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洪謙走後,我反複思量,決定交槍投降。在部隊這些年,我深知組織的強大與無情。個人實在太渺小了,根本無法與之抗衡。既然上麵定了性,我沒必要再作無謂的爭辯,搞到舌頭發黴的地步,實在不值得。想明白這一層,我感到踏實了許多,睡覺也不再做噩夢了。又歇了一天假,燒基本退去。我掂量了一下,覺得應該能招架小組會上的“微微風”和“毛毛雨”了。
然而“過堂”的滋味還是不好受的。我在鳴放中信口開河,說了很多犯忌的話。有些連自己都未曾留意,卻被好事者們一一整理,變成了白紙黑字,叫我沒法不認賬。“十大專題”隻不過湊了個整,我的言論要是羅列起來,搞出二三十個專題也不是沒可能。
我當時甚至還就“法斯特事件”發表過意見,現在都覺得匪夷所思。法斯特是美國進步作家,於1957年2月退出美國共產黨。國內輿論紛紛指責他是叛徒,我卻在鳴放會上故作高論:“我對法斯特還是比較熟悉的,從其作品所展現的革命精神來看,我覺得未必是他背叛了共產主義事業,倒有可能是美共已經變修了。”
我當時說這話,並未得到多少共鳴,因為沒幾位教員知道法斯特乃何許人也。頗具諷刺意味,我的預斷恰恰被曆史證明是正確的,可我卻在“反右”中為了這個不相幹的美國人背了黑鍋。反右“六條標準”中的第六條便是:“有利於社會主義的國際團結和全世界愛好和平人民的國際團結,而不是有損於這些團結。”這一條連臭名昭著的大右派們都很少有人能掛上號,我卻不幸撞了線。
我的鳴放言論涉及麵之廣,在速中無人“能出其右”,所以我成了“反右”重點,不能說是偶然的。這一切首先應該歸功於我平時養成的良好習慣:關心國家大事,喜歡讀書看報。不過要想中頭彩,還得“愛出風頭”,這條素質我當然是具備的。除了個人努力之外,組織上的開導、引導和誘導也不可或缺,否則我不可能如此熱血沸騰地把自己當做祭品貢獻出去。
雖說是馬後炮,但陳洪謙提醒得沒錯:我的尾巴翹得太高了,忘了自己不過是個“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我的批評意見無論怎樣發自肺腑,也會被人拿來與我那可惡的階級出身聯係在一起。像我這樣的人,本該夾著尾巴過日子,怎敢跳出來非議朝政?這無異於政治自殺,實在是大忌中的大忌!我雖然容易衝動,但並非沒有心眼,平常也知道哪些話該說,哪些話不該說。可是整風開始以後,在前所未有的寬鬆的政治氛圍中,我的警惕性逐漸喪失。我相信毛主席,相信他老人家說過的話:“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信任代替了理智,使我忘了他首先是一位政治家,一位權變高手。在他眼裏,沒有永恒的遊戲規則。
天下最具欺騙性的謊言,莫過於“真實的謊言”——那種連三歲小孩都不信的謊言。這種謊言一旦從偉人嘴裏說出,便具有迷倒眾生的非凡魔力。人們相信了這種謊言,就等於交出了自己的常識判斷,而沒有了常識,成人確實連三歲小孩都不如,甭管他是多大的學者教授。在安徒生童話裏,喊出“皇帝沒穿衣服”的是個小孩而不是大人,其寓意非常深刻——隻有小孩還沒有被忽悠,因為小孩還沒有學會崇拜。我走過一生的路,總算明白一個道理:世上誰都不願意挨打挨罵。梁實秋說:“我不生氣”,那分明是在撒謊。耶穌說:“當人打你的左臉,你就應該伸出你的右臉。”他確實做到了,但耶穌是神,而不是人。毛澤東是人,而不是神。無論當初他就“百家爭鳴”許了多少願,我都不該忘記他的處世哲學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上麵這段話是我在晚年的反思。當我25歲時,我隻是知道自己遭受了滅頂之災,要想盡辦法爬出去。我在小組辯論會上亮了白旗,主動挖掘自己靈魂深處的陰暗麵:功利心作祟,想在運動中一鳴驚人,火線入黨;平時對部隊的“思想改造”積累了諸多不滿,趁著整風出口惡氣;一向瞧不起工農出身的教員和幹部,覺得隻有自己是林震那樣“積極幹預生活”的革命者;錯誤估計形勢,把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當成了“陽春三月”,以為從此可以自由自在,暢所欲言,為所欲為……
我對自己的揭批相當徹底,搞得汪大愚一幹人倒有些“英雄無用武之地”,不知道該補充點啥才好。不過我也不敢無限上綱,“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帽子可不能隨便戴,即使別人扣過來,我也隻是保持沉默,不予迎合。陳洪謙已然說過我的問題屬於“人民內部矛盾”,我怎會反黨反社會主義呢?我對部隊一直懷有感恩之情,要不是趕上了解放參軍,我現在說不定還在杭州街頭瞎混呢!假如有一天我真的反黨反社會主義,那我一定是吃錯藥了。】
201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