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裏芳草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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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類大院兒的故事
徐方
1949年，北平被新政權定為首都。大批幹部、軍人、文教人員從全國各地匯集而來，以勝利者的姿態接收了這座城市。一些大部委在狹小的內城選中了心儀的辦公場所；更多的部隊和機關單位，則把目光投向老城牆以西，建起成片的辦公樓和宿舍區，並在四周修起圍牆，一個個大院兒就這樣誕生了。
這些大院兒內衣食住行各種設施一應俱全，其中居民又都有相近的社會背景，嚴然形成了一個個半封閉又自視優越的小社區， 由此催生出一些不同的大院兒文化。
本文所講述的大院兒比較另類，是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大院兒，簡稱“學部大院兒”，坐落在建國門外5號。
學部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前身。所謂“學部”，是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的簡稱，隸屬中科院。“文革”前，學部有經濟所、文學所、外國文學所、哲學史、曆史所、法學所、民族所、宗教所、語言所等14個研究單位，2000人左右。別看人數不多，卻匯集了當時人文領域一批頂尖學者，堪稱20世紀中國文科最高學術機構。
1972年6月，學部從辦在河南的幹校遷回北京。很多人由於在下放前把家裏的公房退了，回來沒地方住，於是院部就安排他們和家屬住在學部大院7號樓和8號樓。我家也是其中之一，住在8號樓二層。
這是兩棟兩層的筒子樓，8號樓過去是招待所；7號樓則是辦公樓。盡管這兩座樓質量尚好，然而用做住宅，條件卻不盡人意。當時分給每家的隻有一個12平方米的單人房間，沒有廚房，廁所和水房也都是十幾戶合用的。大院兒裏有個食堂，設在曆史所小禮堂。可天天吃食堂不是辦法，住戶大多自己開火做飯。人們在樓道裏支起煤氣灶，堆放廚具、餐具、蔬菜、垃圾，雜亂肮髒且擁擠不堪。到了夏天，水房又變成了洗澡間。8號樓住戶商量決定在水房門口掛塊牌子，女同誌每周一、三、五；男同誌二、四、六。
落魄文人
別看學部大院兒居住條件差，蝸居裏卻臥虎藏龍。其中有後來家喻戶曉的錢鍾書、楊絳夫婦；被譽為20世紀中國最偉大的思想家顧準；著名思想家、文學家劉再複；著名哲學家、翻譯家賀麟；基督教研究專家趙複三；文革史學家嚴家其；以及改革開放後活躍在各個人文領域第一線的眾多學者。
住戶的人員構成，決定了這個大院兒與眾不同。人們普遍崇尚知識；而不是參加革命早或職位高。那個時候錢鍾書先生的小說《圍城》尚未拍成電視劇，社會上很少有人聽說過他。可在學部大院兒，研究人員都知道他和夫人楊絳學問大，對他們敬佩有加。
錢鍾書與楊絳在學部大院
當時還在“文革”期間，知識分子是改造對象，被蔑稱為“臭老九”，排在“地、富、反、壞、右、叛徒、特務、走資派" 之後第九位，地位極低。甭管是龍是虎，也得夾著尾巴做人。
1972年秋，清查“五一六”運動已經到了尾聲，大院兒中一些有識之士開始恢複讀書、做學問。母親的老朋友顧準伯伯每天都去北京圖書館看書、寫讀書筆記。他有一個龐大的研究計劃—撰寫《東西方哲學思想史》。目的是通過厘清世界曆史脈絡，從而揭示人類未來的發展方向；他還指導包括母親在內的幾位中年研究人員閱讀並翻譯國外最新經濟學論文。
錢鍾書先生則撰寫他那筆記體的鴻篇巨著《管錐編》；還與幾位學人一道將毛主席詩詞譯成英語。這項工作始於六十年代初， “文革”爆發後中斷，直到學部從幹校遷回北京才得以繼續。那時各個研究所雖然不坐班，但要求工作人員每周二、五到所裏參加政治學習、開會、搞運動。錢先生則是例外，因為他說翻譯隻能在家做。所領導和工宣隊都知道這項工作通天，誰也不敢惹他，隻好讓翻譯小組成員倒過來每隔幾天到錢先生家“上班”。
