煙鬥狼
老煙記事
大躍進是中外曆史上的一朵奇葩。文革以“亂”著稱，大躍進則以“邪”著稱。在老煙筆下，那個時代如此荒誕，好些地方都讓我忍俊不禁。然而我明白，老煙寫這些並不是為了留下一點笑料。他生前和我多次談過“大躍進”，他說自己是個“天生的懷疑論者”，但當年也很難抵擋那些鋪天蓋地的“假新聞”，哪怕直覺上知道有些事情是不可能的，仍願意把它們當作一種善良的願望加以接受。就像喊“毛主席萬歲”一樣，雖然很清楚他老人家活不了那麽久，卻也不認為自己在說假話。關鍵問題還是沒辦法質疑每件事，那樣非發瘋不可。他在軍大的時候，曾經有過“走火入魔”的經曆（13章），心中好像藏著一個魔鬼，不斷跳出來告訴自己，周圍的宣傳都是假的。到了1958年，這個魔鬼已經被曆次運動整得疲軟不堪了，就算還能唱點反調，聲音也跟蚊子叫差不多，不會影響到老煙的精神健康。甭管多荒誕的事情他都能夠接受，並且最好的接受方式就是全身心地投入進去。
大庭廣眾之下，一個人翩翩起舞，多半是“腦有病”；所有人都起舞，那就是廣場舞；要是動作整齊劃一，則可以升級為大型團體操，甚至到奧運開幕式上表演了。動作再古怪也沒關係，隻要成千上萬人保持一致，就會讓你感到神力的存在，仿佛有一隻看不見的手，像提線木偶一樣操縱著所有人的靈魂。這是相當宏偉，相當震撼，也是相當可怖的場麵。看著這種場麵，單個人通常會感到自己非常渺小，肉體上不堪一擊，精神上無力抗拒，如若表現出任何不敬，馬上就會被“一萬隻腳”直接踏扁。
對於尚有“頭腦”的人來說，這時最安全最保險的策略就是融入進去，跟隨眾人一起行事。然而大腦不光指揮行動，也能受行動指揮。當個體放棄了獨立判斷，參加到狂熱的群眾運動中去，很快就會被各種儀式感強烈的活動（諸如大會戰、插紅旗拔白旗）所感染、所征服。這種群眾運動所形成的威壓，可以讓一個人心中的魔鬼變得服服帖帖，跟著政治節拍翩翩起舞。
中國自古以來崇尚“禮”，儒家學說的核心就是“禮”。“禮”並不是單純的禮節，而是尊卑和秩序。孔子要求恢複周禮，也就是要恢複周朝鼎盛時期的社會秩序。齊景公向孔子問政，孔子回答了八個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言下之意，君臣父子各安其位，各守本份，天下就太平了。孔子並不探究這種秩序的本原正當性，更加反對以下犯上。他雖然在教育學生時說“學而不思則罔”，但並不鼓勵用個人思辯去挑戰“禮”。“禮”仿佛是牛頓力學法則，一經建立就具有天然合理性，必須遵守，而不要“凡事都問個為什麽”。所以孔子學說既有“開智”的一麵，也有“反智”的一麵，他與古希臘那些認為智力探索無邊界的哲學家是不同的。儒家學說作為主流思想統治了中國兩千多年，造成中國人畏懼權力、崇拜權力的民族性格。權力是智力探索的牆壁，麵對至高無上的權力，絕大多數人不相信、也不敢堅持自己的理性判斷。說到底，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個人”這個概念是不完整的，沒有包含自由思考和獨立判斷的權利，而更多被賦予服從和接受的義務，用孔子的話說就是“克己複禮”，用雷鋒的話說就是“做一顆永不生鏽的螺絲釘”。
“禮”的最大功用，在於節省社會治理成本。遇事少爭辯，誰官大、誰地位高就聽誰的，而不用搞民主投票這些勞什子。為了讓等級尊卑觀念深入“人心”（也就是“潛意識”），儒家極為推崇禮儀。劉邦得了天下以後，周圍一幫大老粗們並不把他當皇帝對待，宴會上喝醉了更是無法無天，讓他頗為頭痛。後來精通儒術的叔孫通為他製定了一套禮儀，讓他高高坐在大殿的龍椅之上。老粗們見到皇帝，馬上覺得低人一等，並且還須三拜九叩，直接就低到地板上去了。再一瞧兩邊威武雄壯的儀仗隊，刀劍明晃晃亮閃閃，更是不寒而栗。所以全都服服帖帖，再也不敢亂說亂動。劉邦開心道：“我今天才知道到當皇帝的尊貴！”
人是一種奇怪的動物，容易受到神秘儀式的蠱惑，自覺自願地放棄理性判斷，習慣之後還會不遺餘力地去維護這種儀式。有誰敢出來挑戰，必犯眾怒，全體共討之，共誅之。毛澤東本人不喜儒術，甚至在七十年代還批過孔，但他搞的個人崇拜卻雜有大量儒術，隻不過用革命的語言和符號進行了包裝，比如“四個偉大”，比如“早請示、晚匯報”，比如“紅寶書”和“毛主席像章”，本質上都是為了滅掉個人的理性判斷，也因此帶有同樣的反智色彩，即所謂“愚民政策”。在大躍進發動之前，他的建設方針沒有遇到過嚴重挫折。“反右”主要針對的是知識分子，廣大工農群眾並未受到衝擊，對他是極其擁護和愛戴的。可以說，個人崇拜的幹柴已經堆起，隻要他往裏麵投一顆火種，馬上就能燃起熊熊烈焰。除非打算做殉道者，任何智者在這種情況下都會自覺地閉上嘴巴——如果不願像郭沫若之流去鼓與呼。
