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大哥朝著西天目山行進,爬了兩三個鍾頭,來到半山腰。雲霧起來了,剛才還晴好的天空一下子變得縹緲無定。山徑兩旁的柳杉大可數圍,棵棵筆挺直立,樹冠沒入雲中,更顯得高大異常。山中寂靜空幽,間或一二聲鳥鳴,仿佛來自另一個世界。
前麵拐彎處露出一個亭子,大哥提議休息休息。爬了這半天,肚子也有些餓了,便把吃的拿出來,就地野餐。我當兵幾年,經常拉練,所以體力充沛。大哥則有些乏了,靠著亭柱坐下,眯著眼抽完一支煙,精神頭才回來,開始大嚼豬頭肉。
以前在於潛的時候,我們兄弟姐妹經常爬西天目。那時大哥意氣風發,背著登山包走在前麵,給我們講這山上的名勝古跡。二哥是賣苦力的,扛著野餐家當跟在後麵。大姐二姐也會拎點水果點心,但主要負責照看我和小姐姐。臨出門前,母親總要千叮嚀萬囑咐,生怕出事。天目山很大,每次我們都會改變路線,去一些新的地方。那樣的遠足充滿了新奇和刺激,在我從童年步入少年階段,給我的性格添加了冒險和不安分的因子。
孩子的世界總是快樂居多,即便在戰爭年代。我看過斯皮爾伯格拍的《太陽帝國》,從一個英國小孩傑米的視角講述我們偉大的抗日戰爭,結果那份沒心沒肺遭到國內不少觀眾的抗議。但我覺得這部影片很真實。戰爭是成人世界裏最難理解的一種遊戲,充滿著殺戮和劫掠——這些在正常社會屬於彌天大罪的行為,在戰爭中卻可以成為一方的英雄業績。對於一個成長中的少年來說,戰爭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視覺享受,充滿了顛覆性的荒誕和滑稽,尤其當交戰雙方都不是自己的祖國時。然而戰爭的野蠻與殘酷最終還是讓傑米成熟起來,帶著一雙疲憊而憂傷的眼睛注視著未來——真是可怕的成人洗禮!
我與傑米年歲相當,屬於一場戰爭的兩個親曆者,然而感受卻大不相同。我並未經過他那樣的流浪生活,而一直處於母親辛苦打造的保護傘下,所以大多數日子還是過得悠哉遊哉。我的戰爭回憶並沒有太多創痛,反而有許多新奇和刺激,就跟天目山的探險差不多——這大概也與孩子的遊戲思維有關。
那時比較好玩的是“逃警報”。於潛作為浙西重鎮,敵機自然經常光顧。不論你處於何種狀態,隻要聽到警鍾發出連續的當當聲,就得逃出屋外躲進隱蔽處。警報分為預備、緊急、解除三種,按鍾聲快慢加以區分,人們的心理反應也隨之不同。緊急警報如同心髒受驚時的劇烈搏動聲,而解除警報則好像教堂的晚禱鍾聲,徐緩而悠長。鑒於我軍對日機的預報有欠精準,緊急警報並不意味敵機一定出現,即使出現也可能隻是路過,不擲炸彈,所以大多數時候都是虛驚一場。
我家外麵的菜園與小山坡相連,每天放學回家,我就牽兩隻山羊去坡上放養。母親曾經鬧過一場大病,當時許願:如能痊愈,則每年用全羊酬謝上蒼。所以這兩隻羊會有一隻比較倒楣,過年祭祖時將被宰殺。另外一隻則可多活一年,母親會再買一隻小羊陪伴它。這樣做既省錢,又保險:如果年內有一隻死掉,還剩一隻可以向老天爺交差。那時我經常順手牽羊,到小山坡去逃警報。如遇同伴,則在坡上一起嬉耍。我們最喜歡騎在羊背上打仗,累得山羊氣喘咻咻,現在想來實在殘忍。
