煙鬥狼
老煙記事
老煙在日記中提到，中青社位於一個清代王爺府內。我查了半天，卻查不出是哪個王爺。最後才弄明白，敢情這座大四合院是個道觀，明朝建的，名叫“老君堂”。1965年北京市整頓地名時，老君堂胡同並入西段的東四12條。此後一直到80年代，中青社的地址都是“北京東四12條老君堂11號”，感覺像在大胡同裏麵套了一個小胡同。也許正因如此，人們多以為“老君堂”隻是個胡同名，卻沒意識到中青社就呆在廟裏。
該廟在清末被“陸軍部”的“軍學編輯局”占用，所以太上老君那會兒就離家出走了。等到解放初中青社搬進來，這裏已經沒有什麽宗教痕跡，隻留下一座大得出奇的四合院，很容易被誤認為王爺府——有錢人通常也用不著住這麽多房子啊！馬未都在一篇博文中記述道：“1981年我剛由工廠調到中國青年出版社時，出版社還在一個北京的老四合院內辦公，據說這大宅子原來是一個王爺府，看得出來曆史上的闊綽。”馬未都現在搞收藏鑒寶，也算行家了，卻叫自己呆過多年的大宅子打眼，感覺格外可樂。
不過此事說來有些蹊蹺——中青社應該不至於沒人知道底細，怎會以訛傳訛成這樣？大概是知道的人不願挑破。道觀和王爺府兩相比較，當然王爺府更加體麵點，於是逐漸成了“當地傳說”。每個去那兒改稿的人都信以為真，把這名頭不斷傳播出去。進入改革開放年代，中青社對大宅子進行了“保護性拆除”，“老君堂”不複存在，並從社址中消失。現在我想回北京憑吊，已經找不到老煙一個山野之人曾經進入過的廟堂了。
馬未都到中青社時，王維玲已經當上了文學編輯室主任，闕道隆則升任中青社總編輯。“三劍客”裏的張羽卻比較倒楣，在文革中遭受迫害，成了孤家寡人，1978年從幹校孑然一身回來，還受到中青社的冷遇。三人當中，數他年紀最大，參加革命最早，可最後未謀得一官半職。際遇的不同，使張羽腦後生出了反骨。80年代，王維玲借《紅岩》再版之機，僭取了本屬於張羽的“責任編輯”頭銜。這讓張羽忍無可忍——他已經在文革中失去了妻子和房子，如今再失去《紅岩》的責任編輯，這一輩子基本上就輸光了。
在60年代初，中青社為《紅岩》配備的編輯組，就是闕王張。張羽實際上是《紅岩》的不具名作者，當年和羅廣斌、楊益言同住一個屋，流水作業改稿，楊改第一遍，羅改第二遍，他改第三遍。如此深度參與創作，導致500多頁的稿子裏有近200頁是他寫的。而王維玲所做的貢獻，基本上是轉達編輯組的意見，或者在座談會上發表一些大而化之的看法，如同對老煙那樣。若說有什麽特別的，就是帶著羅楊參觀了一趟“軍博”和“革博”，激發過他們的創作靈感，卻沒有像張羽那樣負“責任”地“編輯”過。如今為了討回公道，張羽以“拔出蘿卜帶起泥”的精神，不屈不撓地打起筆墨官司，把不少已被刻意遺忘的舊事翻了出來。
文革伊始，中青社便停業搞運動。那時根據《紅岩》拍攝的電影《烈火中永生》，被江青視為“大毒草”，遭到批判。為了與此事切割，王維玲率先在老君堂裏貼出大字報：“張羽是文藝黑線人物，他夥同張水華、於藍炮製了大毒草《烈火中永生》，破壞了《紅岩》的革命精神。”言下之意：電影是壞的，小說還是好的；壞事皆由張羽一人所為，與我無關。此乃二人反目的開端。
其實幾位編輯心裏都很緊張。盡管《紅岩》尚未受到批判，關於羅廣斌是叛徒的傳言已經甚囂塵上。他的哥哥羅廣文是國軍高級將領，當年統率著鎮守重慶的部隊。羅廣斌等人後來能在大屠殺時奇跡般地“越獄脫險”，實際上是有“貴人”暗中相助。盡管解放初組織上已做出結論，羅廣斌並未出賣過自己的同誌，但是文革一來，這道護身符不管用了。不久羅廣斌在四川武鬥中死於派係衝突，楊益言與另外一位早期合作者劉德彬逃到北京求助。張羽和他們見麵後，馬上去蕭也牧（吳小武）家中，同蕭及另外幾位聞訊而來的編輯商量對策。
在闕道隆上任之前，蕭也牧做過二編室副主任，並代理過一段時間的主任，與張羽工作關係密切，私交篤深。《紅岩》最初的約稿信就是蕭也牧寫的，不過他主要負責革命傳記，並未參與此書的編輯工作。蕭乃成名作家，業務能力強，兼之平易近人、樂於助人，盡管受到過批判，在中青社仍然聲望很高。張羽此時去找他，正是想借助於他的聲望，為羅廣斌說話，實際上為自己說話——在眾編輯當中，張羽陷入《紅岩》最深，羅廣斌真要成了叛徒，他也得完蛋，所以“救人須救徹”，哪怕羅已經是個死人。蕭也牧本與此事沒多大關係，但在張羽等的鼓動之下，書生意氣發作，不顧自己是泥菩薩過河，慨然曰：“既是為真理而戰，有了堂堂之陣，正正之師，雖千萬人吾往矣！”於是組織創辦了一份為羅廣斌鳴冤叫屈的《紅岩戰報》，連出兩期，以街頭叫賣的方式發行了十幾萬份，造成全國影響。
