煙鬥狼
老煙記事
【母親自從嫁給父親，便進入了官太太這個圈子。與商人比起來，中國官員的文化層次要高一些——“學而優則仕”嘛！即便張載陽那樣的糾糾武夫，也未必不通文墨，何況父親身邊的一群“刀筆吏”？父親雖不像九叔那樣以文章見長，但並非沒有文化修養，他的行書就寫得非常棒，我手中那封家信可以為證。
父親交往的朋友當中，不乏文人墨客。在瑞安當警察所長時，他結識了當地有名的書家方蒼和孫貽澤，獲贈許多書法作品。孫貽澤寫的一副對聯“洞開綠野皆餘地，門對青山別有天”，至今還在我的記憶中。家裏還藏有齊白石的荷花畫幅，上寫“贈臥冰先生”。母親解放初離開於潛時，曾將所有字畫封存在夾牆內。後來房子被縣政府沒收，那批字畫也不知去向。
母親整天與這樣一群人打交道，耳濡目染，身上的市儈氣去掉不少，人也變得“高雅”許多，成為官太太當中的翹楚。她性格又很活躍，在交際場中如魚得水，父親的人脈關係盡為所用。說句實話，這樣一個八麵玲瓏的人，跟了父親多少還是有點委屈；若是當初攀上顯貴，說不定真能做出一番大事——這當然是在說笑，不過“王侯將相寧有種乎”？武則天的父親不也就是個倒騰木材的商人麽？
如今父親撒手歸西，母親驟然失去了依靠。一天深夜，我被一陣哭聲驚醒，隻見母親坐在被窩裏，用枕巾捂著嘴抽泣。我睡在她腳頭，這時趕緊爬過去，撲進她的懷裏。母親緊緊抱住我，禁不住放聲痛哭。哭聲引來兄姐們，一個個立在床邊，陪著母親直掉眼淚。父親在世時，寧靜寡言，讓人覺不出他的存在。當他離去後，家裏卻一下子顯得空空蕩蕩，每個人心中都沒了底。千斤重擔全壓在母親肩頭，她再也過不了養尊處優的日子，而要帶領我們奔向吉凶難卜的未來。
父親臨終前生活已經相當拮據，死後隻留下200多元積蓄，以及500多元撫恤金。母親在新昌沒有親戚，而父親的舊友則大多屬於“君子之交”，打牌聊天沒問題，卻提供不了什麽物質幫助。母親思前想後，決定搬回於潛去，娘家人此時是最靠得住的。外公在那裏給她留有一座老宅和30畝山林。父親在於潛任職期間，還曾購置19.5畝田地。他一生不重錢財，左手進、右手出，這些地是在母親極力勸說之下才買來的，如今成了我們的救命稻草——畢竟“家中有糧，心中不慌”啊！
父親於1940年春天去世，母親將西遷日期定在那一年的暑假，這樣做是為了使孩子們的學業少受影響。父親曾有遺言：“男要進大學，女要進師範。”盡管這個願望很奢侈，母親仍然義無反顧地為之奮鬥。對她而言，此生的唯一希望都寄托在孩子身上了，但願家裏能再出一個像九叔那樣有出息的人——盡管九叔眼下除了在大洋彼岸嚎啕大哭，什麽忙也幫不上。
搬家前母親想得很周到，雇了兩輛卡車，一輛拉人，一輛拉行李。拉人的車廂是封閉的，裏麵打了地鋪，墊上厚厚的被褥；車頂是拱形的帆布篷，很嚴實，給我以“家”的安全感。白天我喜歡跪在車廂尾部，在欄板上搭一個枕頭，趴在上麵看風景。有些路段很顛簸，母親多次提醒我要小心，但我並不在意。終於在經過一個大坑時，我被卡車顛到半空，往後翻了個跟頭，把二哥鼻子都撞出了血。那個枕頭沒有我幸運，直接飛出車廂外，掉進了水坑裏。母親臭罵了我一頓，再不讓我離開她的腳頭。
風景看不到了，隻能和兄姐們唱歌、做遊戲。有時大家玩撲克，我和小姐姐不會，就在一旁打鬧。家裏孩子多，是挺熱鬧的。以前我們放學吃完飯，常常在屋裏舉行家庭晚會。這些活動大姐是頭兒，因為她會的遊戲最多。我們穿著襪子在幹淨的地板上蹦蹦跳跳，玩得很開心。
為了趕路，我們的“專車”晚上也不停駛，大家就睡在車廂裏，倒是節省了住宿費。第一站是金華，我們在地方法院謝院長家逗留了數日。新昌離金華並不遠，但為了避開淪陷區，車須繞道而行，開了三天兩宿才到。這謝院長不是別人，正是父親在杭州時的鄰居謝安仕。他和父親既是同鄉、又是同事，待我們非常熱情，讓我們有賓至如歸之感。
如今我和大哥又來到了這座城市，在找旅館的途中經過謝安仕家，那幢灰色小洋樓勾起了我的溫馨回憶。據大哥介紹，謝安仕臨解放前帶著兩個兒子去了香港，想先看看動靜，再決定是回大陸，還是去台灣。太太沒有跟著走，因為她父親剛剛去世，需要在家料理後事。謝安仕當時錯估形勢，以為她一個女流之輩，不會有人為難她；何況自己也沒幹過什麽壞事，說不定共產黨還歡迎他回來呢。沒想到“鎮反”一來，他老婆便給抓了起來。有人舉報：謝安仕曾經參與破獲中共在金華的情報組織，屬於有罪行的人。至於他在當中起了什麽具體作用，卻一直沒有查清楚。謝安仕當然不會跑回來“投案自首”，於是此事成了懸案。他老婆也不能輕易放出來，就被送去勞改。
曆史充滿了巧合。母親於1953年進入紹興勞改鞋廠，三年後因為勞改人員過多，她被分流到金華勞改工廠，居然與謝伯母成為了“工友”。真可謂“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並且曾相識”！】
老煙的自傳在這裏犯了一個常見錯誤：奶奶所受到的處理不是“勞動改造”，而是“勞動教養”。當然，勞改工廠裏可能既有勞改人員，也有勞教人員。“勞動改造”是對罪犯的一種懲罰，而奶奶並沒有判過刑，所以隻可能被“勞動教養”。這兩種製度都是解放以後從蘇聯引進的，並在“鎮反”、“肅反”運動中不斷得到強化。1955年，中共中央發布了《關於徹底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其中規定：
“對這次運動清查出來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除判處死刑的和因為罪狀較輕、坦白徹底或因為立功而應繼續留用的以外，分兩種辦法處理。一種辦法，是判刑後勞動改造。另一種辦法，是不能判刑而政治上又不適於繼續留用，放到社會上去又會增加失業的，則進行勞動教養，就是雖不判刑，雖不完全失去自由，但亦應集中起來，替國家做工，由國家給與一定的工資。”
勞教人員有少量的人身自由，類似於封建時代依附於領主的農奴，隻能獲取最低的生活資料，而不能分享剩餘價值。勞動教養看似比勞動改造溫和，其實並不盡然。勞動改造是一種服刑方式，刑期結束，勞改也就結束；而勞動教養可沒有固定期限，談不上什麽“刑滿釋放”。奶奶在勞改廠一呆25年，“有關部門”從未解釋為何如此長久。也許在他們看來，這樣做並無過分之處，且不說國家還給與了“一定的工資”。
至於一個人失去的自由麽，那是無價的，自然也就無從計量了。
2013-1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