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裏芳草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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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1949年，共產黨奪取政權，成立了新中國。當時國家百廢待興，急需各方麵人才。這時，在海外求學或已經畢業的一大批中國留學生，懷著拳拳報國之心，滿腔熱情奔向祖國。然而，他們當中一部分人，特別是學文科的，歸國後卻被整得灰頭土臉，遭遇令人扼腕。筆者在幹校期間，就曾直接接觸過這樣幾位：
汪友泉
汪友泉
汪友泉阿姨是我們住在公社糧管所時的室友。下幹校時她已經五十出頭，每天幹完繁重的體力勞動，兩隻手都腫了，倒在床上唉聲歎氣。她是個直性子，敢講敢說，晚上躺在床上經常跟我聊天兒。
汪阿姨在美國留學時學的是經濟學，回國後到經濟所經濟思想史組工作。她的文筆很好，卻很難寫出合乎當時要求的學術論文，隻在1962年8月寫過一篇《新自由主義的反動本質》，批判資產階級經濟思想，發表在《人民日報上》。①
汪阿姨的丈夫楊雪章是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畢業後在斯坦福大學任教，按說事業有成。可楊先生有化解不開的鄉愁，他說：“就衝在美國吃不到豆腐，無論如何也得回國！”五十年代初，他們舉家遷回。這下倒是能吃上豆腐了，可楊先生的事業也就此終結。他隻在1962年出版了一本薄薄的小冊子《凱恩斯主義》，裏麵充滿了對“美帝國主義”的批判之詞，談不上什麽學術價值。
幹校搞基建要脫坯，有一道工序叫“踩泥”，得光著腳在泥裏麵踩來踩去，起攪拌作用。軍代表讓汪友泉阿姨幹。他從來沒幹過這種活兒，不知該怎麽踩，可能也有點兒不情願。結果被軍代表狠狠訓了一頓，罵她是資產階級，訓得她直哭。
幹校搞基建要脫坯，有一道工序叫“踩泥”，得光著腳在泥裏麵踩來踩去，起攪拌作用。軍代表讓汪友泉阿姨幹。他從來沒幹過這種活兒，不知該怎麽踩，可能也有點兒不情願。結果被軍代表狠狠訓了一頓，罵她是資產階級，訓得她直哭。
幹校沒有自來水，我們得到水塘邊去洗衣服。母親身體不好，我不忍心讓她幹，於是一個人要洗兩個人的衣服。當時正值十冬臘月，塘水冰冷刺骨，洗衣服絕對是個苦活兒。汪阿姨歎了口氣說：“想當初在美國，衣服都是用洗衣機洗的……”我聽了瞪大雙眼：“什麽？衣服還可以用機器洗？！”這是我生平第一次聽說洗衣機，別提多好奇了！趕忙問：“那機器長得什麽樣兒？”她反過來問：“你想象中會是什麽樣兒？”我說：“應該是一個大桶，裏麵裝滿水，有幾根木棒來回攪拌。”她聽了哈哈大笑說：“大桶裏裝水是對的，但沒有木棒。”沒想到我們之間的閑聊居然讓人匯報給軍宣隊了，李指導員在大會上不點名批判：“有人到了幹校還宣揚資產階級生活方式，說什麽可以用機器洗衣裳。”汪阿姨聽了氣得要死，私下裏跟我說：“這輩子做的最後悔的事就是回國。”
楊雪章先生64年患腎病去世，躲過一劫。文革初他們家被抄，後來經濟所落實政策，要歸還抄家的東西。汪阿姨說別的都不要了，隻要三個兒子的美國出生證。
從幹校回北京後，我和母親還去過汪阿姨家做客。她的大兒子楊安中回國時9歲，一句中國話都不會說，整天躲在家裏不敢出門，一出來就被外邊的孩子們打，還罵他是“美國佬”。可當我們見到安中時，他早把英文忘光了。他們兄弟三人因文革耽誤了學業，沒有一個上大學的，很是可惜。
改革開放後，汪友泉阿姨和三個兒子一起去了美國。聽說她現在加拿大，已經95歲了。
關淑莊
土坯房蓋好後，我們跟關淑莊阿姨同住一室。關阿姨個子很高，有一米七幾，戴副金絲眼鏡，滿頭銀發，腰板兒倍兒直，一副學者派頭兒。她講話總是麵帶微笑，慢條斯理的。
關阿姨是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畢業後在紐約聯合國秘書處工作。由於當時台灣在聯合國占據中國席位，因此那些年她實際上是在為台灣政府工作，這使得她回到大陸後格外抬不起頭來，文革初更被懷疑是美蔣特務。
