煙鬥狼
老煙記事
趁著老煙修腳的工夫，我把胡風的案子介紹一下，否則大部分網友不明所以，會覺得老煙他們在發神經。不過這個案子相當複雜，三言兩語很難說清——畢竟“批胡風”是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以後，對文藝界發動的“三大戰役”之一（前兩個是“批《武訓傳》”、“批《紅樓夢研究》”）。下麵我盡量用通俗易懂的語言，讓不熟悉這段曆史的讀者，有個簡要的了解。
話說1936年的中國，有個著名論壇叫“左翼作家聯盟”，首席斑竹是行將就木的魯迅，另有兩大板斧周揚與胡風。“左聯”的主辦方實際上是中共。中共為了擴大在國統區的影響，幾年前讓文壇泰鬥魯迅做了首斑，用那時的話說叫“旗手”，不過論壇實權控製在周揚手中。對於此人，毛澤東曾有入木三分的評價：“周揚還是懂一點邏輯的，他的長處是跟黨走，黨正確他正確，黨錯誤他錯誤。”從骨子裏說，周揚不是一個文人，而是一名政客，有著政客的機巧與勢利。周揚並不把魯迅放在眼裏，認為他不過是一名扛旗的磚手；胡風則對魯迅奉若神明，對黨的指示卻放在其次。那時論壇的管理員是王明，周揚按照他的旨意確定了“國防文學”的口號，希圖借抗戰的名目一統天下。但魯斑對此並不感冒，指使胡風拋出了“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口號，由此引發了“左聯”內部關於“兩個口號”的一場磚戰。
周揚不敢直接冒犯魯迅，便唆使青年磚手徐懋庸給魯迅發了一信，盛氣淩人地教訓了首斑一通，奉勸他不要為胡風一夥擋駕：“對於他們的言行，打擊本極易，但徒以有先生作著他們的盾牌，人誰不愛先生，所以在實際解決和文字鬥爭上都感到絕大的困難。”魯迅看後怒不可遏，當即作長文《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這是威力驚人的一塊磚，魯迅用盡紹興師爺的全部老辣，作平生的最後一擊。魯迅死了以後，這塊磚仍在空中盤旋了許久，直至將敵手全部擊殺——其中就包括著名的“四條漢子”：
“去年的有一天，一位名人約我談話了，到得那裏，卻見駛來了一輛汽車，從中跳出四條漢子：田漢，周起應，還有另兩個，一律洋服，態度軒昂，說是特來通知我：胡風乃是內奸，官方派來的。……我的回答是：證據薄弱之極，我不相信！當時自然不歡而散，但後來也不再聽人說胡風是‘內奸’了。然而奇怪，此後的小報，每當攻擊胡風時，便往往不免拉上我，或由我而涉及胡風。”
文中的“周起應”即是周揚，那時已與胡風勢同水火。魯迅對兩位板斧的態度截然不同：“我倒明白了胡風鯁直，易於招怨，是可接近的，而對於周起應之類，輕易誣人的青年，反而懷疑以至憎惡起來了。……胡風並不‘左得可愛’（徐懋庸語），但我以為他的私敵，卻實在是‘左得可怕’的。”魯迅不久辭世，“左聯”也於同年解散，這場磚戰便不了了之，但周揚與胡風的私怨已經很難化解。
1942年，毛澤東發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要求文藝為工農兵服務。這是一篇重要的宣言書，它宣告“自由文人”作為一個物種，將在新中國絕跡。凡是看不懂這一點的文人，都會在未來幾十年裏大吃苦頭。作為一個政治家，毛澤東是從政治角度、甚至軍事角度來看待文藝：“在我們為中國人民解放的鬥爭中，有各種的戰線，就中也可以說有文武兩個戰線，這就是文化戰線和軍事戰線。我們要戰勝敵人，首先要依靠手裏拿槍的軍隊。但是僅僅有這種軍隊是不夠的，我們還要有文化的軍隊，這是團結自己、戰勝敵人必不可少的一支軍隊。”
這種“黨指揮槍、槍指揮文藝”的路數，還真讓不少“小知識分子”一時難以接受。小知識分子屬於草根階層，比較同情勞苦大眾，不過也有往上爬的欲望。他們在革命陣營裏，最不招人待見之處便是“自由散漫”，或稱“個人主義”。他們有文化，不安分，經常亂說亂動，不聽指揮。延安整風時期的王實味便是極端一例，此人最後被打成“托派分子”，腦袋也搬了家。另一方麵，作為聯係工農大眾的知識階層，小知識分子又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思想改造徹底，能把自己變成“有文化的工農兵”，這樣的人便可擔當“革命傳教士”，把更多的民眾爭取到共產黨這邊來。
