煙鬥狼
老煙記事
【那時跳舞成風，不少教員熱衷於此，幾達癡迷程度。我卻不越舞池一步，抓緊業餘時間看書學習。與婉如的關係還是“柏拉圖”式的，通信往來隻交流思想，並不談婚論嫁。在這個血氣方剛的年齡階段，男人往往雄心勃勃，覺得“天生我材必有用”，立誌要做一番事業，不願搞得“兒女情長、英雄氣短”。這個特點在我身上表現得尤為明顯。盡管在學生時代懵懵懂懂，但20歲一過，我心智頓開，學東西非常快，並且往往能形成自己的獨到見解。我開始藐視“權威”，叛逆性格逐漸顯現。
辦公室有位比我年長8歲的謝禮常，解放前在錢莊做事，玻璃板下壓著不少西裝革履的舊照片，我因此而鄙視他。謝禮常上過大學，但沒畢業，曆史上有問題，政治表現不夠積極。他的語文底子比我厚實，有時我向他求教語法問題，他會流露出不屑一答的神態。謝禮常對我擔任主任教員不服氣，我也因自尊心受損而立誌在語法上超過他。
當時在青年中流行一本叫《勇敢》的蘇聯小說，寫的是一群共青團員自願到遠東地區墾荒。其中有位叫托尼亞的女團員不愛社交，更不願談戀愛，所以男團員管她叫“幹麵包”。我跟幾個氣味相投的書友成立了讀書會，以“幹麵包”自居，經常在一起切磋學業。除了講好課、加強業務進修外，我還製訂了一套長遠的自學規劃，進度落實到每一天。先行安排的科目有文學概論、語法學、邏輯學、心理學和外語。五門課齊頭並進，重點則放在邏輯學，用的是蘇聯課本，每章後麵的習題我都會認真做一遍。我記不清為何如此重視邏輯學——大概是受蘇聯教育製度的影響吧，該國中學就開設邏輯課。
為了跟電台學外語，我特地買了一部“上海牌”五燈交流收音機。當時在教員中我是始作俑者，究其原因，一是價錢昂貴（138元，相當於兩個月工資），二是手續麻煩。據說這種收音機能夠收聽敵台，並且略加改裝即能發報，所以很受特務青睞。曆史可疑者即便有錢也不敢購買，怕運動一來說不清楚。我是積極分子，兜裏又不缺鈔票，腰杆自然硬，大大方方地去百貨大樓買來收音機，再到公安局登記，然後招搖過市地搬回宿舍。我擰開電鈕，標有波長的玻璃板透出鮮綠柔和的燈光，使人想起初春的小河流水。悠揚而富於立體感的樂曲在走廊裏回響，引得一群教員跑來欣賞，豔羨不已。
（狼注：據說朝鮮賣的收音機全是按鍵式的，出廠前每個電台都已固化，比如按鍵一是“平壤一台”，按鍵二是“平壤二台”……誰要敢私自拆卸調台，就按間諜論罪。這種管製，稱得上“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了。）
校首長重視提高教員的文化水平，讓我們參加江蘇師範學院的函授學習。我學的是中文係，公家掏學費，發了不少講義。為了提高學習效果，校長專門騎車到揚州師專，央求校方給幾個旁聽名額。歸途校長不慎一頭紮進溝渠中，摔了個鼻青臉腫。我每周3次去聽“唐詩宋詞”，由講師孫龍父授課。他在市文化界有些名氣，但我總嫌他水平一般，所以上課隻看講義，並不認真聽講。我的驕傲自滿，決定了我不可能成為一名虛懷若穀的學生。
這所學校座落在美麗的瘦西湖畔，離我校約有2公裏。為了聽課，我花150元在寄售商店買了輛八成新的匈牙利“鑽石牌”輕便自行車。為讓更多教員受益，校方還請來師專的張老師開辦文學理論講座。我那時已調至訓練處任教學幹事，處長讓我負責組織此項活動。張老師名氣沒有孫龍父大，但課講得著實不錯，教室裏座無虛席，連數學教員也跑來聽講。這次學習組織得有始有終，大家反映良好，領導也很滿意。
當時在社會上流行舉辦讀書報告會，主要介紹新出版的較有影響的蘇聯小說。有一次我去聽孫龍父主講蘇聯女作家尼古拉也娃寫的長篇小說《收獲》。他津津樂道於情節介紹，作品分析則顯得膚淺，我不禮貌地中途退席了。
（狼注：我在網上搜了一下，孫龍父還真是揚州名人，工書法篆刻，1979年去世。）
那時我有了獨立研究學問的念頭，一般水平的報告已不能滿足我的強烈求知欲。1954年10月，報刊公布了李希凡和藍翎對俞平伯所著《紅樓夢簡論》的批判，得到毛澤東的支持。兩位青年團員居然能夠批倒學術權威，從而一舉成名，使我受到莫大鼓舞。
於是我也買了部《紅樓夢》啃起來。不過折騰半天，我好像還是逃不脫俞平伯和胡適的考據老路，讀書筆記上抄錄了不少曹雪芹和賈寶玉家族譜係的對照表。當然，我也看了很多用馬列主義文藝理論分析《紅樓夢》的文章，並且按照毛澤東的指示，“把《紅樓夢》當成一部政治教科書來讀”，可是怎麽形成不了自己的見解，最後無疾而終。
當年我頗有點李白在《與韓荊州文》中的勁頭，希望能夠得到大人物的賞識而一鳴驚人。現在看來，小人物被大人物看上，未必是一件好事。上述二人中的李希凡經毛澤東一捧，有點忘乎所以，不僅與合作者藍翎反目，並且在“四人幫”得勢時，很是跳梁了一番，最後自食其果。我一生中未有這等奇遇，也幸免這等磨難。
我校名義上是速成中學，不過大部分學員都在上小學課程。我則一直教初中班的語文，並擔任主任教員（相當於教研組長）。訓練處為我配備兩名助教，其中一位姓陳，雖然比我年長，卻很虛心，與我配合默契。當時的備課製度是，由主任教員拿出基本教案，在組內討論通過。其他教員再以此為範本，編寫自己的教案，進行授課。在教學中，我注重對成人教育規律的探索，加上口才過人，所以受到學員的普遍好評，這是高學曆的謝禮常難以做到的。
種種跡象表明，我在教學上已打開局麵，得到領導器重，自己的羽毛也逐漸豐滿。我不甘默默無聞，企盼通過個人奮鬥出人頭地。於是在其他同誌眼中，我變得有點清高、瞧不起人。1954年初高崗被黨中央清除後，《人民日報》發表《反對驕傲情緒，保持謙虛態度》的社論，各單位開展一次小整風。我成了組內的重點人物，被批“驕傲自滿”。不過我心甘情願地接受批評，因為同誌們是與人為善的。這次整風快結束時，我在宿舍裏寫思想小結。痔瘡複發的校長艱難地登上4樓找我談心，講了張良在橋上為老人拾履的故事，結論是“年輕人有才華而不倨傲，必成大器”，關切之情溢於言表。】
2009-07-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