關阿姨原來學的是計量經濟學，回國後根本吃不開。她曾對趙人偉叔叔說：“你們所受的經濟學教育跟我所受的完全不同。你們的教育背景是兩因素（指商品兩因素），我們是兩條線（指供給曲線和需求曲線），你們那種論文我寫不來。”② 寫不來隻好不寫，結果業務就逐漸荒廢了。
關阿姨回國前其實一直有顧慮，可是先於他回國的夫君丁聲樹先生一再寫信催促。直到56年的一封信，才促使她最終下了決心。信中說：“我所以勸你和孩子早日歸來，是因為新中國需要你，你也需要在新中國的新鮮空氣中陶冶一番。孩子更不用說了，她本是新中國的女兒，不該在資本主義社會裏住。我們做為中國人，應該為祖國服務，這是多麽光榮多麽美麗的事啊!”③
說到丁聲樹先生，那可是非同凡響。他是學部語言所一級研究員，在語言學幾乎所有的領域都有很深的造詣，並且做出了重大貢獻，這在中國語言學界是不多見的。從1961年開始，在周總理的親自過問下，丁聲樹先生繼呂叔湘先生之後，主持編纂《現代漢語詞典》。這是中國首部權威的現代漢語規範型詞典，凝聚了丁先生後半生的心血。66年文革開始後，丁先生被打成“資產階級反對學術權威”，慘遭批鬥、遊街，研究工戛然而止。④
70年3月，丁聲樹也來到幹校。語言所還算照顧他，隻讓他幹燒茶爐、喂雞等比較輕的活兒。雖說是兩口子，可他們卻隻能各自住在本所的集體宿舍裏。幹校學員每隔十天休息一次，叫大禮拜。這時丁先生會從語言所趕過來探望夫人。因為是休息日，宿舍裏的人都在，完全沒有隱私，結果他倆說的都是一些桌麵兒上的話，什麽：“你要好好改造思想啊……”聽起來怪怪的。
關阿姨有時也會跟我們拉拉家常。她說自己實際上是滿族人，原姓瓜爾加。後來滿人統一改姓，他們就姓關了。她家隸屬鑲黃旗，是前清貴族，因此才有可能在年輕的時候上燕京大學，繼而赴美國留學。在哈佛讀書時，有一次看到一幫人手持樂器吹吹打打朝她走來，還以為是什麽節日。結果人家說是因為她的學習成績特別優秀，打破了哈佛經濟係多年的記錄，為此授予她金鑰匙獎，那些人是來向她祝賀的。
關阿姨56年決定回國，聯合國秘書處為她送行，專門打製了兩個巨型木頭包裝箱，把她家所有的箱子、家具、鋼琴等都裝了進去。托運的大木箱到達北京後，她的第一個工作單位——國家統計局，找來十輪大卡車和吊車將其運往三裏河宿舍，結果把那一帶的交通都阻塞了。後來統計局征得他們夫婦同意，把大木箱拆了，用那些上好的木材，打造了多套辦公桌椅。
文革後期，丁聲樹先生又重新主持《現代漢語詞典》的編纂工作，社會地位迅速躍升。這時他們的女兒丁炎已二十好幾，到了談婚論嫁的年齡。她心地非常善良，又聽父母的話。由於行市變了，水漲船高，關阿姨為女兒擇偶開出了極其苛刻的十大條件。如今我已記不全那十大條件，隻記得其中四條：一.共產黨員；二.紅五類出身；三.大學畢業；四.身高一米八以上。讓人不禁想到按圖索驥的故事。
當時上門提親者絡繹不絕，可一看這十大條件都搖頭，說這些條件不可能同時集中在一個人身上。世上無難事，隻怕有心人。結果居然就有人介紹了一個完全滿足這些條件的年輕人。這位是貧農出身、共產黨員、清華大學工農兵學員、身高一米八幾……丁家一看，乃大喜，於是很快就成了親。丁炎跟他頭幾年過得還行，生了一個女兒。可到了79年10月，丁聲樹先生突發腦溢血住進醫院，後來病情逐漸惡化，竟成了植物人。丁家這位乘龍快婿認為時機已到，決定搶班奪權。他要求丁炎交出裝有貴重物品的櫃子鑰匙，丁炎不肯，他竟把丁炎關在廁所裏痛打一頓。這位頂著十大優越條件的女婿，不良居心終於暴露。關淑莊和女兒丁炎痛下決心將其掃地出門，結果他留下孩子，離婚後淨身出戶。
這段婚事傷透了丁炎的心，從此以後再也沒嫁。她的不幸在很大程度上是母親一手造成的，關阿姨事後一定很自責吧？
上世紀八十年代，一次哈佛大學教授、世界銀行第一副行長霍利斯.錢納裏（Hollis B.Chenery）到經濟所訪問，見到了關淑莊。這時翻譯趕過來幫忙，錢納裏笑了，說：“我跟她之間哪裏還需要翻譯？！”原來他跟得過金鑰匙獎的關阿姨在哈佛是同班同學。想不到的是，幾十年後再次相見，他們倆的境遇卻有天壤之別。
改革開放後，丁炎赴美國馬裏蘭大學讀書，繼而到哈佛深造。後來關淑莊阿姨帶著外孫女也去了美國。1992年，經濟所趙人偉赴哥倫比亞大學做訪問學者，還專程探望了關阿姨，看到她們祖孫三代人三個女人同在一座屋簷下，所租住的房子就在哈佛大學附近。我猜她們住在那兒是緣於關阿姨的懷舊情節，她一生中最美好的時光就是在那裏度過的。