楊絳先生又從頭翻譯塞萬提斯的小說《堂吉訶德》。為何要重新翻譯？說來話長。這部名著雖然在此之前已經出版過多個翻譯本，但都是從英譯本轉譯的。作者塞萬提斯是西班牙人，原著是用西班牙語寫的。曆次版本經過兩道翻譯，譯文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失真。為了使國人能讀到原汁原味的名著，她決心將這部書從西班牙文直接譯成中文。翻譯工作從1961年開始。然而1966年“文革”爆發後，她家被抄，已經譯好的那部分稿件在混亂中丟失，極為可惜。
關於錢鍾書夫婦為何要住在學部大院兒，坊間有這樣一則傳聞: 他們夫婦於69、70年先後下幹校，將房子交給保姆照看。可沒想到的是，等他們回到北京，發現保姆在那套房子裏結了婚。害得老兩口沒地方住，隻好搬到學部大院兒。
當時我就覺得這個說法太離奇，天下哪有這麽霸道的保姆？！直到多年後讀了楊絳先生的一篇回憶文《從“摻沙子”到“流亡”》，才知道“鳩占鵲巢”的不是保姆，而另有其人。
錢鍾書先生與夫人楊絳住在七號樓一層。他們家的後窗正對著我家的前窗，夏天的時候他們常打開後窗通風。我弟弟是智障者，不懂事，有時在家裏拉開喉嚨放聲高歌。每當這時，錢先生家的後窗很快就會關上，可他們從來不找我家提意見。一次我在大院兒裏碰到錢鍾書先生，他操著帶有濃重無錫口音的普通話，半開玩笑地對我說：“令弟的歌喉不錯啊！”聽得我差點兒憋不住笑出來。
那時每到傍晚，我和母親都在院子裏散步。一次，遇到同在散步的錢鍾書夫婦。錢先生身著灰色中式外套，戴副黑邊眼鏡，和氣、幽默。母親問錢先生主席詩詞翻譯工作進展如何？他歎了口氣說：“唉，別提了。有人水平太低，竟然把《念奴嬌?鳥兒問答》中 ‘不須放屁’ 譯成‘Stop your windy nonsense ’ （停止你帶風的胡說八道）。這種中國式英語，外國人能懂才叫怪事。我真想對他的翻譯大喝一聲：‘Stop your windy nonsense!’ ” 寫到這兒，筆者不禁啞然失笑，好奇這句話後來究竟是怎麽譯的？上網一查才發現，1976年出版的《毛主席詩詞》英譯本中，這句話竟然一字未改，依舊是錢先生當年痛斥的蹩腳譯文！ 難道他有什麽難言之隱? 為何明明知道譯得不對，卻不指出？
那幾年我在自學英語。作為練習，嚐試翻譯艾爾伯特?巴哈曼著《小提琴百科全書》（An Encyclopedia of Violin, by Alberto Bachmann）。該書在“小提琴起源”一節中，講到小提琴的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10世紀。在阿拉伯出現一種叫雷貝克（rebec）的弓弦樂器，那就是小提琴的前身。作者為了證明自己的觀點，引用了一首希臘文小詩。雖然隻有短短四句，可我卻完全看不懂。拿給母親看，她也不懂，讓我去請教錢鍾書伯伯。我那時對錢伯伯非常敬畏，根本不敢敲他家的門。母親卻說:“不要怕。孟子雲：‘人皆可以為堯舜’。意思是說：人人都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成為堯、舜那樣的賢人。不要把堯、舜當成神，他們是跟你一樣的人。錢伯伯的學問確實很大，但在人格上跟你是平等的，相信他不會拒絕你的求教”。
於是我鼓足勇氣去找錢伯伯。他果然很熱情，問明來意，當即拿出紙和筆，邊讀那首詩邊寫，不一會兒就譯成了四句合轍押韻的中文詩。伯伯說：“既然原文是一首四句小詩，譯成中文也必須是一首四句詩，而且要符合中文詩的韻律。文體一致是翻譯的原則。
要知道原詩可是用古希臘語寫得呀。古典希臘語與現代希臘語有很大不同。許多古詞都消失了，語法也比現代希臘語複雜得多。這首詩即便讓當代希臘人看也未必能懂，更何況一個外國人！可錢先生不借助詞典就能這麽快譯出，令我佩服得五體投地！
患難見真情
與錢鍾書家隔兩個門，住的是文學所謝蔚英女士和她的兩個女兒。傍晚時分，謝阿姨常帶女兒一起在院子裏散步。兩個女孩兒都長得非常漂亮。特別是姐姐吳同，高高的個子、白皙的皮膚、配上她那超凡脫俗的氣質，美到令人驚豔！
吳同長我一歲，53年生人。我當時對她羨慕得要死。一是人長得漂亮；二是她每天都去錢家，據說是給楊絳當助手。母親私底下對我說：“謝阿姨真聰明，讓吳同給楊先生當助手，這是多好的學習機會呀!楊先生肯定是看中了吳同英文好，否則不會找她。你一定要好好向她學習”。母親還說：“這姐妹倆的名字起得好。‘吳’這個姓不容易起名。比如有人叫吳德，諧音就成了德行不好。而她倆一個叫吳同；一個叫吳雙，都是舉世無雙的意思，實在太妙了。這一定是她們的父親吳興華給起的名，大才子嘛！”