羅廣斌所牽涉的四川武鬥鬧到很大規模，最後中央不得不出麵調解。在調解會上，江青一口咬定羅廣斌是叛徒，從而為民間關於此事的爭論畫上了句號。中青社迅即成立專案組，由王維玲任組長，對蕭也牧、張羽等幾名《紅岩戰報》的骨幹人員進行審查，地點就在二編室辦公室——作為全社最大一個房間，它應該是老君堂的正殿。張羽在這裏被扭斷了左肱骨。
之後他們被歸入中青社40多人組成的“牛鬼蛇神隊”，由罪孽深重的蕭也牧擔任“領隊”，負責打掃東四附近的環境衛生——這一片是解放初中央團校進入北京後分得的領地，牛鬼蛇神們雖被趕出老君堂，但是人身依附關係尤在，如同西周的奴隸，不得逃離自己所屬的井田。
到了1969年，中青社連同團中央其他單位，被發往河南黃湖農場“五七幹校”。盡管都是“下放幹部”，牛鬼蛇神仍然不屬於人類，受到昔日同事的肆意淩虐。一天，蕭也牧因為放牛過於勞累，收工後走錯房門，一身牛屎地睡到了隔壁床上。“床主”回來以後，勃然大怒，把他從床上打到地下。他在逃跑時被門檻跘倒，摔了個仰麵朝天。那人衝上去，照著他的襠部猛踢一腳。蕭也牧慘叫一聲，從此大小便失禁。
一個月後，幹校重新繃緊階級鬥爭這根弦，再次審查“紅岩事件”。蕭也牧被發往最需要體力的“大田班”，由二排負責監督勞動。二排長與他素有嫌隙，幹活中認為他偷懶，帶頭打了他一下。在場的二排“戰士”像得了命令，爭相用手中的農具對他追打圍毆。蕭也牧當晚回屋便臥床不起，9天以後撒手歸西。
張羽與王維玲從80年代初就開撕，但是直到1992年，在舊友去世22年的忌日，張羽才決定將6年前即已寫出的《蕭也牧之死》公開發表，作為直接目擊者披露此事。足見此事幹係重大，諱莫如深，張羽不到最後關頭，是不願把二排長拉到前排的。他之所以這樣做，想來也是要興“正正之師”，擺脫出於個人名利而爭奪《紅岩》責任編輯的嫌疑。從張羽的記述中，看不出二排長對他有什麽惡行，故而他寫此文，乃是“替天行道”，使蕭也牧之死昭示於天下。另一個動機，則恐怕是出於對蕭也牧的愧疚之情，畢竟蕭走上這條不歸路與自己有莫大關係。
蕭也牧雖然因為《我們夫婦之間》受過批判，反右當中還再次挨整，但那終究是陳年舊事，他的右派帽子也很快摘除，可以繼續從事編輯工作。倘不是被張羽拉到羅廣斌一案中，他怎麽也不可能搞到“反革命”、“叛徒”堆裏去，人民內部矛盾也不會上升為敵我矛盾，最後死於非命。如果蕭也牧能夠穿越到過去，執行拯救自己性命的任務，他一定要抵擋住張羽那天在他家的遊說。這是唯一能夠逃生的關口。假若他隻選擇避開二排長，並不能使自己的危險減少幾分。在黃湖農場的叢林社會裏，他這樣的“牛鬼蛇神頭頭”屬於食物鏈的最底層，任何一個普通農工、甚至孩子都可以隨意欺侮他，以此顯示“徹底革命精神”。事實上，在落到二排長手裏之前，他已經身受重傷，離死亡不是很遠了。
張羽在文中並沒有點出二排長的大名，這不完全是為尊者諱，而是團中央曾對此事做過內部調查。現場雖有三位（含張羽）指認二排長動過手，但其他人員並未做出相同陳述，二排長自己則堅決否認。於是團中央以此為由，認為查無實證，免予對二排長的追究，隻說他“應該總結‘文革’的經驗教訓，主動與吳小武同誌家屬談心交心，多做消除矛盾、解開疙瘩的工作。”根據事後情況，家屬並未解開疙瘩，仍然不依不饒地向二排長索命。
石灣曾於2010年寫有《紅火與悲涼：蕭也牧和他的同事們》一書，詳細披露了內情，甚至對官方《關於吳小武之死的問題核查結果》全文照錄，使外界得以了解葫蘆僧如何斷的葫蘆案。但是石灣仍未披露二排長姓甚名誰。直到2017年，中國人民大學的文學博士邵部在《蕭也牧之死探考》一文中，才點出二排長不是別人，正是闕道隆。此時闕道隆已經去世8年，張羽去世13年，隻有王維玲尚在人間。
2023-1-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