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張純音與顧準伯伯的交往（修訂稿二）

  （續一）                                                                                                           
                                                                作者：徐方
       
                               亦師亦友

 

1972年10月，學部從幹校遷回北京。我家因下去之前退掉了房子，被安排住在學部大院八號樓二層。這是一座U字形兩層的筒子樓，過去是招待所。顧伯伯有家不能歸，也住在這一層樓上。本來跟他同住一室的還有經濟所李學曾。李在北京大概還有其他住處，多數時間都不在，故那個12平方米的房間實際上是顧伯伯一個人住。自1966年文革開始他被隔離審查，到從幹回到北京，伯伯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私人空間。他的住室在八號樓二層西側最南端，離我家非常近，出門沿過道往北走，經過幾個房門往東一拐就是我家。
 

位於八號樓南邊的七號樓，是一座一字型兩層的筒子樓，也用來安置從幹校回來的“無家可歸者”。錢鍾書先生與夫人楊絳就住在七號樓一層。他們家的後窗正對著我家的前窗，夏天的時候他們常打開後窗通風。我弟弟是智障者，不懂事，有時在家裏拉開喉嚨放聲高歌。每當這時，錢先生家的後窗很快就會關上，可他們從來不找我家提意見。一次我在大院裏碰到錢鍾書先生，他操著帶有無錫口音的普通話，半開玩笑地對我說：“令弟的歌喉不錯啊！”聽得我差點兒憋不住笑出來。
 

這時運動重點是清查“五一六”，人們忙著打派仗，顧不上這些“死老虎”。顧準伯伯便利用這難得的安寧，開始著手他那龐大的探索研究。

                       
                             1972年12月 顧準攝於北京中山公園
 

這段時間是母親與顧伯伯交往最多的階段，幾乎每天都與他長談。伯伯白天去北京圖書館收集資料、寫讀書筆記，晚上跟母親談他的思想、他的寫作計劃、以及他對各種問題的看法。他說很喜歡這樣的談天，等於梳理思想。母親常對他的一些精辟見解讚歎不已，稱他是天才的思想家，每天都能“分泌”出精彩的思想。對他學問的評價：一是博，二是深。有時母親不同意他的某些觀點，於是兩人爭執不休，麵紅耳赤。甚至為某個字的讀音也要辨清孰是孰非。不過，這些都隻是學術之爭，絲毫不會影響他們之間的友情。
 

顧伯伯在思想上頗受基督教某些教義的影響，認為這個世界最終還是要實現大同，“四海之內，皆為兄弟”。他所奉行的座右銘是：“寧可天下人負我，勿讓我負天下人”。正是本著這一原則，他對所有過去整過他、害過他的人，一律寬恕。母親對此頗不以為然，認為《聖經》中的那句話：“別人打了你的左臉，伸出右臉也讓他打”是奴隸主義哲學，不足取。她說：“我的觀點針鋒相對，即：以牙還牙，以眼還眼。”顧伯伯則爭辯道：“人類社會正是因為有強烈的報複之心，你打我一拳，我踢你一腳，才總是爭鬥不已。如果大家都懷有寬容仁愛之心，這個世界會好得多。”對於他們的討論，我感到非常有意思。顧伯伯隨即從書架上抽出一本中英文對照的《新約全書》（聖經），建議我讀一讀。這本書是他於1961年在北京王府井東安市場舊書攤上掏到的，上麵有他的簽名。是他寫《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等著作的重要參考書。他去世後，遵照他的遺囑，作為紀念品留給了我，一直珍藏至今。

             
                       顧準遺藏：中英文對照的《新約全書》扉頁、襯紙

      一次，顧伯伯在談話中用了“飲鴆止渴”這個成語。他把“鴆”字讀成了chén,母親說：“你這個字讀錯了，應該讀zhèn，結果兩人爭執起來，互不相讓。這時顧伯伯從書架上抽出剛剛在內部發行的《現代漢語詞典》，查出“鴆”字果然讀zhèn。他不好意思地笑了，說：“得，我認輸了。過去上學太少，到底不如你的文化底子好。”
 

那段時間，顧伯伯完全沉浸在學問當中，已經達到忘我的地步。他每天大量閱讀，寫讀書筆記。每周讀的書能開出一個長長的單子。不過，對於天才與勤奮的關係，他跟母親的觀點倒驚人地一致。談到愛迪生，他說：“盡管愛迪生把成功歸結為99%的汗水加1%的靈感，可是若沒有那1%，他也就什麽都不是了。”有人說顧準恃才傲物，這倒不冤枉他。一次談到“虛心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後”這句語錄時，他半開玩笑地說：“我的看法反其道而行之：‘驕傲使人進步，虛心使人落後。’”
 

