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讀史？（ZT）

如何讀史？

沒有機會接觸到機密材料，於是總有人抱怨信息不公開，貌似不解密就不知道曆史。

一切曆史都是當代史。考古學大概歸入理工科的類別。但曆史學本來就是拿來借古諷今的。否則研究曆史到底為何？曆史研究上從來不存在“時過境遷”，“寬容客觀”之類的廢話。曆史研究的正好是，在類似的情況下我們到底采取何種立場。

因此，考古學的細節反而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立場，重要的是在同樣的問題上，我們持何種態度。所以，在閱讀曆史材料時，我認為，最好的態度不是質疑曆史材料本身，相反，我都是假定這些材料是正確的。在我看來，所謂材料，不過等於一道類似材料作文的習題，關鍵的不是材料，而是我到底持何種立場。

咱們拿吳桂賢訪談錄練練手。

吳女士簡曆：1951年，進入陝西省鹹陽市西北國棉一廠細紗車間當工人。“文革”開始後，她被樹為“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積極分子”。1975年，被毛澤東親自點名出任國務院副總理，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首位女副總理，也是到目前為止任職時最年輕的副總理。改革開放後，她又成為深圳外貿集團公司與香港合辦的紡織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工會主席。如今，吳桂賢已經退休，受邀出任廣東省扶貧開發協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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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廠要求工人提前15分鍾到崗準備接班，但吳桂賢每次都提前45分鍾就開始準備。早晨天不亮，她就起床刷牙洗臉，把辮子往帽子裏一盤，急匆匆就往車間跑。紅燈一亮，吳桂賢準時開工，下了班她也不走，自己偷偷練技術。吳桂賢說：“後來的人很難理解我們工人的這種熱情。我從一個逃荒的窮苦人家孩子，變成了工人階級一員，還加入了黨組織，真是對黨、對毛主席滿腔忠誠，隻想一心一意地把工作幹好。”

--------李開複先生的“職場箴言”：

【四條建議給遇到瓶頸的職場人】1）機械地做事，你最多隻能把事情做對；用心做事，你才能把事情做好。2）你能否提供『增值服務』是你贏得競爭和出類拔萃的關鍵。3）站在顧客的角度，你就能服務好客戶；站在上司的角度，你就能完成好工作。4）凡事多向內求，多找找自己的原因，不要總找外部的原因。

嗬嗬，李老板比【二逼老板】有文化，說的更好。拋開時代背景，看到類似的東西。

吳女士發誓：“一心一意把工作做好”

李開複誇獎：用心做事，你才能把事情做好

吳女士“提前45分鍾到崗。。。下班繼續學技術”

李開複誇獎：你能否提供『增值服務』是你贏得競爭和出類拔萃的關鍵。

吳女士“進了廠，加入了“組織”，她發誓，對“毛主席”忠誠”

李開複誇獎：站在上司的角度，你就能完成好工作

吳女士“偷偷學技術”，她不會去要求領導重視職工技術培訓工作，而是帶著私有製學徒工的烙印，“偷偷”的去學技術。

吳女士“天不亮急匆匆的趕去上班”，她不會去要求領導改善考勤製度，而是采用了跟生活在私有製下的我們一樣的態度------天不亮急匆匆上班

李開複誇獎：凡事多向內求，多找找自己的原因，不要總找外部的原因。

左派們看到這種敘述，必定灰常激動。所以他們的格調跟李開複也差不多。他們覺得工人對得起老板，老板也應該對得起工人。勞資不兩利，中國工人和老板不團結，怎麽能圓中國夢呢？【二逼老板】曾精辟的總結了他當工頭的經驗：向老板逼獎金，向工人逼成果。【二逼老板】不是左派誰是左派呢？

於是，左派理解的“解放”跟“扶貧”差不多。“逃荒的窮苦孩子”，進了廠，組織給了“榮譽”，工人發誓，對“毛主席”忠誠。扶貧了，要感恩。一個意思。對這段材料，我們完全拋棄所有的時代色彩，結果，“毛主席”或者“組織”，不過是“公司”的代名詞，“窮苦孩子”就是失業工人。窮逼找到工作，自然倍加珍惜，急老板之所急。

