同濟大學特聘教授,文化哲學專業博導,曆史學科籌備負責人,同時兼任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史專業博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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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謇斷想

(2013-10-01 13:32:51) 下一個

題記:今年是晚清狀元實業家、教育家與政治活動家張謇誕辰160周年,上海《東方早報》開設專欄,紀念這位已拋於國人記憶邊緣而漸行漸遠的建設者,催稿甚急。遙望故國,拂去史籍的塵垢,尋覓前賢的足跡,怎不感慨萬千。斷續之思,雖不失真摯,難成篇章矣。

2013年7月7日02:00於斯坦福

近一個世紀以來,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都奉行革命史觀,許多曆史教科書與政治宣傳都對為暴力反抗而浴血奮戰的革命者予以充分的頌揚與高度的讚美,且拿革命者的暴力反抗精神為標準,苛責那些為了國家的強盛與人民的福祉而嘔心瀝血的建設者,包括實業救國者、教育救國者與科學救國者,對他們不是冷落,就是貶低,譏諷他們的“妥協性”與“軟弱性”,這是很不公正的。人類的曆史進程既需要衝鋒陷陣的革命者,也需要默默無聞的建設者。何況,革命隻是暫時的,建設才是長久的。

長期以來,有一種很有權威性與代表性的觀點認為,隻有先通過暴力革命,完成國家獨立與人民民主的任務,才有可能真正發展實業和教育,不能本末倒置,因而斷言革命比建設更重要。殊不知,革命與建設,並非孰先孰後的因果關係,而是互為條件,互相促進,因時而異,缺一不可。如果沒有近代機器生產與新式教育的興起,沒有相應的人才供給,所謂國家獨立與人民民主製度的確立恐怕就是空話,並無實際的意義。

曾幾何時,經常有人把馬克思當年對英國資本原始積累與資本家的階級罪惡套用於近代中國的有誌之士為與洋人爭利而投資設廠的職業動機,隻能是張冠李戴,傷害一片。張謇既不是專為賺錢牟利而投身實業的創業者,也不是隻管賺錢牟利的實業家,他既立足於通州,也密切關注國家政治體製的改革,為謀求家國的長治久安而多方奔走,嘔心瀝血,他的分量與風采既不限於大生集團,也不限於通州。

隻要不是以簡單的曆史結果來推導複雜的曆史過程,則不難發現,清朝的垮台既是孫中山、黃興為首的革命者屢敗屢戰的結果,也是思想家梁啟超、實業家張謇等人為君主立憲製呼號多年,乃至發起席卷神州的國會請願運動,進而與反清誌士聯手,共同推進辛亥革命高潮的結果。相對於腐朽的清朝君主專製而言,無論是民主立憲製,還是君主立憲製,都屬於近代政治革命的方案,二者之間並非革命與反革命的關係。正是基於憲法與憲政訴求的同一性,孫黃諸君與梁張等人的合作才得以順理成章地展開,使愛新覺羅皇朝變成名副其實的孤家寡人。即便是在辛亥革命的功勞簿上,也不應輕易抹去屬於梁啟超、張謇及其同誌的那份勞績。就此而言,辛亥革命的主體構成尚需重新界定。

近百年來,善於革命者不少,善於建設者卻不多。環視萬裏神州,能以實業為“母”,教育為“父”,文化設施全麵推進,旨在為地方自治奠基,造福一方者,自季直走後,舉世幾何?

革命固然可以為建設開路,卻無法取代可為社會增長財富,改進民生的建設。革命還需浴血之勇,建設卻是好事多磨。

英國劇作家肖伯納說:在這個世界上,取得成功的人是那些努力尋找他們想的機會的人,如果找不到機會,他們就去創造機會。既羞於談錢也訥於用錢的晚清狀元張謇就是這樣一位既曾尋找機會亦曾創造機會的書生。他廣求奧援,大膽嚐試,既有投資者的務實持重,又不乏政治家的敏銳先知,立足大生,心係家國,多方奔走,知難而進,怎不令人敬慕三分?

勇敢的鷹雖然沒有在天空留下痕跡,但是它曾經飛過。張謇開創的大生集團雖然最終難免衰落,但它曾經造福一方,口碑猶在。曆史唯物主義者既不是承包便宜話的事後諸葛亮,也不是以成敗論英雄的功利主義者。

縱觀時下的中國,有文憑而沒文化者滿街都是,縣、省兩級的考試排名居然都能冒出“狀元”,“儒商”的稱謂也過於廉價,噪聲不斷,真假難辨。但我堅信,隻有像張謇那樣的殿試鴻臚第一者方可稱作狀元,也隻有像他那樣,始終堅守儒生的本分,帶著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情懷,“上不依賴政府,下不依賴社會,全憑自己良心做去”,而且始終以兩袖清風回報蒼生的人,才是真正的儒商。

叔孫豹以立德、立功、立言謂之人生“三不朽”,但古往今來,三者皆立者,舉世寥寥。張謇作為大生集團的創辦者,作為中國第一所師範學校與第一個博物館的擴荒者,不惟建校若幹、且辦交通、疏農墾、造公園、興水利、拚世博、主慈善,其德、功、言三項之重與全,都是有目共睹的。對他來說,一切好的東西都是便宜的,隻有壞的東西(如貪婪、冷漠)才是昂貴的。

十一

曆史的胸懷終究是平靜而寬闊的,不會阻止那些積澱曆史的股東持續而永久地分享創業的榮光。權力隻能幹預現實,卻無法掌控曆史。

十二

胡適說:“張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國史上是一個很偉大的失敗的英雄,這是誰都不能否認的。他獨立開辟了無數新路,做了三十年的開路先鋒,養活了幾萬人,造福於一方,而影響及予全國。”地方官員可以數年一換,甚或一年一換,南通的張謇卻隻有一個。他不僅屬於南通,還屬於中國。近代的南通模式不曾由近及遠,推向全國,並非因為張謇與南通模式毫無仿效的價值,而是那個時代的統治者無能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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