煙鬥狼
老煙記事
1930年2月，左翼作家馮乃超在《拓荒者》中罵梁實秋為“資本家的走狗”，梁實秋卻灑脫地說：“我不生氣。”這句梁式經典語錄極大刺激了與馮同屬一個陣營的魯迅。作為批評家，最恨別人說他打出去的拳象棉花團，於是魯迅1930年5月發表了《“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在短短一篇文章中，魯迅用筆之毒前所未有，大大背離了自己“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鬥”的信條。
魯迅與梁實秋的矛盾眾所周知。兩人起初並無私怨，隻是因為文學觀點不同互相挖苦了幾句，但後來架越打越大，逐漸發展成為政治論戰。假如用文學的標準來衡量，魯迅在論戰中是輸梁實秋一籌的，因為有失風度。終其一生，梁實秋也比魯迅寬厚得多。梁可謂中國傳統意義上的文人，溫文爾雅，著作等身。魯迅則首先是一個偉大的批評家，其次算個思想家（但他沒有係統的思想體係），再次才算個文人（這大概是他最不夠格的身份）。
但是我並不厭惡與梁實秋打架的魯迅，我隻是可憐這時的魯迅。魯迅1927年之前在北京時，有優裕的生活環境，也有獨立的人格。37歲時他的文章開始大行其道，《呐喊》乃厚積薄發之作。胡適對他的評價很公道：新文化運動這些年來，隻有魯迅所寫的《狂人日記》立起了一座後人難以企及的豐碑（胡的原話不在手邊，但我很清楚地記得他是這個意思）。
1927年以後，由於政治迫害，魯迅開始了一段顛沛流離的生活，輾轉數地，最後蟄居上海租界。這時魯迅又遭到左翼作家的集體圍剿。在左翼看來，魯迅屬於舊式文人，沒有無產階級思想，是革命文學的批判對象。上海地頭不大，一山難容二虎。魯迅在新文化運動中的地位很高，代表一股思想潮流，這潮流與左翼是不一樣的，所以左翼立刻組織人馬批判他，其中以成仿吾為甚。此人堪稱“文革文風”的開山鼻祖，他把魯迅譏諷為頑固守舊的“老頭子”，對其進行全盤否定。從兩人的筆仗可以看出，魯迅對成仿吾是非常憎恨的。魯迅身上帶有濃厚的社會進化論和個人主義色彩，他的精神導師是尼采而不是馬克思。他屬於無黨無派之人，想說什麽就說什麽。左翼則是一個準組織，具有強烈的政治傾向，其成員大都帶有特殊的政治使命，不屬於自由文人。左翼對魯迅扣了很多帽子、打了很多棍子，給他造成很大傷害，但他絕不低頭，所以左翼也讓他罵得夠嗆。
這場圍剿使左翼偏離了真正的鬥爭方向：國民黨反動文化思潮。此外，魯迅的威望很高，擁有大量支持者，左翼與魯迅為難，也會失去人心。這兩點都不符合共產黨的統戰政策。為此中央專門發出指示，要求左翼立即停止對魯迅的批判。後來魯迅被拉入夥，成為“左聯”領袖之一，實在也很無奈。上海是一個孤島，處於各方政治勢力的衝突焦點，單個文人很難立足，尤其象魯迅這樣的泰鬥級人物，即使想要隱居都困難。
魯迅被左翼招安後，很快捧為旗手，並最終封神，這完全是政治運作的結果。作為旗手，魯迅不得不為本門派進行衝殺，寫了不少違心之作。這段時間他的作品充滿政治術語，相當枯澀，文字水平明顯變差。魯迅沒有受過係統的政治訓練，他在搬弄政治概念方麵表現得相當笨拙，比周揚和成仿吾這些職業政治文人要差得遠。《“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夾雜不少謾罵乃至辱罵，實在是魯迅雜文中的下品。但是另一方麵，魯迅至死都竭力保持自己的獨立人格，越到後期越有一種殉道者的悲涼色彩。
1927年後，魯迅在文學創作上也乏善可陳，隻有一本《故事新編》，結構鬆散，內容隱晦，充滿影射，是一種雜感式的小說，或小說式的雜感，其文學地位根本無法與《呐喊》、《彷徨》和《野草》相提並論。究其原因，不是魯迅江郎才盡，而是魯迅卷入政治鬥爭和繁雜事務以後，已不再有時間和心情從事文學創作。這不能不說非常遺憾——在1927年之前，沒有跡象表明魯迅的文學創作能力有任何衰減。
我對魯迅有很深的感情。我看過他的全部雜文、散文和小說，以及一部分書信、雜記和學術著作。我的魯迅是一個人，而不是一個偶像。我能感到他前期的勇氣和銳利，也能感到他後期的彷徨和傷感。他是中國骨頭最硬的一個文人，可是他仍然有自己的無奈。魯迅加入左翼後，他的很多雜文象是一麵哈哈鏡，裏麵是被扭曲的魯迅，而不是真實的魯迅。魯迅與毛澤東不同。毛澤東願意當神，他是自設神壇，自封為神。魯迅不願當神，是被別人架到神壇上去的。他為此很痛苦，因為他必須說一些違心的話，做一些違心的事，也因此遠離了他在新文化運動中的不少好友。他周圍雖然有了眾多“同誌”，但他的精神陷入前所未有的孤獨狀態，這種孤獨一直陪伴他到死。他死前的心態很耐人尋味：完全沒有功成名就後的從容，卻有一種難以言表的怨恨，所以他說“我一個都不寬恕”。
通讀《魯迅全集》，可以明顯地感到：1927年是一道分水嶺。1927年之前的魯迅是“呐喊”的魯迅，1927年之後的魯迅是“彷徨”的魯迅、“傷逝”的魯迅。第一個魯迅是孤獨的鬥士，第二個魯迅是被趕上架的鴨子。我永遠敬佩著第一個魯迅，永遠可憐著第二個魯迅。
2007.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