吳女士還擔心：“後來的人很難理解我們工人的這種熱情”。這簡直多此一舉。這種熱情，在當代照樣存在。有頂高溫堅持工作掛了的，有過勞死倒在崗位的，如果找5,60年代的報社秀才們妙筆生花一下，還以為這叫“主人翁責任感”。

實際上，用“一心一意把工作做好”（實際上是技術工作）來表達對“毛主席”的“忠誠”，這個“毛主席”隻不過是穿越回去的當代老板而已，這個“毛主席”隻是當代李老板，【二逼老板】的化身。

所以，別看【二逼老板】天天咒罵毛主席，可他對這個“毛主席”倒是不反對，他詛咒的是那個壞了吳桂賢心中的“毛主席”大事的毛主席。

是那個“毛主席”，正如英明的習先生指出的，為“改革開放”奠定基礎。左派們還有什麽“工業黨”們所憤憤不平的隻不過是這個“毛主席”沒有得到應有的尊重。他們的所謂抗爭，不過等同於市場經濟每天都發生的知識產權官司。左派說這是毛老板的產權，右派說這是鄧老板的產權。

吳桂賢這段敘述，其價值還體現在確鑿無疑的表明【蘇拉密】的傻逼。好久沒提過此人了，他最引以為豪的就是弄出一個“官工”，好像這夥人有些什麽特別賤的品性，配合官資一塊去鎮壓民工，另一麵，好像民工有些什麽特別優異的品質，可以得到民資的青睞，一道去推翻什麽官工。

那麽我們馬上就能從吳桂賢上發現，吳女士本來就是個農民工，人家還逃過荒呢。可見，關於【蘇拉密】公知們所大談的“城鄉壁壘”是不成立滴。計劃經濟，最重要的計劃就是對勞動力的計劃。大量勞動力，就是像吳桂賢那樣從農村計劃進來的，也有大量的農村被計劃成了城市，最後還有大量的城市勞動力被計劃進了農村。“壁壘”？除了煽情有何用處呢？

吳桂賢的“劫後餘生”後迸發出來的“積極工作”的行為，廣泛存在於大量的“官工”和“民工”，總之廣泛存在於一切不覺悟的工人中。

吳桂賢以為自己很覺悟，理由是入了“黨”，實際上那個“黨”等同於當代工廠的基層管理；吳桂賢以為自己很熱愛“毛主席”，實際上等同於向當代老板表忠心。

為了不影響工作，吳桂賢從沒休過假。上世紀60年代，她經人介紹認識了在部隊研究院工作的王振濤，兩人談了6年戀愛，到吳桂賢31歲時才結婚。“我們談戀愛，實際上是他給我寫了6年信，我也隻回過一封。他從部隊來看我，我總是那麽忙。開飯的時間到了，我顧不上吃，隻好給他一張飯票，讓他自己去吃。有時他給我洗衣服，有時他邊看書邊等我，看我忙，時間到了，背起部隊發的黃包包就走了。我很過意不去，他卻說，我反正是認定你了，鐵杵磨成繡花針，我也要等你。”

王振濤告訴環球人物雜誌記者，就連結婚時，吳桂賢都抽不出時間去領結婚證，隻能讓王振濤一個人去。她寫了一張條子：“我同意和王振濤同誌結婚——吳桂賢。”王振濤拿著條子到了街道辦事處，辦事處的人嚇了一跳，說：“這是結婚啊，本人怎麽能不到場呢！”王振濤找西北國棉一廠革委會到辦事處說明情況，才領到了結婚證。

吳桂賢總擔心當代人無法理解當年他們的工作“熱情”。可偏偏我們非常理解。看看這段她所講的“為了不影響工作。。。從沒休過假”，是多麽親切啊。

當然，既然是全國勞模，自然有其更加極品奇葩之處，如下：

“我們談戀愛，實際上是他給我寫了6年信，我也隻回過一封。”-------吳桂賢一麵聲稱自己熱愛社會主義，一麵卻身體力行的詆毀社會主義。她是想控訴當年的管理層野獸般的壓榨麽？還是想控訴當年工人教育之毫無人性麽？當今廠妹不也照樣啪啪發短信麽？幸好她老公還單相思的寫了6年信，這一普通的行為，卻神奇的在當代給5,60年代挽回了些許聲譽。

