煙鬥狼
老煙記事
【不過我給捍總提供的服務也就這些了。那時兩派鬥爭日趨激烈，雙方最需要的是派性文章，可我不願為此握筆，因為這類文章浮淺而乏味，充滿人身攻擊，我如涉足其間，有失身份。在紅聯的寫作班子中，不少人和我關係不錯。他們曾邀我加盟，說明瞧得起我，況且文革初期確實沒有寫過我的大字報。知恩圖報，我今天不能因為觀點不同而跟他們打口水仗。
那麽閑時我又做些什麽呢？首先，畢竟家在一隊，我得時不常過去瞧瞧，看看有沒有再失火（我承認自己是嚇著了），順便幹些家務。第二，身在杭州的大哥對文革頗為熱衷，每天都要去西湖邊看大字報，搜集各種小報。於是我請他搞點過來，因為北大荒比較閉塞。大哥認為這是他責無旁貸的工作，就三天兩頭寄給我一卷卷小報。我拆開以後，立即將自己認為重要的或是聳人聽聞的小道消息摘錄下來，貼在路旁的大字報專欄裏。馬上就有不少人過來圍觀，指手劃腳，發表議論。我則像華東軍大時的老刁那樣駐足遠瞻，由此獲得一種滿足感，覺得自己為這場史無前例的革命盡了微薄之力。第三，我對愈演愈烈的派性鬥爭很不理解，想要追根溯源，由此萌生了學習馬恩哲學著作的念頭。限於水平，我隻能一知半解地啃下去，但畢竟擴大了閱讀麵，不再成年累月地看小說了。
派性鬥爭是各地文革中的普遍現象，其成因值得探究。我場造反派的分道揚鑣，源自批倒當權派後，如何瓜分農場權力這塊大蛋糕。諸如代表名額的分配，由誰掛帥等等，都挑起無休止的爭吵。這裏麵自然又融入文革前的等級製度與利益關係，像上級和下級、黨員和群眾、職工和盲流、工農分子和知識分子，乃至個人之間的恩恩怨怨，都被這場大革命攪和在一起，發生複雜的化學反應。小到班組、家庭那樣的社會細胞，也能看到雙方由於觀點分歧而爭得臉紅脖子粗，甚至大打出手。
還有一種奇特現象：平時最不關心政治，也最缺乏政治常識的大嫂們，在運動中卻充當衝鋒陷陣的勇士。我在總場大道上親眼見到兩派婦女為了爭奪大字報專欄而演出全武行，將一瓢瓢漿糊往對方身上潑，互相拽頭發，謾罵撕打。群眾似乎有一種好鬥的天性，任何可供爭搶的餌料，都可以讓他們鬥個你死我活。這使得派性鬥爭帶有自我推進的特點，不斷在衝突中製造新的衝突點。除非有外力介入，派性鬥爭通常不會“見好就收”，而隻能以一方消滅另一方、或者雙方鬥到筋疲力盡為終點。
總場兩大派鬧翻以後，頭一個月還隻是文鬥。雙方輪流使用廣場，舉行批鬥會和促生產大會，但政治部下屬的廣播站隻播放紅聯的活動，而拒絕為捍總提供同樣服務。捍總懷恨在心，於是在“一線指揮部”成立的前一天，唆使中學“長征兵團”奪取了廣播站。“長征兵團”乃“一司”的對立組織，是隨著總場造反派的分裂而出現的，其成員多為普通農工子弟，與捍總觀點接近。
由於廣播站易主，“一線指揮部”成立的福音無法傳遞到整個總場。嚴進學大喜之餘吞進了一隻蒼蠅，焉能不發作？在當上拿總的第二分鍾，他就宣布：由武裝部對廣播站實行軍管。但武裝部沒有多少人，就算腰間全別把手槍，也嚇唬不了中學生——湯平那樣的陣勢他們都不怕，還怕幾個“參謀”？嚴進學大話說出口，一時卻也沒辦法“和小孩一般見識”。
等到捍總悍然奪印，嚴進學終於忍無可忍，要求紅聯跟他一起保衛新政權，實行革命報複，否則就辭職不幹了。紅聯在運動中比較講政策，伍滌非尤其不願在己方明顯占上風的情況下再訴諸武力，落人把柄。然而捍總太過囂張，不收拾也不行，於是就動員四分場的幾十名“誌願者”，開著尤特進入總場部，圍攻廣播站。
誰想中學生異常英勇，像羅馬軍團一樣手執紅纓槍和藤筐蓋站在門前組成方陣，誓死不後退。農工們雖然帶著家夥，麵對20多名娃娃兵，還真有點下不了手，於是勸他們放下武器，乖乖交出廣播站。結果費了半天唾沫，也沒說動中學生，捍總已調集工程大隊奔襲上山。後來者訓練有素，三下五除二，就把分場的烏合之眾殺了個落荒而逃，“大長了無產階級的誌氣，大滅了資產階級的威風”——《工農造反報》。
紅聯見攻不下堡壘，就玩起了陰的。在一個月黑風高之夜，廣播站周圍的九個大喇叭全部被盜，電線也被割走，這一下連中央廣播電台的新聞都不能轉播了。捍總怒不可遏，當即向公安局報案，說這是一起嚴重的反革命事件，目的是阻撓廣大革命群眾聽到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從而破壞農場的文化大革命。但公安局破案乏術，一直沒有捉到竊賊。後來聽說是紅聯通過一司找了幾個學生幹的，然而查無實據，對方也不承認。這麽多隻半人高的大喇叭消失得無影無蹤，實在不可思議，尤其“長征兵團”為防偷襲，在廣播站設有流動哨，每晚都會四下巡邏。
隨著時間流逝，“九個喇叭一夜之間不翼而飛”，逐漸成為867的民間傳說，至今為農場子弟津津樂道，裏麵幾個竊賊都成了身懷絕技的武林高手。】
2023-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