顧伯伯很注意跟上時代，站在學術最前沿。之所以能做到這一點，須提及當時經濟所圖書館長宗井滔先生。宗先生過去在中央研究院（經濟所前身）就搞圖書管理，懂好幾國外文。他是個有心人，文革期間，其他單位圖書館大多陷於癱瘓，他卻敢於動用外匯，一直堅持購進國外最新圖書、期刊，當中隻斷過一、兩年。據我所知，顧伯伯最後兩年讀的書當中，曆史學文獻大部分來自北圖；而經濟學文獻則大部分來自經濟所圖書館。宗先生不斷地進書，顧伯伯不斷地讀書，這種情景在文革期間極為罕見。可以這樣說，顧伯伯當年能夠及時了解並吸收六、七十年代西方經濟學，宗井滔功不可沒。
 

顧準伯伯討論問題的主要對象是巫寶三。巫先生是哈佛經濟學博士，師從著名教授柏拉克、熊彼德等。他知識淵博、學貫中西。1957年在反右運動中挨整，差點兒劃成右派，他的代理所長職務也丟了。顧準對巫先生評價非常高，認為他很了解西方經濟學流派，有真學問。當時經濟所的人大多認為巫先生從不談經濟思想，可顧伯伯卻跟吳敬璉叔叔說：“巫先生實際上一直跟蹤著世界經濟學的演變，對現代經濟學的源流十分清楚。隻是由於政治原因變得很謹慎，絕口不談西方經濟學，而隻談中國古代經濟思想史，如管子什麽的。”
 

巫先生經常向顧伯伯推薦一些新的經濟學著作和文章。在當時，凱恩斯主義受到二戰以來最嚴厲的挑戰，主流經濟學遇到了第二次危機。以哈耶克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正嶄露頭角，顧伯伯過去並不知道羅濱遜夫人（Joan Robinson）在經濟學流派中的地位，跟巫寶三討論了之後，了解到她那篇《經濟學的第二次革命》意義之所在，並隨後翻譯了羅濱遜夫人的《經濟論文集》。羅賓遜夫人是左翼凱恩斯主義學者，時稱“新劍橋學派”，她的學說與哈耶克的新自由主義、薩繆爾森為代表的美國凱恩斯主義為當時鼎足而立的一大學派，對於那個時候的中國學者來說，她的思想似乎更容易接受。⑨

                 
                       顧準遺藏：羅賓遜夫人著《非完美競爭經濟學》         
                      （The Economics Of Imperfect Competition）
 

顧準伯伯學術水平高，英文又好，所裏一些勤奮好學的中年人在這期間常向他請教。他跟我們開玩笑說：“最近收了幾個學生”。“牛鬼蛇神”收學生，在文革期間可是個稀罕事。就我所知，他的得意門生是吳敬璉，其他人還有趙人偉、周叔蓮、張曙光、林青鬆等，當然也包括我母親。他跟這些人討論問題，指導他們讀書、翻譯西方經濟學論文，對提高他們的學術水平起了重要的作用。
 

當時經濟所的這些研究人員由於與世界隔絕了幾十年，對西方經濟學幾乎完全不了解。1972年從幹校回到北京後，在顧準伯伯的帶領下，所裏幾位中年研究人員開始如饑似渴地研究和吸收西方經濟學的最新理念。
 

一次，顧伯伯從宗井滔先生那裏拿來一本美國經濟學會的高級學術刊物：《美國經濟評論》（American Economic Review），從中選出幾篇最新的探索性經濟學論文分給吳敬璉叔叔、趙人偉叔叔和我母親，讓他們拿去翻譯，翻好之後由他來批改。
 

母親中學時代上的是上海中西女中和工部局女中。這是兩所教會學校，英語教學質量非常高，到了高中就開始讀《傲慢與偏見》等原版小說。可解放後國家一邊倒向蘇聯，同時政治運動不斷，她二十多年不用英語，有點兒生疏了。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訪華，之後中美雙方發表了聯合公告，宣布美國總統尼克鬆將於1972年5月前訪華。這是個爆炸性新聞。當時還在幹校的母親，馬上意識到中美對峙了二十多年，關係終於出現了轉機。為了跟上時代變化，她決定重拾英語，找了些書開始複習。可這事很快就引起了上方的注意，連長靳某某在全所大會上不點名批判：“尼克鬆要訪華，有人就聞風而動學起英語來，她到底想做什麽？！”
 

母親有一次跟趙人偉叔叔談到顧準伯伯給她布置的翻譯作業。她說：“我的英文水平過去是可以直接看懂好萊塢原版電影的，可老顧給我的論文卻怎麽也讀不懂。即便把每個字都查了詞典，仍不懂。可見不是英語水平問題，而是經濟學水平問題，我們對西方當代經濟學實在太隔膜了。”趙叔叔說：“我也有同感。老顧從《美國經濟評論》中選了鮑爾丁的《作為道德科學的經濟學》一文，對我說：‘這篇文章寫得太好了，你要學英文和經濟學，可以試著把它翻譯過來。’可我啃了一兩個禮拜都啃不下來。勉強譯了幾段拿給他看，他看了之後說：‘程度還是不夠’。”
 