“開飯的時間到了，我顧不上吃，隻好給他一張飯票，讓他自己去吃”--------開飯的時間就是吃飯的嘛。你顧不上吃，那你到底啥時候吃呢？你是要控訴當年管理層連吃飯的時間都不給你麽？我可沒見過當今廠妹們哪個耽誤了吃飯滴。人總是要吃飯滴，這時候跟愛人一塊吃，不算過分吧。

“就連結婚時，吳桂賢都抽不出時間去領結婚證，隻能讓王振濤一個人去。”-------跟【右而左】之流的左派們一樣的格調，吳女士口口聲聲忠於毛澤東，可另一麵她不住的控訴5,60年代的工廠實在是比富士康還富士康。我就不明白，啥工作忙到了連結婚證都沒空去領。我們至今從沒聽說過哪個“血汗工廠”在工人領結婚證的問題上栽過跟頭，大不了夫妻雙雙奔赴極樂，可資本主義貌似從未阻止過工人結婚。工人不結婚，哪裏有小工人出來呢？

在前麵我們談過一個原則，我們不質疑曆史材料。於是，我們就認為，吳桂賢所言的確是真的。那麽一個結論就確鑿無疑的出來了：吳桂賢是個紡織技術的癡迷者。隻有這樣才能解釋上麵的一切。穿越到今天，我們完全可以從沉迷打網遊的網民中看到吳桂賢的影子。

技術白專，這就是對勞模吳桂賢的定性。下麵還會看到她對紡織工作的熱愛。

1963年，吳桂賢被選為陝西省人大代表，後來又成為全國紡織係統先進典型。1964年，吳桂賢作為紡織工人的代表參加了國慶觀禮，第一次見到毛主席。“我激動得流淚了，手中拿著語錄本高喊‘毛主席萬歲！’”幾十年後，回憶當時的情景，吳桂賢依然覺得曆曆在目。

我們完全相信吳女士的敘述是真的。在一個技術白專眼中，“毛主席”，就跟當代廠妹見到劉德華差不多。。。。。。那不是毛主席，而是“毛主席”，就是那個【二逼老板】之流左派們欣賞的“毛主席”，那個可以給“逃荒難民”工作的“毛主席”，穿越到今天，那就是一個可以給窮逼工人一份工作的BOSS。不用看照片，我們都可以想象到那種洋溢的幸福和滿足，就像富士康組織先進員工赴台見郭台銘一樣。

1966年，吳桂賢第二次到北京參加國慶觀禮。在人民大會堂，她聽了時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李富春的講話：“你們是學習毛澤東著作的積極分子，是先進工人的代表，回去以後，如果覺得黨委是革命的，就要保他們。如果是不革命的，就要造他們的反。但一定要‘抓革命，促生產’。搞革命要在八小時之外去搞，不要在生產中搞革命。”

我們非常感謝吳女士提供這段材料。既然我們早就確證文革的必要性，那麽就必定確證修正主義路線的頭子們早就在工人隊伍中布下了“閑棋冷子”。大大小小的吳桂賢們，成了大大小小的“勞模”，也就自覺不自覺的卷進了鬥爭的中心。

所以，李富春之流在文革初期信心滿滿的聲稱：“如果覺得黨委是革命的，就要保他們。如果是不革命的，就要造他們的反”。站在修正頭子的立場，無懈可擊的充滿了革命詞匯的號召，就是給保皇派們的動員令。而技術白專們，老黃牛們，正好是天然的保皇派。

這就是讀史要訣！讀史不是讓讀者置身於度外，玩弄什麽“寬容客觀公正”的把戲，而是要求我們完全入戲！

那對我們來說，無疑得化身成一個造反派工人，混進李富春的會場，此時我們聽到的是什麽呢？

1. 李富春號召勞模們，革命是8小時之外的！勞模們熱烈歡呼，沒錯，8小時，我們會繼續研究技術，繼續嚴厲監督工人們加快勞作，要實施“科學”的管理！8小時以外，當然是可以讀政治的。吳桂賢站起來表決心：我們要讀《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這當然毫無問題，就跟當代有些職員下班後自覺閱讀《喬布斯傳》一樣，不住的為喬布斯督促下屬加班瘋狂工作而讚賞不已，並憧憬能夠有朝一日在這樣偉大的領導下加班工作。