我家還有片山林,有時就到那裏去逃警報。山塢生活最難忘的是釣田雞(青蛙)。工具十分簡單:找個布袋,袋口用樹條撐成圓形,再找根竹竿,在一頭係上繩。然後抓一隻小田雞,剝皮,兩腿在繩的下端綁牢,這樣就可以行動了。林中有片稻田,那裏田雞最多。水稻抽穗時節最好釣,隻須站在田埂上,把竹竿抖幾下,發出嗖嗖的聲響,蠢笨的田雞馬上就蹦過來爭食,最後總是大的捷足先登,把餌吞進嘴裏,這時馬上提竿,將奮力掙紮的獵物裝進撐開的口袋裏。回到看山人文樹清的茅屋中,我和兄姐們總要先比誰釣得多。然後自己動手去皮,破肚,洗淨,由二姐掌勺,製成美味佳肴,飽餐一頓。
可是在1941年,於潛真的挨了炸彈,而且是老百姓最害怕的燃燒彈,結果半條街的房屋化為瓦礫和灰燼。街上的門麵房大多是木結構,一遇上火災很難撲滅。尤其到了夜晚,大火還在熊熊燃燒,那惡魔般的黑紅讓人怵目驚心。少年時代感受到火的巨大破壞力,使我終生對它有一種說不出的畏懼。我家住在永惠巷,離大街還有30米。正對巷口的一家南貨店老板姓李,本來已經從火海中脫身,可想起賬本還沒有轉移出來,於是又衝了進去,最後被大火吞沒。李老板是我父母的朋友,為人和善,母親常叫我去他的店裏買東西。他隻有一個女兒,取了個好聽的名字:李潛嬌,是我大姐的同窗,而且有可能與我大哥相戀,後來卻跟一位高級官員結合,跑到台灣去了。】
日軍轟炸於潛是在1941年4月間,與轟炸禪源寺連在一起。浙西行署成立之後,一方麵對淪陷區實行經濟封鎖,阻止日偽政權從國統區套購物資;一方麵組織民眾反日,印行大量書刊宣傳抗戰救國,並且培訓青年學生進入各戰時機構。在軍事上,浙西行署控製的特務團和自衛團配合國軍對淪陷區進行過多次襲擾,搞得日偽政權難以建立起有效統治。62師在進駐天目山之前,已經在根據地外圍如富陽、金華等地多次打擊日軍,這些行動若無浙西行署提供情報和後勤支持,是難以奏效的。軍統機構也在浙西建有活動站,其派出特務經常暗殺杭州偽政府官員,甚至連市長的腦袋也搬了家。凡此種種,都使日軍認識到國民黨浙西行署的極大威脅,必欲除之而後快。
1941年4月15日,禪源寺迎來了一場浩劫。這座寺院位於西天目的昭明、旭日、翠微、陽和四峰之間,地勢低窪,周圍古木參天,雲霧繚繞,不易遭受空襲。然而那天中午,禪源寺東麵的山坡上卻著了一把大火。由於缺水,火勢蔓延得很快,一時難以撲滅。到了下午兩點,七架日軍轟炸機突然飛臨,在禪源寺上空盤旋半小時,扔下三十多顆炸彈和燃燒彈。當時寺中存有大量彈藥,也被一齊引爆,把這座東南名刹炸成一片火海,最後除了山門和三座殿堂,其他所有建築均化為烏有。
事後查明,山上那把火居然是中國人放的。有這位不知名的漢奸引路,日機得以輕易鎖定目標,實施飽和轟炸,大概是炸彈還有富餘,回去的路上就扔進了於潛縣城。
著火的那座山名叫“火焰山”,不知是事後為了紀念這場劫難而起的名字,還是事前就叫這名。倘為後者,可謂一語成讖了。不管怎樣,刀兵進佛堂,佛也沒處藏。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抗日戰爭的殘酷,確實已到“見人殺人、見佛殺佛”的地步。二十世紀兩個民族間的殊死搏鬥,足以影響此後幾代人的國民感情,這是現實政治所無法回避的。
2013-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