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京時我還去看過二嫂一次。她的單位是紡織部,距天安門不遠。“反右”以後,二哥被下放湖北農場勞動。我倆雖然同為“右派人士”,但他戴帽我不戴帽,他挨處分接受改造,我則誌願開發邊疆,所以政治待遇仍有很大不同。曾幾何時,二哥在部隊扶搖直上,如今卻一落千丈,這讓二嫂情何以堪?
二嫂是一位積極要求上進的女性,這與她自己的家庭背景有關。她父親名叫翟青山,出身於於潛大戶,20年代入上海一所有名大學讀經濟,後留校任教。那時他跟共產黨走得很近,加入了共青團,在學生中發展進步勢力,曾經率隊參加反帝遊行。1927年國共兩黨鬧翻,他因“近朱者赤”而被捕,關了大半年,後經家人營救出獄。離開前他寫了一份《悔過書》,表示與共產黨一刀兩斷,這是談好的條件。
其實他要是早寫這份東西,早就可以獲得自由,但他自信“共產主義真”,硬是扛了好幾個月,甚至做了就義的準備。這可把老父親急壞了——自己文化水平不行,拿著“光宗耀祖”、“傳宗接代”的小道理,講不過兒子要“解放全人類”的大道理,最後隻好把他的授業恩師羅炳先請了來,再次為他“傳道解惑”。
羅乃地方名士,早年加入同盟會,後在國民黨黨部擔任要職,眼下正負責江浙一帶的“清黨”工作,得知得意門生“誤入歧途”,自然不能袖手旁觀。恰好他要赴上海公幹,於是找個飯店住下,每天都到監獄裏勸導翟青山。一連勸導了五天,自己都染上風寒,總算功夫不負有心人,打開了學生的“花崗岩腦袋”。
羅炳先知道翟青山這樣的人,洗腦固然不易,可一旦改弦更張,卻是極可靠的人,所謂“浪子回頭金不換”。當下保舉他進入浙江省黨部做機要工作,這等於把自己的政治生命押了上去。翟青山知道師恩深重,自當“精忠報國”,於是工作極為勤奮,很快獲得升遷。抗戰勝利後他進入國家監察院,查處各地貪腐,甚至參與蔣經國在上海的“打老虎”,和少主建立了不同尋常的友誼。
再說翟青山的家庭,妻子名叫於貞,原是他的學生,因為仰慕其人品才學而與之相戀,本來準備大學畢業後就結婚,沒想到這個時候郎君卻入了監獄。於父為鎮江富商,唯恐受到牽連,極力要求女兒與翟斷絕關係,但於貞堅決不從,結果與家人鬧翻,失去了生活來源。好在翟不久出獄,兩人迅即在上海結婚,特地把羅炳先請來當主婚人。
於父起初很強硬,連婚禮都不出席,後來見女婿日益騰達,不由得心生悔意。於是讓夫人出麵,把嫁妝送了過去,又央求女兒帶著夫婿歸寧省親。翟青山心中不忿,推說公務繁忙,日後再定。如此過了三年,直到女兒降生,才終於消了這份怨氣,陪娘倆一道回鄉。翁婿見麵,不免有些尷尬,好在事過境遷,兩人也不屬乖張之輩,就把前嫌放下,專注於眼前的小千金——也就是我的二嫂翟琳。
翟琳乃家中獨女,自幼便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出落得美麗聰慧,更兼活潑大方,沒有小女兒慣常的扭捏作態。她和我二哥是中學同學,不知怎麽就喜歡上了這個“獨頭”。他倆在臨時三中呆了4年,我進去時他倆剛剛出來。我很難理解這個亂世學堂怎麽能夠成為戀愛場所,但他倆談起三中來,仿佛它是一所貴族學校,校舍整潔,環境優美,師道尊嚴,學生文明。附近那一片山坡,在他們眼裏綠茵如畫,再配上短笛牧歌,是絕佳的情侶漫步之地,而在我腦中則是放野火、燒棺材、偷菜煮食的好去處。說來說去,還是我沒趕上好時候,遇人不淑。
翟青山的黨國事業蒸蒸日上,沒想到有一天卻後院失火。他當年改邪歸正,和共產黨再不往來,但共產黨不曾忘記他。於貞有一位大學好友叫吳霞,在浙西行署秘書處工作,頂頭上司就是林樹藝。吳霞當學生時並不活躍,也沒參加過翟青山領導的學生運動,畢業後卻加入了共產黨。她本身就是於潛人,於是被組織上派回來,利用當地關係,打入國民黨內部。吳霞和於貞原是故交,接上關係後,變得更加親密。吳霞見到翟青山,依然恭敬地稱他為“先生”,雖然翟並沒有教過她。
抗戰結束後,兩家人都調到南京工作,仍然保持往來。由於翟青山已進入監察院,能夠接觸到國民黨的軍政機密,組織上決定讓吳霞做於貞的工作,把她丈夫爭取過來。於貞在學校時就屬於進步學生,思想左傾,雖然嫁夫隨夫,但對共產黨仍有好感。眼看國民黨日薄西山,不禁為家庭的未來而擔憂。吳霞見縫插針,不斷對她進行“赤化”,讓她覺得共產黨代表著中國的希望,隻有跟著共產黨走才有未來。於貞猜測吳霞可能是共黨的臥底,但吳霞並未挑明,隻是暗示自己有路子,能夠幫助他們兩口子在改朝換代之際平安落地。當時國民黨的不少官員都在找後路,尤其那些幫助過共產黨的人,更是急於用舊船票登上新客船。
像翟青山這樣曾經為共黨效力的人士,更是“條件優越”。他跟著國民黨走以後,致力於查處政府內部的貪官汙吏,並沒有得罪過共產黨。抗戰期間周恩來作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曾經視察浙西行署。黃紹竑命翟青山負責具體接待工作,那陣子他幾乎寸步不離周恩來。周對翟頗為青睞,並且似乎知其根底,交往中表現出一份特別的親切。眼下翟青山若能“棄暗投明”,共產黨那邊當然會非常歡迎。】
20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