2. 李富春號召勞模們，8小時以內鼓動革命者，實為反革命。對這樣的反革命，必須造反！勞模們熱烈歡呼，他們又想起了技術攻關時，各級領導送飯送水的溫馨場麵，類似當代工程師一麵抱怨公司大搞“封閉開發”（即不允許回家，吃住在公司），一麵又懷念資方的各種溫情之舉。勞模們認為，這才是革命的黨委會，一切影響8小時的都是反革命的黨委會，堅決擁護李富春先生的號召，打倒反革命，擁護革命，誰說白專不革命？誰讓白專不能專心幹活誰就是反革命。

毫無疑問，混進會場的造反派工人所聽到的就是李富春聯手勞模們的威脅和恐嚇，而吳桂賢之流，聽到的就是“革命”的動員令，是那個讓【二逼老板】左派們讚不絕口的“毛主席”發出的動員令。

這年9月，“趙夢桃小組”的工會組長帶了6個人，要去“支援”西安工業學院造反隊。吳桂賢拉不住她們，就一個人管了8台車床。她還動員別的姐妹們不能停工停產。“造反也不能生產啊。我們都造反了，你們穿什麽衣服啊，光屁股去造反嗎？”吳桂賢說。

不要望文生義的認為白專隻是一群腦殘的技術迷。正如沉迷網遊的也在網上組建“公會”，玩弄各種手腕。所以吳桂賢身體力行的貫徹李富春先生的“革命”號召。她自覺的成了一個維穩辦主任。

工會組長帶人去造反，吳女士首先是“拉”，然後就是“動員”別人也不要造反。她身體力行的管起了8台機床，堅決踐行李富春先生的8小時不能鬧革命，誰鬧革命誰就是反革命的指示。

工人要罷工，保皇派卻在上工。放在當代，確屬工賊無疑。吳女士的理由是極端荒謬的：光屁股造反嗎？造反派要問，難道我們工人創造的財富還不夠多麽？難道我們工人占用了8小時不幹活，我們就要光屁股麽？當代工人拚命幹活，老板們倒是夜夜笙歌跟妞們光屁股享樂。

既然你吳女士可以一個人接管8台機床，就表明生產自動化水平早就達到很高的水平，隻要工人以後回來繼續勞動，自動化水平還會更高。生產力的發展，完全是不言而喻的。用生產力來掩蓋階級矛盾，是完全辦不到的。

隻要我們站在造反派工人的立場，身臨其境的來到曆史現場，都會為此對吳女士極端厭惡。

隻要產生了這種情感，那麽恭喜一下，我們又找到了另一把理解文革的鑰匙：我們完全明白了造反派和保皇派之間的血海深仇。

沒有這種情感，那麽讀史就是浪費時間，讀史隻是為了獵奇。正如左派們總是為造反派保皇派之間的鬥爭感到痛心。【右而左】先生更是講：相同的服飾，相同的政治思想，相同的話語，普通人難以區分。。。。。。我們當時就認為這簡直是奇談怪論，實際上當事人完全是清楚的，自覺的保皇及自覺的造反。血海深仇不是來自盲從和無知，恰來自清醒的政治意識。

很明顯，李富春先生的號召，徹底點燃了白專吳桂賢作為保皇派的政治意識，白專不是不問世事的！

1969年，在中共“九大”上被選為中央委員後，吳桂賢開始進入領導層。1970年，她被任命為西北國棉一廠黨委副書記，次年又當選中共陝西省委委員、省委副書記

讀史要徹底拋棄所謂“獨裁”的觀念。自古到今，從沒有望文生義的那種“獨裁”。誰也沒精力包辦一切。用“獨裁”來解釋曆史強人，隻不過是偷懶，毫無意義。因此左派們誇毛主席一言九鼎，如【右而左】先生甚至說是老毛獨力維持無產階級專政，右派們罵老毛獨裁，這些曆史觀等於空談，毫無價值。

