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幾年前,我看過斯塔夫理阿諾斯的《全球通史》(A Global History by L. S. Stavrianos)。我不是學曆史的,當時找這部磚頭來啃,完全是為了幫助自己消化剛剛背得的幾萬單詞。在《全球通史》中,斯氏采用一種全景式的風格來描述人類文明史。一個曆史事件的評價,取決於它對文明起著推動作用還是阻礙作用。在他的筆下,成吉思汗是個正麵人物,因為他創立的蒙古大帝國第一次把東西方文明聯成一個板塊。靠著蒙古人的商路和驛站,物資和信息在各民族之間暢通無阻地進行著流轉,西方的最終崛起與之有著莫大關係。實際上,斯氏對於活躍在蒙古高原的遊牧民族有著特殊的偏愛。在他眼中,匈奴人、突厥人和蒙古人起著“清道夫”的作用,每隔幾個世紀就會橫掃一次亞歐大陸,摧毀一個個僵死停滯的王國,使各族文明得到充分的交流和融和。人類曆史的幾次大飛躍都與這些“野蠻民族”的遊走軌跡暗中契合。他們忽生忽滅、來去匆匆,好像完全是在執行“上帝之鞭”的擊殺使命。
然而,這類文明擴張史也是被征服民族的血淚史。成吉思汗在打下中亞王國花刺子模以後,他的12萬鐵騎每人手刃10名,滅絕了這個國家的120萬人。有人估計,成吉思汗及其子孫一共幹掉了世界上的2億人口,不少小民族完全從地球上被抹去了。那時的蒙古人南征北戰、長途奔襲,靠的是閃電戰取勝。他們不能攜帶大量俘虜,更不能四處駐紮大軍分散兵力,所以隻能一味殺、殺、殺。甚至忽必烈建立元帝國以後,還準備把漢人殺得和蒙古人一樣多,隻是由於宰相耶律楚材力諫,大屠殺計劃才最終擱淺。那時的漢人確實麵臨亡國滅種的危險,以至有學者說:漢人真應該為這個契丹人樹一座豐碑,他比辛德勒要偉大多了!
然而,我不能因此而反對斯氏的觀點,他的“全球史觀”揭示了人類文明的進化規律。無論這規律有多麽血腥,我隻能接受它。《全球通史》看得久了,我常常感到斯氏是站在上帝的立場俯瞰芸芸眾生,他的“全景視角”實際上是上帝的視角。小時候看螞蟻打架,成千上萬隻螞蟻激烈廝殺,屍橫遍野,但我隻是覺得好玩,並不覺得殘酷——對螞蟻來說,我就是上帝。
在史學研究中,觀察者與被觀察者之間不能摻雜情感因素,否則會影響結論的客觀公允。斯氏的方法論完全可以用於研究國別史,隻是研究者同樣需要保持超然和中立。任何一次偉大的革命,總是伴隨著千萬顆人頭落地。每顆人頭都裝著一個生命的故事,走進去你可能會被它所感動,為它而哭泣。然而,這隻是個人的曆史,卻不是民族的曆史。我們不能用個人的小曆史來否定民族的大曆史。
然而,又是“然而”,我不能指責老煙多愁善感。他用他的眼、他的心在描述一個曾經如此憐愛他的長輩。對於老煙,黃世仁隻是一個舞台形象、一個政治符號,而譚伯伯卻是一個活生生的人。老煙那幼小而真實的人生體驗,在全力反抗“地主”這個標簽所包含的淫邪和罪惡,加在他至愛的人身上。以培根為代表的實驗主義者,隻相信自己的感官或儀器所發現的東西,而拒絕一切先驗命題。老煙身上即帶有這種色彩(盡管他那時未必知道培根是何許人也),這使他在人生的任何階段,都不能完全拋棄自我的經驗判斷。
大道無情。斯氏的全球史觀有其冷血的一麵,唯其冷血,才能客觀地描述整個人類發展史,而不至囿於狹隘的民族感情。但是,老煙並不是曆史學家,我不能要求他冷血地描述自己的曆史。個人的曆史是人性的曆史,而人性從來是文明的一個組成部分,盡管它經常被大曆史的車輪輾得粉碎。
“天若有情天亦老”。天,沒有情。人,卻會老。
2008-08-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