關淑莊於2012年11月6日病故，享年93歲。
孫世錚
孫世錚伯伯跟母親是好朋友，在幹校的時候我們經常聊天。
孫伯伯早年畢業於西南聯大，後在北京大學任助教，之後赴美國芝加哥大學留學，專攻經濟計量學。解放初期，他滿腔熱情奔向祖國，參加新中國建設。
孫伯伯與楊振寧在西南聯大時就認識，到了芝加哥大學更同住一宿舍。楊振寧因其嶽父杜聿明是共產黨階下囚而不能回國。孫世錚臨行前楊對他說：“我雖然現在不能回去，但愛國心一點兒也不比你少，將來也要報效祖國。”
孫伯伯回國後到經濟所工作，領導說他學的經濟計量學是資產階級的一套，讓他徹底忘掉，從頭學習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從那以後他一蹶不振,業務多年來處於荒廢狀態，隻在62年與巫寶三、胡代光合作編寫了一本《經濟計量學》教材，84年出版過一本《經濟計量學》；而楊振寧卻獲得了諾貝爾獎，譽滿天下。孫伯伯與楊振寧兩個人受教育的過程幾乎完全相同，又都非常愛國，可之後在各自的學術領域取得的成就卻有天壤之別。雖說個人才能和機遇不可能都一樣，但結果總不至於差得那麽遠吧？
孫世錚伯伯特別喜歡古典音樂。一次聽到廣播裏放舞劇《紅色娘子軍》選斷《快樂的女戰士》，他說：“我怎麽老有一種錯覺，這個時從候舞台側幕翩然而至的不是女戰士，而是撲棱著翅膀兒的小天鵝。他解釋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娘子軍》的兩位作曲者--吳祖強和杜鳴心，都於五十年代赴蘇聯柴科夫斯基音樂學院留學，深得老柴的真傳，寫《娘子軍》時借鑒《天鵝湖》也就不足為奇了。“洋為中用”嘛！我那時候學小提琴，可對他說的這些卻一無所知，感到特別有趣。
孫伯伯知識麵很寬，博古通今。他說起什麽，都能講出背後的故事，人稱“孫典故”。他常講一些名人軼事，如：楊振寧的父親是大數學家楊武之，可他卻不讓自己的兒子學數學。當時人們不解，說子承父業該有多好呀，可他卻說，之所以不學數學，是因為諾貝爾獎裏麵沒有數學獎。人們聽了都說他太狂妄，簡直是說瘋話，結果還真讓他說中了！
孫伯伯還談到這樣一件事：楊振寧獲得諾貝爾獎後，大家都覺得了不起。有個美國人問他：“中國得過多少年才能出一個你這樣的奇才？”楊振寧笑了，說：“你錯了，中國人聰明得很，像我這樣的人很多，我想至少得有一千個吧！”
孫世錚於2013年2月15日病逝，享年94歲。
57年反右運動後，幾乎再也沒有去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留學的人回國。時至今日，我耳畔仍回響著汪友泉阿姨的那句話：“這輩子做的最後悔的事就是回國。”一個海外學子，竟如此後悔回到自己的祖國，這個國家到底怎麽了？
①《佛萊堡學派的競爭秩序論及其在聯邦德國的政策運用》，作者：饒均誌
②《趙人偉：實證之路》，作者：柳紅
③《丁聲樹—為祖國服務無尚光榮》，摘自《德育小故事》
④《聲樹百年—語言學大師丁聲樹先生百祀紀念》，作者：聶振弢 張秀芹
注：本文原創，謝絕轉載。
注：本文原創，謝絕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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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都是非常傑出非常聰明，受過最好西方教育的人才，但我看到這裏卻覺得哭笑不得。怎麽說呢? 是迂腐，是勢利和庸俗，還是傳統根深蒂固？在學術上那麽優秀，為什麽就不能給自己的女兒一點個人自由呢? 為什麽不能讓自己的孩子去追尋自己的內心和幸福？而結果又是什麽呢?
我是幸運的，及時作出了調整回頭的決定，為了不讓自己的妻兒再重複悲劇，隻好放下那一份鄉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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