辯證唯物史觀隻有階級的搏殺！在文革風潮稍微平息的空檔期，各階級都在拚命的爭奪領導權。吳桂賢，很明顯，就成為了修正主義看重的角色，被編進了階級搏殺的前沿陣地。同時，造反派的不少人物也被革命者委以重任，編進了另外的陣營。這真是鑼對鑼鼓對鼓，是騾子是馬，總是要出來溜溜的。

所以，我們始終強調，毛澤東首先是一個戰士，他首先是站隊，而不可能包辦一切，盡管這一切都貌似以他的名義進行，但是毛澤東不可能去幹預各色人等心中的那個“偶像”到底是“毛主席”還是毛主席。用所謂“熱愛毛主席”，所謂“擁護共產黨”，又或者“狂熱愚昧無知盲從”來描述文革，統統是扯淡的。再沒有比曆史中人更加明白形勢。

我們以造反派的立場進入到曆史現場，如果能得到一份各地革委會的清單，那麽就足以體會到戰爭形勢的壓抑和壓力之下的激情。保皇派白專吳桂賢的提拔，足以表明敵人在準備發起進攻。這個時候到了！

若幹年後，吳桂賢對於主席當年的決定才略知原委。幾年前，吳桂賢去看望上世紀70年代曾任陝西省委副書記的黃經耀，黃經耀告訴她，當時不是陝西省委將她推薦到中央，而是周恩來親自點名。據說在1974年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江青提出政治局女同誌太少，應該增加，並推薦了上海的一個女造反派頭頭。周恩來立即針鋒相對地表示，要從西北的工人勞模中選拔。他連夜打電話給陝西省革命委員會主任李瑞山，要求速調吳桂賢的檔案到中央。黃經耀說，當時他們是派飛機把吳桂賢的檔案連夜送給中央的。提拔吳桂賢也得到了毛澤東的認可，因為早在1974年以前，他就計劃提拔一批工農基層幹部到中央，往領導隊伍中“摻沙子”，把黨中央打造成“工農商學兵集合”，政治局要有這5個方麵的代表人物，而吳桂賢恰好符合“工農基層幹部”的出身。

非常感謝吳女士提供的這份材料。在左派心中，周恩來是以忠臣仁孝的麵目出現的。左派總喜歡把老毛發動文革的動機吹噓的非常深邃非常高不可攀，這是他們一貫的花招，把老毛打扮成神，隻有這樣才能跟右派們把老毛打扮成鬼接軌。神鬼，原本就是一回事。於是左右派，出於其階級本性，無非是妄圖用這類鬼神之爭來消解工人的階級意識。

由於左派心中的“毛主席”成了神，而周恩來自然就是人中之極品。據說周不大理解文革，但又非完全不理解。據說周堅忍的受盡折磨，在各派勢力中當和事佬。據說周是中華民族優秀品格的集中體現。

但很明顯以上皆非事實。一個暗殺活動的執行者和指揮者，一個親自指揮反圍剿的軍事領導人，一個長期從事情報工作的專家，怎麽可能沒有鮮明的政治立場呢？看看他在50年代逆襲整肅高崗的手腕就知道了。

吳桂賢提供的這段無非補充了我們已有的觀點。當江青要求增補“女造反派頭頭”，周恩來立刻明白江青的用意，並“針鋒相對”（這詞用的太棒了）提出了他的人選：提拔吳桂賢。

周恩來早就習慣廣布“閑棋冷子”，風起青萍之末，吳桂賢就納入到他們的“人才庫”中，而且在風暴初期，吳桂賢已經用實際行動表明了自己的立場，的確是枚可靠的棋子。

周恩來非常明白，吳桂賢能為他們所用，他要啟用這個棋子了。

這是怎樣清晰的階級意識呢？無產階級中的江青早就具備這種意識，但無產階級的其餘人呢？這是個需要在鬥爭中不斷檢驗的問題。

對這段材料，我們總結如下：

毛澤東想用工農兵來摻沙子，周恩來就用保皇派來摻工農兵的沙子。政治鬥爭就是這樣，步步緊逼，毫無餘地。總之沒有清晰的階級意識，一切“票選”，一切“輪值”，其實不過是敵人的玩偶。毛澤東作為革命戰士，他所幹的，也不過如此，他既不能未卜先知，也不能察盡一切。周恩來作為文革最大的攪屎棍，他所幹的，也不過是忠實為他的階級效勞。江青作為革命陣營最強悍的先鋒，也不過選擇讓步。而這背後，也不過體現當時階級力量對比。