1944年4月，胡風正在重慶籌辦《希望》雜誌，延安來人傳達整風精神。胡風等對毛澤東的《講話》頗為抵觸。1945年1月，《希望》發表了舒蕪的《論主觀》，在革命文學陣營裏掀起了軒然大波。舒蕪是研究哲學的，很受胡風青睞，他的《論主觀》等文章係統闡釋了胡風集團的核心理念——“主觀戰鬥精神”。在胡風、舒蕪、路翎等人看來，“革命”乃是小知識分子的一種主觀的、自發的要求，這種心理能量十分巨大，推動他們朝著革命目標頑強邁進，並使他們從小資產階級蛻變成無產階級。這個蛻變過程痛苦而美麗，因為要變成超人一樣的革命者（如牛虻和保爾），他們必須壓抑乃至拋棄普通人身上的脆弱人性。革命文學的一個主旨就是揭示革命者的成長曆程，弘揚“主觀戰鬥精神”。路翎的《財主底兒女們》和《窪地上的戰役》，就是這方麵的代表作。
然而，在“左得可怕”的革命文學家看來，這種“主觀戰鬥精神”完全是個人主義的表現。小知識分子用不著進行思想改造，他們體內湧動著革命激素，到了青春期，他們的革命性征就會不可遏製地顯露出來。“革命”是他們與生俱來的一種天賦，使他們成為和工人、農民一樣的高貴者。這與毛澤東在《講話》裏的描述是完全相悖的：“最幹淨的還是工人農民，盡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幹淨。”
更危險的是，在“主觀戰鬥精神”的催化下，小知識分子完全可以自發革命，這樣就不存在什麽“革命導師”和“革命權威”了。“隻要心中有佛，人人皆可成佛”，這還了得！所以《論主觀》一出現，胡喬木就去重慶找舒蕪談話。舒蕪當時20多歲，血氣方剛，對這位黨內一號筆杆子並不買賬，搞得不歡而散。
1948年，隨著解放戰爭的全麵勝利，革命文藝也開始了“全麵大反攻”。這時的鬥爭方向是所謂“中間派文人”，如沈從文、朱光潛、蕭乾之流。郭沫若拋出《斥反動文藝》，根據反動程度給他們貼上顏色標簽。沈從文神經有點脆弱，差點被這塊巨磚嚇死。與此同時，黨的地下文委在香港《大眾文藝叢刊》上發動了對胡風的圍剿，領銜磚手是有“小喬”之稱的喬冠華，黨內理論權威胡繩則專砸路翎。
其實在重慶時，喬冠華是同情胡風的，他用馬甲“於潮”寫過一篇《方生未死之間》，與胡風觀點十分接近。不過“彼一時也，此一時也”。喬冠華在香港發表了《文藝創作與主觀》，對重慶文藝界的錯誤思潮進行了係統批判，甚至點了自己馬甲的名，但主攻方向卻是胡風。小喬這一招十分毒辣，不光狠砸了對方，還“用胡風的名字洗淨了手”，跟自己的過去一刀兩斷。胡風不甘示弱，花三個月燒出一塊10萬字的大磚頭《論現實主義的路》。路翎等手下也紛紛著文回擊。這場磚戰打了幾個月，以胡風調往解放區而告終。雖然未分勝敗，但胡風一夥明顯處於下風。
解放後不久，文藝界又開始清算胡風。此時周揚已經成為中國的“文藝沙皇”，而胡風不過是“一顆被踢在路邊的小石子”，話語權自然不同。但胡風仍然進行著頑強抵抗，在路翎等死黨的幫助下，炮製出30萬言書《關於解放以來的文藝實踐情況報告》，對周揚一派的指責進行全麵駁斥。沒想到在中央調查的過程中，舒蕪卻反戈一擊，把與胡風的私人通信交了出去，裏麵有不少胡風的“反黨言論”。當時正值赫魯曉夫上台，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風雲突變，毛澤東對於“來自革命陣營內部的進攻”非常敏感，很快便把胡風一夥定性為“反革命集團”。胡風本人則被投入大牢，關了25年。
縱觀胡風一生，他雖然當不起“偉大的革命文學家”的光榮稱號，卻是一名真正的磚手，盡管被人砸得頭破血流，依然揮磚上陣，絕不搞下三濫的勾當。若不是私聊記錄被翻出來，讓管理員封了他的ID，相信胡風會掄磚掄到生命的最後一息。
2009-07-29
皆是文人罵娘、個人攻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