說起吳興華，現在幾乎無人知曉。英年早逝的他是一位才華橫溢的詩人、學者、翻譯家。他少年早慧，不到16歲就考入燕京大學西語係，同年發表長詩《森林的沉默》，轟動詩壇。他學貫中西，通曉英、法、德、意等多種語言，還精通拉丁文、希臘文。是將喬伊斯的《尤利西斯》介紹進中國的第一人。他翻譯的但丁《神曲》和莎士比亞戲劇《亨利四世》，被翻譯界推崇為“神品”。大學問家王世襄說：“如果吳興華活著，他會是一個錢鍾書式的人物”。
吳興華才華橫溢，命運卻令人扼腕。1957年，在北大任教的他，隻因提出“蘇聯專家的英語教學法不一定適合中國”，就被打成“北大西語係第一右派”。兩年後遭降職、降薪，踢出講堂。
1966年“文革”爆發，他更是在劫難逃。連日被抄家、批鬥，大字報裏三層、外三層，一直貼到家門口。8月2日，吳興華在校園裏被紅衛兵毆打，按著頭強迫他喝下附近一家化工廠排出的有毒汙水，還有人把他的頭按在刷大字報用的漿糊桶裏。他很快昏了過去。可在場的“紅衛兵小將”卻說他裝死，不準送醫。直到晚上，看他還起不來，才把他送到北大校醫院。待家人聞訊趕來，隻見躺在過道裏的吳興華臉色發紫，知覺全無。妻子喊丈夫、女兒叫爸爸。可這位年僅45歲、才華蓋世的學者，卻再也沒有睜開眼……
吳興華與家人最後一次合影（1965）
去年一次偶然的機會，我見到了分別四十多年的吳同姐。回顧往事，才得知很多當初不了解的情況。
吳同的父親吳興華與錢鍾書先生的友情源遠流長。早在1940年代，錢先生所著《談藝錄》問世，在學術界引起不小的震動。然而，這是一部陽春白雪之作，曲高和寡。當時燕京大學青年教授吳興華讀了這本書後，給錢先生寫信提了一些意見。錢先生看了非常認可，完全采納了他的意見，對書中相關內容做了修改。錢先生對這位小他12歲，卻學富五車的後生非常欣賞，從此開啟長達20年的忘年交。而吳興華也因此獲得了“小錢鍾書”的雅號。
1952年，大學院係調整，燕京大學並入北大。剛剛三十出頭的吳興華便被任命為北大西語係英語教研室主任。他家與錢鍾書家都住在北大中關園，是近鄰。那時錢先生常來吳家做客。每次到訪都會跟吳興華在書房裏天南海北、古今中外地暢談。據吳同回憶說：“那個時候還沒有計算機和搜索引擎，去圖書館查資料很不方便。錢伯伯有時想起一個翻譯上的問題，就來找我爸爸詢問出處。而爸爸總能給他一個滿意的回答。記得有一次錢伯伯來我家，臨走時爸爸把他送到門外。當時我正在門口玩兒，就聽錢伯伯對父親說：‘興華，你可真了不起，不到20歲就超過我了’。很多年後我才意識到，恃才傲物、眼高於頂的錢鍾書這句話的分量”。
錢鍾書先生於1988年去世。後人對他的評價褒貶不一。當然，讚揚者居多；但也有個別人說他恃才傲物、講話刻薄。甚至有人對他的學術成就提出質疑。
對於錢鍾書先生的為人，從小就跟他認識並有很多交往的吳同是這樣描述的：
“錢伯伯是那種鋒芒畢露的人。喜形於色、愛憎分明。他眼裏不揉沙子，對看不慣的人和事會直接說出。因此得罪了一些人，其中不乏聲名顯赫的學者。
“從幹校返回北京後，錢伯伯閉門謝客，整天埋頭學問。鄰居們曾多次見到有小轎車來接錢伯伯赴會或赴宴，都被他婉拒。某些位高權重的貴客到訪，也難免吃閉門羹。一天，有關部門派人來通知錢伯伯去參加國宴，可他不想去，於是就直接說：“我很忙，我不去！”來人說：“是江青同誌點名要你去的！”錢伯伯還是堅持說：“我不去，我很忙！”這充分顯示伯伯生性高潔、厭惡官場應酬的錚錚傲骨。可我每次從外地回京探親登門拜訪，他們夫婦卻像見到久別重逢的女兒似的那麽高興! 立刻放下手上的書卷，噓寒問暖……
“錢伯伯經常跟我談起父親，為其生不逢時、英年早逝而扼腕歎息。他說父親是他的‘鍾子期’，哀歎‘鍾期既逝，奏流水以為何人？’言語間流露出這位學識淵博的長者對昔日友人的一片深情”。
“‘文革’初期，父親吳興華含冤離世。母親在學部文學所工作，跟錢伯伯是同事。當時她也在挨整，工資被扣，每月隻能領到32元生活費。孤兒寡母，生活陷入困境。而此時錢伯伯已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造反派勒令他在學部大院兒勞動，和幾個‘牛鬼蛇神’一道拔草。就是在這種情況下，伯伯幾次趁看管人員不備，悄悄對母親說：‘蔚英，生活上有困難盡管告訴我，千萬別客氣’。寥寥數語使母親感動得淚流滿麵。對於遭受喪夫之痛的她來說，這是多麽大的安慰呀！
