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書記派出工作組在農場中學的螺獅殼裏做道場,自己則坐鎮辦公樓,指揮總場機關的文化大革命。他知道這裏“廟大神靈不少,水深王八挺多”,運動一旦走偏,容易引火上身,所以須臾不可懈怠。總場部雖不是“小五界”,但舞文弄墨者大有人在,仍然需要“找一找反黨黑線及資產階級代理人”。為此他把機關幹部分成四個戰鬥組,每組派一名“中心小組”成員進去。四個組先各自為戰,待“重點人”確定以後,再搞“大鍋燉”,合力進行批判。
官辦文革找的第一個“重點人”,是電影隊的放映員胡光宇。揭批他的大字報由“中心小組”副組長、婦聯主任查鳳琴親自操刀,內稱:胡光宇在路邊埋宣傳牌時,竟敢喊叫“埋共產黨”(其實是埋“共產黨萬歲”的牌子,他沒有說清)。石書記稱讚這是一張“聶元梓”式的大字報,雖然批判對象不過為普通群眾。聯係到胡光宇的家庭出身,“中心小組”迅即把他定為“階級異己分子”,由此取得了首個運動成果。
第二個重點人,則是吳朝奉。他曾在機關學習中講讀過孟子那段“苦其心誌勞其筋骨”的名言,這回也被拎出來,說他散布封建毒素。他寫大字報回應,說這段話是《論共產黨員的修養》裏的,結果招來更多批判。吳朝奉缺乏政治敏感,看不出劉少奇已經快倒台了,否則別人也不敢扯這個題目。他平時愛寫古詩,有好幾首被公之於眾,供大家點評。其中一首詩寫得比較隱晦,很多人看不懂,於是我現場進行串講分析,說裏麵有懷才不遇的情緒,當然也可以理解為對社會主義現實不滿。
我這樣做,既為了顯示有學識,也表明自己在運動中立場堅定。機關文革開始以後,我一直比較緊張,擔心“小五界整風”整到自己頭上,畢竟我是總場文化人裏麵最出風頭的一個。為了這個緣故,每有“重點人”被揪出來,我就感到自己多了一個替罪羊,內心著實感激;與此同時,又必須上去打兩下,以免讓人覺得“兔死狐悲”。其實我與吳朝奉的舊怨已了,他前一陣結婚,我還主動把宿舍騰出來給他作新房。自李秘書下放以後,我實際上一直享受單間待遇。吳朝奉搞不到房,我本打算看笑話,但是看了兩天,並沒有享受到預期的快樂,便提出來跟他換地方。他當時眼珠子都快掉出來了,激動得不知說什麽才好。
總場機關的運動搞了十多天,各戰鬥組都揪出幾名“重點人”,預計接下來該大鍋飩了。我正自慶幸逃過一劫,不想下班後陳科長卻把我留下來:“小煙,石書記昨天開黨委會,說機關文革沒有中學文革搞得火熱,‘重點人’到現在還湊不出十個,所以決定‘亂戰’,各組之間展開對攻。我也不瞞你,咱們組的‘重點人’最少,我在會上受到石書記的批評,這才來找你做動員。你是全場有名的筆杆子,都去北京寫書了,可到現在一張大字報沒寫,那怎麽能行?科裏一直對你很器重,上個月政治學習結束後做幹部鑒定,我向秦副場長提議,升你為副科長。他對你印象也很好,同意把你納入下一輪幹部提拔名單。如今這麽大的運動來了,你是不是該好好表現一下,讓領導覺得沒有看錯人?你也不用像報上那樣大鳴大放——你宿舍那幾個鄰居思想落後,尤其農業科的唐明新、行政科的由廷貴,都是北京來的‘摘帽右派’,平時就愛說牢騷怪話。咱們組這次確定的‘亂戰’目標,正是他們倆。你跟他們熟,了解情況,明天先開第一炮,怎麽樣?”
陳科長是黨支委,開門見山地向我說明來意,顯示組織上沒有把我這個“未戴帽也不摘帽的右派”當外人。再說這次運動需要人人過關,我也不可能無所作為——不寫別人的大字報,難道寫自己的不成?於是吃罷晚飯,我就溜回辦公室,連夜趕出一張大字報,把那兩個家夥平日裏的反動言論羅列了一番。第二天早上出恭時,掏出大字報再看,覺得有些話過於歹毒了,剛好也忘記帶手紙,就拿它來擦了屁股,準備晚上重新寫一張。
誰知到了上班,一進辦公樓,迎麵牆上正貼著一張墨跡未幹的大字報——《煙雨蒙是“三家村”黑線上的人物》,署名唐明新、由廷貴、謝如鬆。謝大胡子是我們科的,居然投靠了別的組,搞反戈一擊!文中說我成名成家思想嚴重,此次赴京寫作期間,與“三家村”暗中(用詞準確,他們也不知我怎麽)勾結,通過小說宣揚資產階級思想,詆毀農場的社會主義建設。
當下大悔!這仨人想必也有領導去做了工作,結果先下手為強。看著一堆革命群眾上前圍觀,還不時扭頭瞅我一眼,我恨不得插翅飛回茅房,把那張擦屁股紙掏出來貼在旁邊。
咬牙切齒地走進辦公室,當即往桌上鋪一張大白紙,筆飽墨酣地寫起來,片刻即得。幾名同事在旁邊看著,歎為觀止,說我不愧為大才子,指日試萬言,倚馬可待。我也不挑破已有舊稿在廁,如今不過加兩句罵謝大胡子的話就是,焉能不快?完後便拿到前邊去貼上。有好事者替我計算,說我7分鍾便寫出反擊文章來——這個紀錄在農場整個文化大革命期間也無人能破。】
2022-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