表麵上看起來，大躍進是毛澤東為了“超英趕美”而在經濟領域發起的一場運動。它有兩大目標：工業上“以鋼為綱”，使1958年的鋼產量翻一番，達到1070萬噸；農業上搞“人民公社”，搞得越大越好。但這背後的原因卻與意識形態的爭鬥有關。當時蘇聯想通過戰後的和平競賽壓垮美國，從而展現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中國看似為蘇聯助力，實際上想在社會主義陣營裏謀取老大地位：蘇聯要依靠更快的發展速度戰勝美國，而中國要依靠更快的發展速度讓蘇聯黯然失色。中國這個“急先鋒”當得過急，搶了主帥的風頭，很快引起蘇聯的不滿。
明眼人不難看出，大躍進並不是一場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建設運動，而是一場大規模的精神運動。毛澤東力圖向全世界展示，幾億貧窮落後的中國人民被最先進的（毛澤東）思想武裝以後，能夠像打三大戰役一樣，幾年就扭轉乾坤。他的人民公社製度，是當時最激進的準共產主義製度，嚴重偏離了蘇聯模式，因此被後者視為異端。然而毛澤東極其堅持這種製度，就算後來搞出“三年困難”也不改初衷，原因在於他相信這是通往人類終極社會的必由之路，最後所有社會主義國家都要走到他這條道路上來，他會成為眾望所歸的精神領袖。在戰爭年代，他所向披靡，隻用了20多年就結束了民族的百年苦難，統一了中國大陸。這是神一般的成就，他也因此在中國獲得了神一般的地位。如果他能再用20多年把中國改造成一個曆史上從未出現過的先進國家，那麽他將在世界上獲得神一般的地位，他的思想將會被幾十億人所信奉。所謂“一萬年太久，隻爭朝夕”，在很大程度上是他內心的真實寫照，而不是什麽革命浪漫主義。
在這種巨大夢想的牽引下，毛澤東拿出了無與倫比的熱情和執拗，去推行他的烏托邦。中國人進入了一個嶄新的世界，一個用常識和經驗都無法理解的世界。麵對層出不窮的“新事物”，他們選擇了放棄常識和經驗，以維護對領袖的崇拜與效忠，甚至錢學森都會三次出來為畝產萬斤的囈語提供證明。那時他扮演的角色與其說是科學家，不如說是神學家，他在為新世界裏的神跡進行注解。這種反智行為的泛濫，是“反右”運動的直接後果。知識分子本來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先知先覺者，結果被引蛇出洞的“陽謀”整得萬馬齊喑，所以到了大躍進時代已經聽不到任何反對的聲音。毛澤東的政策推行既無阻力，就沒有了可以平衡的砝碼，也因此去掉了自我修正的任何可能，如同一匹脫韁的野馬突入無人之境，想跑多遠就能跑多遠，直到筋疲力盡為止。所以大躍進隻搞了三年，國民經濟就無法承受，因為實在消耗得太快了！與之相比，文革卻持續了十年之久，如果偉大領袖不去世，恐怕還能再搞幾年。這不是說文革比大躍進強到哪裏去，但大躍進確實比文革更加反智，破壞的烈度也要大得多。
人類世世代代都生活在地球上，但世世代代都想入非非，企圖進入某個極樂世界。這個與物種本性相連的原始情結，滋生出了各種崇拜。各種宗教、主義和學說，也在崇拜的驅使下，像藤蔓一樣到處生長，就算進入現代文明，也不曾有過一刻停止，一旦遇到合適的環境，更會鋪天蓋地的爬滿每一個角落，遮蔽掉最後一線理性的陽光。到那個時候，唯一的結果就是毀滅——災難發生了，災難也就結束了。曆史法則會以惡的麵目出現，終結一切反智行為，無論當初有多少人參加，無論他們覺得自己有多麽強大。
2019-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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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統統歸咎於儒家，未免武斷。法家用權立威的故事更不必枚舉。而中共領袖的皇帝夢，金家三代的封建王朝，都提示諸位：沒有樹立人人生而平等的民主製度，建立‘新時代的’、‘革命的’、更可怕的等級製度和暴力專製統治。這紅色基因，才是難以消滅病毒。毛不過是個可笑的左派幼稚病患者，現代的唐吉珂德，沒那麽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