煙鬥狼
老煙記事
老煙從中青社铩羽而歸，是他人生遭際的第二次重大挫折，僅次於反右當中被劃為“中右分子”。對這段曆史的詳細了解，我是最近才完成的，之前隻停留在小時和他散步過程中的“道聽途說”。我開初寫《老煙記事》，不過是一篇隨筆。那會兒老煙到北京來看奧運會，引發了我寫他的念頭。文中提到他“立誌要寫一部中國的《靜靜的頓河》”，然而一些細節並不準確，比如說有個編輯“老王”負責審他的書稿，其實中青社是“三劍客”對陣老煙。“老王”確有其人，不過他是另外一家出版社的，要等到70年代才能登場。
但我不打算修改這個錯誤了，因為15年前的文字已經成為曆史，而我對曆史總存有幾分尊重。我那時並未看過老煙自傳，對他的過去也無特別興趣，全憑印象寫就此文。作為《老煙記事》的第一章，它真實記錄了我當年的寫作情境。現在我為了個“老王”再做修改，就像把一件青銅器除去銅鏽，得不償失。
對於這次慘痛失敗，老煙在其後不同的人生階段，回味再回味、反思再反思。上一章的最後三段，是他自傳中的蓋棺定論之語。人之將死，其言也重，他對自己的解剖不可謂不徹底。但我把這事細細捋了一遍，覺得老煙不必過於自責，假如他還活著，我也會勸他看得再淡一些。
中青社當初邀他來京改稿，本身就有點虛頭八腦。創作假從兩三個月縮短到40天，最後實際寫作時間不過26天，其中還有3個禮拜天老煙給自己放了假——我倒不覺得他在偷懶，而是寫得太累了，寫不動了。欲望再強，也不可能一個晚上射精過多。在這麽短的時間內要射出10萬字來，談何容易？換作是我，大概隻能像魯迅形容的那樣——“立仆”。《老煙記事》寫了這麽些年，我沒有哪天能夠寫出7000字的，那可真要了我的盒錢。
對一個初出茅廬的業餘作家，闕道隆作如此要求，近於兒戲，既不嚴肅，也不認真，足見對老煙已經失去興趣。然而退回到1965年12月11日，中青社在給867農場寫那封信時，對於老煙的稿子還是相當肯定的：“較好地表現了北大荒人的革命英雄主義和革命的激情，生活內容比較充實，對廣大青少年讀者有教育意義。”僅僅過了三個月，闕的態度為何會出現如此大的落差？
梳理一下這三個月發生的要事，不難發現，最惹人注目的就是姚文元批吳晗的《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但凡研究文革起因的，都不可能跳過這篇文章。盡管背後機關重重，但一經《人民日報》11月30日轉載，大招就放出來了，陰謀開始成為陽謀。各大報刊密集發文，顯然不是出於學術興趣，而是有最高層在策動，為著一個更大的目標。
就算老煙對此尚不敏感，身處宣傳口的中青社領導也不可能麻木不仁。姚文元是中共上海市委機關刊物《解放》的編委，與闕道隆算是同行，居然在《文匯報》上肆無忌憚地攻擊北京市副市長，並且把問題上升到“同無產階級專政對抗”的高度，這已經不同凡響。更加離奇的是，19天以後，北京各大報刊忽然打破沉默，齊刷刷轉載此文，表明在這場“京滬較量”中，首都不戰而降。若沒有超級強大的力量在後麵起作用，怎會出現如此顛倒乾坤的結果？
“秋江水冷鴨先知”，闕道隆連這一點都看不出來，就別當第二編輯室主任了——這是中青社最重要的一個編輯室，負責文學作品的出版。享譽全國的“三紅一創”（《紅岩》、《紅日》、《紅旗譜》、《創業史》），都是由這個編輯室搞出來的。
身為主任，闕道隆不必會寫小說，但一定要洞察出版方向，因此政治嗅覺不能遲鈍。北京已是“山雨欲來風滿樓”、甚至“黑雲壓城城欲摧”了，闕在作品的選擇上必須高度謹慎，以免“出師未捷身先死”——因文致禍的案例，沒有比吳晗更加現行的了，他雖然還戴著烏紗帽，但明顯仕途不保（最後連性命也不保）。去年感覺還過得去的《大荒無極》，現在看來不再符合形勢的需要了——這是闕道隆在沒有拿到後半部分書稿時，已經做出的結論，所以才會逼著老煙4月5日就交卷。交卷才好判不及格，才能把老煙打發走，畢竟人是自己請來的，總要體麵收場。