聽趙人偉叔叔講，有一天他把翻譯好的論文交給顧伯伯。本來那天顧伯伯是要去北京圖書館查資料的，可為了幫趙叔叔改翻譯稿，他放棄了去北圖，邊批改邊講解，整整花了七個小時，用紅筆在稿紙的四周改得密密麻麻的。不但修改譯文的措辭，還詳細解釋為什麽用這個詞而不用那個詞，其內涵是什麽，講得非常透徹。如：“mechanism”這個詞要翻譯成“機製”而不是“機構”，因為它指的是機體的運作方式。

 

顧伯伯那段時間身體已經很不好了，可隻要所裏這些中青年研究人員前來求教，他總是熱心相助。
 

八號樓二層東側有一個電視房，裏麵擺放著一台14寸黑白電視機。每天晚上7點，有人負責打開機櫃給大家放電視。這時全樓幾乎所有的男女老少都聚集到那裏，享受這一點點有限的娛樂，整個樓一下子變得異常寂靜。母親和顧準伯伯從來不去看電視，他們正好利用在這難得的寧靜來探討各種問題。
 

一次他們談到孫冶方，母親不無憂慮地說：“冶方已被關了這麽多年，真擔心他在精神上垮了。聽說有的人被長期單獨監禁，最後變瘋了。”顧伯伯說：“不會的，我了解他，他是個有思想的人，有思想的人是不會發瘋的。”他還說：“冶方若放出來，他第一個要見的一定是我。”
 

據母親講，文革初期，孫、顧二人都被打成“黑幫”。紅衛兵“勒令”他們打掃樓道和廁所，他們每天故意去得特別早，趁樓裏還沒有人來，邊幹活邊交換思想，討論對“文革”的看法。1968年4月，孫冶方以“特務”、“裏通外國”的罪名被關進秦城監獄,長達七年之久。孫伯伯被關押之後，顧伯伯很想念他，經常談起他。遺憾的是，顧伯伯沒有等到孫伯伯出來就故去了，這當中僅僅差了幾個月，不能不說是個極大的遺憾。
          
                           
                               著名經濟學家孫冶方1976年攝於石林
 

顧準與孫冶方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他們之間的友誼，可以追溯到抗戰期間。1939年，顧準從江蘇省職委調至文委，與孫冶方曾經在一起工作。五十年代中期，顧準到經濟所搞研究工作，再一次與孫冶方共事。他們在探討理論問題時，顧準認為：價值規律在社會主義經濟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在五十年代能提出這樣的看法是非常難得的。正是受這一觀點的啟發，孫冶方撰寫了《把計劃和統計放在價值規律的基礎上》一文，發表在《經濟研究》1956年第6期上。文中深刻闡述了價值規律對社會主義經濟的重要意義，並對按照主觀意誌“不計盈虧”大辦工業等做法，提出了尖銳批評。1963年，他在一次關於經濟理論問題的辯論會(實為批判會)上,以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氣慨衝口而出: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千規律,萬規律,價值規律第一條”。
 

孫冶方1975年出獄後，對價值規律進一步作了全麵研究，確立了他在中國經濟學界領袖的地位。然而他在臨終前卻多次對吳敬璉等學生明確指出：“我於50年代提出價值規律，是受了顧準的啟發。今後再整理出版文集時，一定要在後記中注明這一點。①　孫冶方講這話時顧準已去世多年，如果他自己不說出來別人並不知道這些事，這充分體現了孫冶方先生的學術道德之高尚。
 

顧準伯伯為了節省時間，從不自己做飯，而是去食堂打飯來吃。每到吃飯時間，總會看到他拿個很大的白色搪瓷缸子，徑直朝食堂走去。學部食堂的大鍋飯營養倒是夠了，可味道實在不敢恭維。母親有時燒了比較可口的的菜，如紅燒排骨什麽的，就會分出一些讓我給顧伯伯端過去。即便如此，她還是對顧伯伯的健康憂心忡忡。一次，她跟老友駱耕漠說：“老顧身體這麽虛弱，卻整天埋頭讀書，缺少活動，咱們得想點兒辦法才好。”從那以後，駱老、江明，還有我母親，時不時會拉顧伯伯去附近的小飯館兒吃飯，並借機陪他逛逛街，每次他都感到非常高興。（未完待續）

①《關於顧準的一件重要史實》，作者：張勁夫

         ——本文發表在《老照片》第95輯，歡迎轉載，請注明出處——

[完了沒]

謝謝分享。中共領導著中國走向摸著石頭過河的混沌道路，就是這麽一點一點背離科學發展模式的。

[zhige]

老一代人的治學精神，和毫無功利的人與人的關係，恐怕不會再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