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決議》有局限，說它是“定海神針”是否有點誇張？

（舊文新貼）

中共《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有兩大局限

早在四十年前，以鄧小平先生為核心的中共高層，在《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中對文革做了徹底否定。然而四十年過去，從現在的眼光再看這份《決議》，可以發現它對文革的評價是不全麵和不客觀的。進一步說，這份《決議》似乎有兩大嚴重的局限：曆史局限和利益集團局限。

說《決議》有曆史局限，可以從四十年前中共高層對曆史的錯誤預測看出來。四十年前的中共高層，顯然隻預測到了中國經濟會有大的發展，而沒有預料到中共會發生大規模的腐敗，更沒有預料到中國老百姓會對中共領導地位的認同發生了巨大的改變。也就是說四十年前中共高層對曆史發展的認識是片麵的、是有偏差的。正是由於這種對曆史認識的片麵和偏差，導致當年的中共高層對過去的曆史事件沒有做出正確和客觀的評價，特別是對文革這樣一個長達十年的重大曆史事件，沒有做出正確和客觀的評價。

說《決議》有利益集團局限，可以從四十年來中國社會嚴重的兩極分化上看出。世界銀行報告顯示，美國是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財富，而中國則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國41.4%的財富。當然不同的統計來源有不同的數字。但有一點是相同的，這就是中國的財富集中度甚至超過了美國，成為全球經濟上兩極分化最嚴重的國家。那麽中國最富有的1%的家庭都是什麽人呢？這些最富有的家庭中的相當大部分，正是四十年前寫《決議》的部分中共高層和他們的子女們；以及通過合法或非法手段，籠絡或賄賂部分中共高層並從中得到巨大利益的一部分新興資本家群體。另一個事實是，在西方國家早就實行的領導層“財產公開化”，在中國卻一直是隻聽樓梯響不見人下來。中共高層“財產公開化”長期無法實行，正好說明了中共高層以他們的子女在最富群體中占有很大的比例。

由此可見，四十年前寫《決議》的中共高層和他們的子女，在中國經濟大發展的同時，也充分利用了自己的政治權力和資源分配權力，為自己的子女和家族謀利益。雖然中共高層中仍不乏堅持理想堅持信念的人，但從整體上看，這些人已經是風毛麟角。應該可以說，從整體上看中共高層已經在相當程度上成為了典型的利益集團。如今的中共高層，如果不大刀闊斧的糾正鄧小平先生的錯誤，如果不大刀闊斧的改變中共“利益集團”的屬性，那麽中共高層不僅不能代表占人口絕大多數的低端人口，也很難代表幾千萬的中共基層黨員，這同蘇聯晚期蘇共的情形極為像似。大家知道，利益集團看問題總是從自己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客觀和公正的角度出發。因此，四十年前寫《決議》的中共高層，對曆史事件的評價，特別是對文革的評價也很難做到客觀和公正。

正是由於這兩大局限性，《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對文革的評價帶來兩大問題，一是沒有用正確的曆史發展觀評價文革，隻看到文革對當時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影響；看不見文革對避免過大的貧富差距，堅持和發展適合中國國情經濟製度的曆史作用。二是當年的中共高層，從利益集團的角度出發，極力誇大文革中對部分老幹部和部分知識分子的“迫害”，有意忽略文革中占人口大多數的工人農民政治地位的提高，有意忽略文革中現代民主思想的大普及，有意回避文革對執政黨大規模腐敗的重大預防作用；隻是從自身利益出發、隻是從小集團利益出發、甚至隻是從個人恩怨出發，把文革簡單說成是一場“災難”。

當然，事實求是地講，文革中的問題也是很多的，比如毛澤東規定文革的重點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很多地方卻把普通的幹部和知識分子當成運動的對像，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錯案；又如毛澤東要求文革要嚴格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要文鬥不要武鬥，很多地方卻把人民內部矛盾當成敵我矛盾來處理，把單位中的人與人的普通矛盾上升到階級鬥爭高度，把人們的思想差異看成是鮮花毒草，這些做法都是非常荒謬的和十分錯誤的，也是違反毛澤東本人意願的。

前一段時期，以習總書記為核心的新一屆中共高層，在修改教科書時，將文革定性為“艱難探索”，這無疑是一大進步。但是在去年年底，習總書記在紀念改革開放四十周年的講話中，又將文革的定性改了回去。這說明在新的中共領導層中，對這個問題的認識是搖擺不定的，意見是不統一的。但是有一點應該沒有太大的爭議：文革顯然有光明的一麵，也有問題的一麵。究竟怎樣才能避免曆史局限和利益集團局限、避免從個人恩怨出發對文革進行全麵和客觀的評價，文革究竟應該全麵否定，應該五五開，四六開還是三七開，還需人們深刻認識《決議》的兩個嚴重局限，破除《決議》的迷信，事實求是評價文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