不過更加直接的原因，則是老煙1月底寄給中青社的後六章，讓張羽和闕道隆看出了廬山真麵目——《大荒無極》不是他們想要的東西。道理很簡單：篇幅已經一半，“革命英雄”還沒立起來，卻搞出江喬那樣的小資戲來，書稿基本就不行了。倘若他們仍有興趣，會馬上給老煙去信，叫他注意這個問題。畢竟離來京還有一個月時間，早點提醒他別跑偏不好嗎？但是並無片言隻字，任由老煙自生自滅。王維玲接待他時，仍對他褒獎有加，但王隻負責事務性工作，並未（認真）看過書稿，轉達的仍是編輯室去年對《大荒無極》頭五章的意見。闕張二人也不會在這個階段與王交換最新意見——老煙又不是什麽大作家，擱一邊就完了，犯得著開會討論嗎？再說二人正忙著要去蘭考組織焦裕祿的材料呢。
說到焦裕祿，這是讓闕道隆對老煙失去興趣的另一個原因。焦裕祿的事跡產生全國影響，始於本年2月7日由穆青主筆的長篇通訊《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穆青乃新華社國內部主任、副社長，稱得上是中國最大牌的記者，為區區一個“縣委第二書記”去寫一萬多字的大通訊，足見其背後蓄積的能量之大，勢在必得。
《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推出這篇重磅報道時，上邊頂著橫幅一樣的毛主席語錄：“我們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旁邊還配有社論《向毛澤東同誌的好學生焦裕祿學習》，起點睛之用——學習焦裕祿，正是為了做毛主席的好學生。須知毛澤東乃《人民日報》的真正主編，這份報紙他每期必看，頭版頭條未經他的首肯、或未揣摸他的首肯，是不能定下來的。焦裕祿在去世近兩年以後，忽然榮登寶殿，這絕不是哪個編輯突發奇想，而是毛有意為之。
1965年會見斯諾時，毛澤東曾說：在中國需要有一些個人崇拜，否則會像赫魯曉夫那樣垮台。毛本人對於虛名並無多大興趣，也說過個人崇拜搞過了頭、“四個偉大”討嫌等等。但他對個人崇拜的“器之用”還是非常清楚的，深知在這樣一個農民占主體的國家裏，個人崇拜不僅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而且能保他的江山不變色。所以從1962年祭出“階級鬥爭”的法寶開始，他就不遺餘力地樹立對自己的個人崇拜，以使自己在未來的權力鬥爭中擁有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法力，不至於像在廬山會議那樣，要再次麵對來自黨內的嚴重挑戰。
如果說劉邦一個“流氓皇帝”尚需權孫通的幫忙才能鎮住文臣武將，深諳二十四史的毛澤東則完全有能力把自己捧上神壇。焦裕祿之所以“蟄伏”兩年後一躍而出，並不在於他有多少政績——他在任上總共呆了不到一年半，哪有神力在死後一年半讓“蘭考人民笑那起伏的沙丘‘貼了膏藥，紮了針’，笑那滔滔洪水乖乖地歸了河道，笑那人老幾輩連茅草都不長的老堿窩開始出現了碧綠的莊稼。”這不過是穆青為了顯示焦裕祿做“毛主席的好學生”有所得、有所大得，費心盡力寫出來的讚美詩。假如沒有《毛澤東選集》在這篇大通訊裏麵穿針走線，處處指引焦裕祿最終完成了諸般神跡，焦裕祿充其量也就像汪以增那樣，在多年以後做一個“威德明王太祖神”——名頭雖大，不過當地一介土神，而不可能有全國影響。樹立焦裕祿這樣一個偶像，完全是為了彰顯他後麵那個更大的偶像。
闕道隆3月初帶著張羽去蘭考組稿，雖屬拾人牙慧之舉，卻反映出他急於要擠上這趟車的迫切心情。在中青社的“三紅一創”中，隻有《創業史》是真正描寫新中國建設的“當代文學”，其他三部均為描寫革命鬥爭時期的作品。時下風靡全國的《歐陽海之歌》本屬中青社最中意的青年文學，可惜花開別家，乃由解放軍文藝社出版。事實上，自《紅岩》問世以後，5年間中青社再未推出能在全國叫響的當代文學作品，反映出二編室緊跟形勢不夠。此次去蘭考組稿，不排除闕有意在將來搞一部關於焦裕祿的文學作品出來，盡管最後隻有這本署名“中共蘭考縣委”、實為張羽撰寫的《焦裕祿在蘭考》。不管怎樣，闕的興奮點已經轉移到這方麵來，他知道當下最需要的是“毛澤東思想哺育下成長起來的英雄”，而從老煙的前半部書稿中找不出這樣的人物，對他自然就棄如敝屣了。
2023-1-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