煙鬥狼
老煙記事
天有不測風雲。正當老煙對婚姻生活且喜且憂之時，一場政治風暴悄然襲來。5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中共中央《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要求整頓黨內日益嚴重的“三風”——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建國以來運動頻仍，“三反”、“五反”、“批胡風”、“肅反”等等，每一個都搞得雷厲風行。不過毛澤東這回打算來點溫情的，他說：“我們黨現在準備整風。我們要爭取知識分子，要爭取黨外人士，先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先把自己的作風整頓一下。今年準備，明年一年，後年一年，下點毛毛雨，吹點微微風，把我們的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這些東西吹掉。我們是從保護同誌出發，從團結的願望出發，經過適當的批評，達到新的團結。”後來這場“毛毛雨”下成了瓢潑大雨，這股“微微風”刮成了十二級台風，卻是毛澤東始料未及的。
說起此次整風的緣由，不能不提一下“匈牙利事件”。世界萬物都是相互聯係的，老煙做夢也想不到，他後來的際遇竟會發端於這個遙遠的陌生國度。不過說“遠”也不“遠”，匈牙利人的祖先就是匈奴人，英文中的Hungarian（匈牙利人）即源於Huns（匈奴人）。盡管匈牙利官方不大接受這個觀點，但不可否認的是，當年匈奴人就是從征服匈牙利開始，最終消滅了強極一時的西羅馬帝國，到現在還有許多匈牙利人堅稱自己是匈奴人的後裔。而匈奴與中國的關係就很近了，若不是霍去病當年深入蒙古大破匈奴兵，匈奴也不會失去自己在長城以北的故土，從而被迫西遷；西歐則不會在幾個世紀後遭遇匈奴王阿提拉的“上帝之鞭”。蒙古高原一帶的遊牧民族如匈奴、突厥都和漢族一樣有著悠久的曆史，他們從未從我們周圍真正消失，並且至今仍對中國產生意想不到的影響。
“匈牙利事件”肇始於蘇共20大。赫魯曉夫上台後不久，便開始對他“視作生父”的斯大林進行清算。1956年2月，蘇共召開20大，赫魯曉夫在會上作了秘密報告《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用極為刻毒的語言對斯大林進行批判。由於事發突然，會場上有人都驚嚇得昏厥過去。斯大林那時在社會主義陣營裏享有上帝一般的尊榮，卻一夜之間被自己欽定的接班人揪下神壇，其雷人效果不是言語可以描述的。赫魯曉夫大概需要輿論支持，對“秘密報告”並未真正保密，而是通過各種途徑散布出去。中共即是在第一時間拿到了“速記稿”，所以對後來的事態發展洞若觀火。
在社會主義世界，斯大林有如一棵參天大樹。赫魯曉夫貿然行事，必然會造成“樹倒猢猻散”的後果。1956年6月，波蘭爆發“波茲南事件”，工人先是罷工，後與軍隊大規模衝突。事件直接導致政權更迭，“右翼分子”哥穆爾卡上台，公然向蘇聯叫板。赫魯曉夫本想讓小兄弟跟著他一起砸碎老爸的牌位，現在卻發現有人居心叵測，企圖從社會主義大家庭逃跑，不由得大光其火，命坦克兵團向波蘭邊境集結，準備進行武裝幹涉。隻是到最後一刻，兩國才達成妥協，此事得以和平解決。不過“波茲南事件”的影響並未消除。10月匈牙利爆發了更大規模的騷亂，並成立了以納吉為首的新政權。匈牙利宣布退出華沙條約，成為和瑞士一樣的中立國，並請求聯合國介入。眼看多米諾骨牌效應就要出現，赫魯曉夫斷然出兵，攻占布達佩斯，將納吉逮捕，並於日後處決。
“匈牙利事件”給社會主義陣營造成了難以彌合的創痛。蘇聯第一次采用軍事侵略來對付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這給所有小兄弟們上了觸目驚心的一課。作為這個大家庭中的老二，中國也感到極大震撼。1958年赫魯曉夫向毛澤東提出組建“聯合艦隊”，即遭到後者異常強烈的反對，並直接導致中蘇關係全麵惡化。在赫魯曉夫看來，毛澤東這種反應是“過激的”、“不可理喻”的，大概他是忘了自己在“匈牙利事件”中露出的猙獰麵目。
不過毛澤東對“匈牙利事件”的第一反應，並非蘇聯的霸權主義，而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內部矛盾。無論在波蘭或匈牙利，起來造反的均為“當家做主”的工人階級，這讓毛澤東陷入深深思索。他看到了蘇聯模式的專製弊端：官僚主義盛行，所謂“公仆”變成了老爺，百姓疾苦無人過問，共產黨逐漸失去了自己的階級基礎，甚至走向對立麵。他由此認為，社會主義革命成功以後，大規模的階級鬥爭雖已結束，但仍需正確處理兩類矛盾：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人民內部矛盾如果處理不當，就可能轉化為敵我矛盾，演變成“匈牙利事件”。
“兩類矛盾”的提法，在社會主義理論中是前無古人的。毛澤東若能自圓其說，將為新中國的社會製度提供構建指南，同時會極大提升他在國際共運中的領袖地位。很明顯，斯大林去世以後，赫魯曉夫無法成為社會主義世界新的精神領袖，而毛澤東現在離這把交椅最近。蘇聯同誌在“匈牙利事件”上栽了跟頭，中國人如果能夠提出解決辦法，無疑會在社會主義陣營中爭得更多的話語權。毛澤東是個雄心勃勃的領導人，同秦皇漢武一樣，他的眼光從不囿於自身的富足，他要讓中國成為萬邦朝賀的“中央之國”。
毛澤東準備撰寫一篇偉大的文章——《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他是一個“下筆如有神”的高產作家，但對這篇文章的寫作，卻是慎之又慎。“兩類矛盾”的首次提出，是在1956年12月的《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不過《再論》主要是對蘇共20大進行回應，所以隻就“兩類矛盾”開了個題，並未深入研究。要完成這篇論文，毛澤東需要在中國的現實社會中尋找論據。經過兩個多月的調查和思考，他在1957年2月27日召開的最高國務會議擴大會議上，作了《如何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的講話。等到文章最後在《人民日報》公開發表，卻已經是6月19日。在這112天中，文章的立意發生了根本變化，由構建民主寬鬆的社會環境，變成了控製思想和強化專政。為了這篇文章的誕生，幾十萬中國知識分子付出了巨大代價。當然，他們是得不到任何稿費的。
2009-09-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