“1972年夏，學部從幹校遷回北京，錢鍾書夫婦與我家又同住在學部大院兒7號樓一層。這是我們第二次做鄰居了。此時父親吳興華已去世6年。錢伯伯是個特別念舊的人，對我們家的處境極為同情。幾次想接濟我們，都被母親婉拒了。她是個要強的人，每次都說不需要。還是楊絳先生有辦法，提議讓我給她做助手，這樣就可以名正言順地給錢了。那時我每天幫楊先生謄寫《堂吉訶德》翻譯稿。她給我的報酬遠遠超過實際勞動所得，時不時給個20、30、甚至40塊錢。要知道這在當時是很大一筆錢。對於生活極其窘迫的我家來說，幫助實在太大了！”
聽到這兒我非常受感動。作為過來人，深知在那個年代，很少有人敢跟挨整的人來往，生怕受到牽連。
接下來吳同回顧了自己的青年少時代，以及我們分別前後的生活。1969年，她去了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在那兒接受“再教育”，一呆就是9年。她在冰天雪地的北大荒長年
幹重體力勞動，臉上、手上長滿了凍瘡。由於出身不好，經常受人欺負，遭受的磨難幾天幾夜也說不完。直到大多數人都返城了她才回到北京，在一家做橡膠手套的街道小廠上 班。那個廠用的化工原料對身體有害，可為了生計，每天都得忍者刺鼻的味道幹活兒。
談到父親，吳同說這是她一生揮之不去的痛。為了給父親爭氣，她拚命讀書。恢複高考後，她一舉考上北京外國語學院。1985年獲全額獎學金，赴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讀研。現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任教。
吳同在黑龍江兵團
左：吳同 中：謝蔚英（吳興華夫人）右：徐方（作者）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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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再次光臨寒舍。看得出您是過來人，深知那個年代有多黑暗、多荒唐。讓我們攜起手來，為曆史存證！
“臭老九”的說法，當年幾乎盡人皆知，不是我編造出來的。知識分子在“文革”中地位如何，經過那個年代的人也都心裏有數。至於工資待遇，隻有解放前大學畢業的老知識分子和知識分子老幹部，工資才比較高。比如錢鍾書夫婦、俞平伯、顧準等，這些人畢竟有限。解放後畢業的老大學生，工資一律56元，多年未變，他們生活並不寬裕。故楊絳可憐她的女兒、女婿，說：“我們幾百幾百地掙；他們幾十幾十地掙”。
“文革”中挨整的知識分子，工資很可能被凍結。如：顧準的工資就被凍結，每月隻發給20元生活費。那時他生活非常困難，我母親還曾借給他80元錢。吳同的母親謝蔚英從文革初就挨整，工資被凍結，每月隻發給32元生活費。吳興華被迫害致死後，孤兒寡母生活立刻陷入困境。錢鍾書夫婦很同情她們三人，想方設法資助她們。這是一個非常感人的故事，沒有經過那個年代的人大概難以理解。
經過那個年代的人都知道，生產建設兵團每年都有探親假，不可能讓一個“兵團戰士”連續呆9年不許回家。我於1972年考入甘肅省歌舞團樂隊。1974年，因患肝炎回北京養病。就是在那段時間裏，我看到回北京探親的吳同在給楊絳先生當助手。
那我就是真的不知道了。真的就是那麽排列的？排在地，富，反，壞，右，叛徒，特務，走資派之後，工資大概也被扣發了還是肯定被扣發了？這麽排位，工資會不會一定是肯定被扣發了吧？知識分子們隻能餓肚子了或者可能是靠積蓄過日子了。奇怪作者怎麽沒有說被扣發工資了。
但是， 大家心中有數， 這種日子不會是長久， 畢竟老人家不會真的萬壽無疆， 所以才有把臭老九說成是“臭豆腐， 聞著臭吃著香”， 老人家也知道， 所以沒讓錢老學森去掃廁所
不知道那個年代過來的作者是真的不知道還是出於什麽目的有意為之。
那時候雖然說知識分子是臭老九，但是知識分子工資還是比工農高，而且高很多。除了幹部，大家還都是很羨慕知識分子的，要不然也不會有那麽多人搶著想上工農兵大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