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今天問我,當年跟隨母親下幹校有什麽收獲?那我一定會說,最大的收獲莫過於認識顧準。
記得剛下去的時候,我們每天中午、晚上都到棉花倉庫集中吃飯。在南北兩排大通鋪之間,人們用桌子兩兩並在一起擺成長長的一溜,每隔一段放一盞馬燈。經濟所全體職工加上家屬將近300人,大家分坐在桌子兩側,場麵蔚為壯觀。
一次媽媽指著坐在斜對麵的一個人低聲說:“他叫顧準,遭遇很不幸。曾先後兩次被劃成右派,文革後一直被隔離審查,臨下幹校時才得知夫人已自殺,孩子又都跟他斷絕了的關係。他的心情壞極了,我很擔心他也會自殺,咱們以後應當多幫助他才是。”借著昏暗的燈光,我偷偷看了那人一眼,隻見他瘦高個子,戴著一副眼鏡,在那裏默默地吃著。心想:這個伯伯好可憐啊……
對於右派,我並不感到陌生,家裏親戚當中就有好幾個,母親常帶我去探望他們。她告訴我,右派因言而獲罪,往往是一些性格耿直的好人。對於母親幫助落難學者,更不感到意外。她是個仗義豪俠、樂於助人的人。記得文革初期,一次母親聽說造反派第二天要去抄孫冶方伯伯的家,趕緊跑到他家去報信兒。結果孫伯伯趕在抄家前夕轉移了所有要緊的東西,躲過一劫。
自從母親跟我談到顧準伯伯,我開始注意他,發現他很少講話,總是拚命幹活兒。一次看見他一個人在那兒篩沙子,不停地揮動鐵鍁,幹了很久很久…… 幾年後,我們一起回憶幹校生活,他說當時精神已瀕臨崩潰,是想通過拚命幹活兒使自己麻木,忘掉痛苦。
剛去幹校時,整個氣氛左得出奇。食堂夥食很差,每天不是蘿卜熬白菜,就是白菜熬蘿卜,非但見不到肉,甚至見不到一點兒油星兒。據說是因為有人認為吃肉是資產階級。兩個月下來,人們漸漸撐不住了。董輔礽叔叔發牢騷說:“肉都讓資產階級吃了,無產階級吃什麽?!”幸好母親有先見之明,帶來不少奶粉、肉罐頭等食品。她想到顧伯伯身體不好,一定需要營養補充,應該給他送一些吃的。可伯伯當時是監管對象,處境極為惡劣,時不時會挨鬥,沒人敢跟他說話,更別提給他送東西了。於是母親讓我去送。那時我十幾歲,在大人眼裏還是孩子,不引人注目。我趁大人出工時悄悄溜進棉花倉庫,把奶粉等食品藏在顧伯伯的被子裏。這時一個“老左”突然回宿舍取工具,他看見我滿臉狐疑地問:“你在這兒做什麽?”我怕他發現藏在被子裏的東西,趕緊坐在顧伯伯的床上說在等一個小朋友,他這才走掉。
我怕伯伯不知情,打開被子時抖落那些食品被人發現,得想辦法告訴他。我看到他在一處幹活兒,就假裝漫不經心地走過去,跟他擦身而過時低聲說一句:“注意你的被子裏有東西。”他心領神會點點頭。做這件事時我緊張得要命,心都快跳出來了。完成任務後異常興奮,感覺像是地下黨在做接頭工作。
一來二去慢慢熟了,沒人的時候他也跟我聊聊天兒。當時社會上正盛行讀書無用論。我生性貪玩兒,覺得從此以後不用念書實在太好了。可顧伯伯卻對我說:“你千萬別相信這一套。一個民族不讀書是注定要滅亡的,可我深信中華民族不會滅亡。將來有朝一日國家需要有知識的人去建設。到那時誰有本事誰上,你若沒本事就太可悲了。”我這才意識到不學習問題很嚴重。可是怎麽學呢?他建議自學,說:“自學是一種非常好的方法。我過去沒上過多少學,絕大部分知識是靠自學獲得的。”於是我想辦法找來一些文革前的中學課本,開始補習。顧伯伯耐心地告訴我該學些什麽,怎樣學。在他的指點下,我邁進一個嶄新的世界。求知是多麽美妙啊!我感覺自己懂事了,一下子長大了許多。
不久之後,我們這些幹校子弟被安排到當地公社中學借讀。農村學校雖然條件很差,但受政治運動影響比城裏少,教的東西深多了。幹校子弟入學至少要“蹲”一級,否則跟不上進度,隻有我一個人例外。
