煙鬥狼
老煙記事
【開完座談會後，總場工作組的四個人便分頭蹲點。我按照計劃先去一隊，當晚和“北京青年班”一起勞動，製作過磷酸鈣顆粒肥料，用於機播。北大荒的黑土經過七八年耕種，肥力大不如前，尤其五分場十地九澇，失去草皮後水土流失得很快，不靠施肥已經不行。當時各家各戶都要積肥，定額是兩噸，挖一個十米見方的大坑，往裏麵填充各種糞尿。知青沒有家，又不養雞鴨鵝豬，貢獻不了這麽多糞尿，就製作化肥。這活不算太累，晝夜都搞的話約可出產五噸。製肥機是土造的，用“東方紅”拖拉機帶動，馬力有些浪費。操作上也就是過篩難些，不過我很快便學會了。
這些北京青年去年來場，屬於北大荒接收的第一批知青。我在《工作手冊》裏寫了一段話，記述與他們相處的感受：
“每當我看見這些富於幻想的青年學生在從事極其瑣碎平凡的勞動時，我就會想起我的作品所要表達的東西。隻有在這樣的環境裏，才能非常真切地感受到平凡與偉大、理想與現實的矛盾統一。這中間有一個痛苦的磨煉過程，有一個從不自覺或不太自覺到自覺或比較自覺的過程，這也是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的飛躍過程。隻有讓自己投身到勞動中去，才能重溫這些過去感受和探索過的東西。這是一切發展的基礎，一切基礎的基礎，是人類賴以生存的基礎。所以，人人都應該愉快地把它承擔起來。”
這與其說是我的感受，不如說是餘抱一的感受。我希望作品中的那個“我”能夠完成向農工的美麗蛻變，並且寫出這種美麗來。至於現實中的我，已經逃離苦海，絕無興趣再受二茬罪。不過蹲點能夠起到“憶苦思甜”的作用，提醒我要珍惜來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在總場部把根基打牢，不能被兩三年搞一回的“精簡機關”再弄到生產隊裏去。事實上，我調入總場部後並非整天寫小說，而是花了很大精力做好本職工作。我那時已經係統學完了《國營農場會計核算》、《國營農場經營管理學》和《農業統計學》三本教材，這是計財科的規定讀物，但我讀得尤為認真，做了很多筆記和演算，並經常向兩位科長請教，他們都對我的好學表示認可，陳其得甚至說我能夠成為農業管理專家。
除此之外，我還認真研究了總場部下發的各種文件，努力吃透政策。我這樣做，在相當程度上是出於對學問的興趣，而非機關人員例行公事，所以我很了解農場改革的來龍去脈。現在實行的這一套，都出自“小腳女人”鄧子恢。這個人很神奇，論資格算是紅軍的締造者之一，曾經在朱毛進入福建時幫過大忙，被毛澤東稱為“鄧老”（其實他比毛還小三歲）。不過他對新中國的主要貢獻並不在打仗方麵，而在農村經濟體製的建立上。
鄧子恢是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的部長。這個部1953年成立，1962年撤銷，從頭到尾就他一任部長，用毛澤東的話說——“十年來沒有幹一件好事”。但實際上，鄧子恢在其位善謀其政，製定了適合中國農村發展的一整套經濟製度。在合作化運動中，他因反對毛澤東向人民公社快速過渡，被後者扣上“小腳女人”的帽子。不過等到“大躍進”捅出大窟窿，毛澤東又把他召回，讓他在譚震林手下主持農村經濟的恢複。鄧和譚都是主管農業的國務院副總理，但譚多一個“政治局委員”的頭銜，所以鄧隻能向他匯報，這也是毛澤東有意安排的，可謂“輸理不輸麵”。
在“大躍進”中，譚震林是毛澤東的忠實擁躉，有很多過激之舉。事實上，“大躍進”這個口號就是譚搞出來的。不過1960年鄧子恢複出之後，譚震林對他倒是鼎力支持，幾達“鄧規譚隨”的地步。這固然得益於兩人在一起打遊擊時的交情，但恐怕也與譚本人對“大躍進”的反思有關。至少譚得承認：在農業問題上，他這個“下屬”比他懂得多，比他內行。早聽此公的話，何至於餓肚皮？
於是鄧子恢利用台上的剩餘時間，迅速在農村推行“三自一包”，直到1962年再次觸怒毛澤東。就在“永革不用”之際，他著力推動的《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也稱“農村六十條”）終獲通過，其中明確規定：“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單位是生產隊”，並且罕見地保證：“這種製度定下來以後，至少三十年不變。”這個關鍵條款幾乎是鄧子恢向毛澤東勸諫的原話，它在很大程度上把“大躍進”期間毛澤東搞出來的巨型人民公社拉回到了合作社階段，並且真的一下子管到了改革開放前。可以說，沒有“小腳女人”的最後努力，新中國的農村經濟製度不可能就此穩定下來。
饒有意思的是，毛澤東對鄧子恢的刻薄話都是在內部說的，從未像對劉少奇那樣公開批判過他，所以全國人民很少注意到鄧子恢的存在，他也沒有在後來的政治運動中蒙受大難。不過憑心而論，“劉鄧路線”裏麵，實際上包含著兩個“鄧”，並且“老鄧”掌權以後，搞的就是“鄧老”當初那一套。現在不少人認為，80年代的聯產承包責任製是安徽小崗村18戶農民冒著殺頭風險搞出來的，其實屬於“民間傳說”。這套製度早有頂層設計，而總設計師就是鄧子恢。若無鄧子恢在60年代留下的包括承包製在內的一整套理論和實踐，鄧小平不可能任由小崗村的做法在全國迅速鋪開。當時不提鄧子恢，更多是出於策略考慮：在黨內極“左”勢力眼中，這屬於“資本主義複辟”，所以還不如讓若幹貧下中農再“發明”一回。
我之所以會注意鄧子恢，是因為在60年和61年夏天，他先後兩次視察黑龍江墾區，並作了長篇講話。這兩次講話均屬於內部文件，我因工作需要得以接觸，並由此知悉：後來搞的一係列改革，如“包定獎”、“兩結合”，事實上都是他弄出來的。他的報告不光有理論闡述，還有具體指導，非常務實，具有很強的可操作性。
鄧子恢雖然戎馬征戰多年，關於農村經濟的學問和見識卻達到了特級大師水平。他思路縝密、極善表達，如庖丁解牛一般能把非常複雜的問題分析得清楚透徹，令我深感佩服。那時劉少奇當家，所以他這一套得以大行其道，甚至在他下台之後仍在墾區繼續推行，直到文革開始才收場。
大概因為鄧子恢是個“問題人物”，墾局正式下發的文件從來不會提及他的大名，因此沒幾個知道這些五花八門的改革到底出自何人之手。】
2022-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