一天上午,我在棉花倉庫裏給同學講數學。晚上顧伯伯對我說:“今天生病沒出工,你講的課我全聽見了,能把那些抽象的數學概念講清楚很不容易。我也是從十幾歲開始做小先生的,跟你現在的年齡差不多。人道是‘教學相長’,教書對自學很有幫助,能把學到的東西理得更清楚。”接著他又問我數學學到哪兒了,我說學到幾何了,可惜沒圓規,不好畫圖。他二話沒說,打開自己的箱子,從裏麵翻出一個扁平的黑色皮盒。我打開一看:啊,藏青色天鵝絨襯裏上,整齊地排列著各種不鏽鋼圓規和其他繪圖工具。我還從來沒見過這麽高級的製圖儀,不敢接。他好像看出我的心思,說:“你拿去用吧,用完後再還給我。”後來我才知道,顧伯伯的數學根底很深。下幹校時他的行李很簡單,卻隨身帶著這套繪圖工具,可見他對學問的執著。
幾個月後,我們住進自己蓋的席棚子。這種臨時性住房十分簡陋,八麵透風,冬天冷得要命,隻好生火取暖。“爐子”是用十幾塊磚搭成的,煤的質量又不好,火很容易滅。顧伯伯那時除了參加各種勞動外,還被指定照看爐子。我見沒人的時候,就坐在爐火邊跟他聊天兒。
伯伯不僅在學習方麵指點我,他那剛直不阿的品格對我來說也是做人的楷模。幹校期間他盡管是鬥爭對象,卻頗有幾分傲骨,從不卑躬屈膝。一次開完批鬥會,他對我說:“別看我前麵頭都快低到地上了,其實後麵尾巴都快翹到天上去了。”開別人的鬥爭會時,他總是拿個馬紮,遠遠地坐在最後。一次另一個右派雖然自己多年來也是批鬥對象,鬥爭別人時卻坐在第一排,非常起勁地高聲喊:“低頭!低頭!你要老實交代!”伯伯對此頗不以為然,事後說:“我看這樣做大可不必。”
幹校後期,為了回答“娜拉出走以後怎樣”的問題,顧準伯伯和吳敬璉叔叔私下裏讀一些自己帶的書。一次伯伯正在讀一本中英文對照的《聖經》,被剛好路過的軍宣隊吳參謀看見了。他大聲訓斥:“馬克思早就說過:‘宗教是麻醉人民的精神鴉片’,你怎麽能看這種書?!”伯伯隻好把書收起。當時隻準看六本書,都是一些對馬列經典著作的注釋。過了幾天,顧伯伯拿著一本《“左派”幼稚病》輔導材料去問吳參謀:“列寧說:‘修正主義者為了一碗紅豆湯,出賣了長子權。’這句話是什麽意思啊?”吳參謀傻了眼,回答不出來。伯伯當眾訓了他一頓:“這是《聖經》裏麵的話,你不讀《聖經》就根本讀不懂列寧!”軍代表後來知道這個人不好惹,隻要一看見他,就遠遠地繞著走。①
那本中英文對照的《聖經》(新約全書)是顧伯伯於61年在北京王府井東安市場舊書攤兒上淘到的,上麵有他的簽名。這是他寫《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等著作的重要參考書。他去世後,按照他的遺囑:“請六弟選擇一些紀念物品代我送給張純音同誌和她的女兒咪咪。”這本書作為遺物留給了我,一直珍藏至今。
就這樣,在那個特殊的社會大學堂,經過顧準伯伯的言傳身教,我從一個混沌未開的少年逐漸成熟起來,人生觀慢慢定型。可以說顧伯伯對我人生道路的選擇起了關鍵性的作用。
72年10月,學部全體人員從幹校返回北京。我家因下去之前把房子退了,被安排住在學部大院8號樓二層;顧伯伯有家不能回,也同住在這一層樓裏。這是一個筒子樓,過去是招待所。
這是我和母親跟顧伯伯接觸最多的一段時期。他每天白天去北京圖書館看書,寫讀書筆記,晚上經常跟我們聊天兒,談他的思想、他的寫作計劃、他對很多問題的看法。在我眼裏,他從來就不是什麽“右派”、“牛、鬼、蛇、神”,而是一位極有學問的師長。我常向他請教各種問題,大到國家大事,小到個人生活,每次都能得到清晰明確的答案,絕無模棱兩可。一次,他跟母親開玩笑說:“咪咪已經把我當成她的‘懺悔神父’了。”
今天如果讓我寫一個名單,列出對自己人生有重大影響的人,那麽排在首位的無疑是顧準。
①《顧準日記》,p.434
注:本文原創,謝絕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