那麽，啟用吳桂賢的妙處到底在哪兒呢？她跟江青需要提拔的“女造反派頭頭”有何不同呢？材料繼續有交代。

我36歲進政治局參與工作，年齡最小，開會討論問題時，我就聽著，不吭聲。”剛進政治局沒幾個月，吳桂賢就感到氣氛很微妙。“江青和鄧小平一開會就爭論，毛主席說他們是針尖對麥芒。我瞅瞅旁邊，葉帥不說話，先念也不說。這裏和基層很不一樣，我覺得這個地方不適合我，滿身的勁使不出來，好像鳥被關進籠子裏了，感到很拘束。”那段時間，她常常在心裏對自己說：“桂賢，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發言權。你要記住主席這句話，你可千萬少說、多幹啊。”

如果江青看重的“女造反派頭頭”進了政治局，這“氣氛”就不會是“微妙”的，而應該是“激烈”的。至少，江青期望的就是這樣。

但周恩來讓吳桂賢加入，他期望的是否就是把“微妙”變成“激烈”呢？不，這就是周恩來的手腕所在。他摻進去的還真的是沙子！

眾所周知，沙子，二氧化矽，一般難以參與任何化學反應的。而吳桂賢，就是周恩來“人才庫”中的好沙子，它咯應的不是鄧小平，而是企圖讓局麵“激烈化”的江青，沙子是可以拿來滅火滴。

吳桂賢自稱：這個地方不適合我，滿身的勁使不出來，好像鳥被關進籠子裏了，感到很拘束。這就對羅！周恩來需要的就是這樣的人。這個人，必須跟砂礫一樣蹲在政治局裏，占了一個坑，但絕對不要參與任何化學反應。

實際上，一切修正主義者，一切好老板，都需要這樣的工人，沙子一般，占坑，卻沒有動作。周恩來摻沙子是這樣玩的，當代富士康搞工會選舉也是這樣玩的，一切資產階級議員團也是這樣玩的。占坑，就是全部。占坑，就足夠了。

周恩來深知吳桂賢之流是怎樣的人，他讓她進來感受一下那種“微妙氣氛”：江青跟鄧小平“針尖對麥芒”，其餘人等卻正襟危坐。這些人中有跟吳桂賢一樣的“砂礫”，也有老謀深算的革命者和反革命者。中國正在醞釀著新的階級鬥爭風暴，因為共產黨站到了新的曆史十字路口：資本革命還是無產革命？和稀泥的新民革命已經遠去，唯我獨發（財）還是唯我獨革（命）已經提到日程表。

而政治局正如母親的子宮，各種基因正在重組，這個胎兒到底是什麽呢？各種政治意識已經在萌發和清晰，事關階級前途的大搏殺已經磨刀霍霍。

當我們化身為造反派工人混進政治局會場，看到的就是這個孕育中的畫麵。毛澤東，江青，周恩來，鄧小平都在這個孕育風暴的子宮裏，他們不能預期未來的發展，但他們已經逐步明確今天的步驟。於是，在“砂礫”吳桂賢之流眼中，這是一個“微妙”的會場，暫時隻有針尖對麥芒，暫時還不是槍和炮，暫時不是血與火。

吳桂賢出於砂礫的本性，不喜歡被狂風吹起的感覺，本能的抗拒這種暴風前的壓抑。於是“調查研究”成了她的避難所。她不發言，是因為她沒做到“毛主席”提出的調查研究，所以，她得繼續“調查”下去。而實際上，從毛主席的立場，工農兵代表一進入會場，已經卷進搏殺的最核心，要求在鬥爭不斷的實施調查研究。

但對周恩來，吳桂賢很好的履行她的職責，她不但“少說”，其實也沒“多幹”。

最後，對這段材料，我們不由得為江青喝彩，江青同誌，好樣的。那麽毛主席在觀察什麽呢？

住宿也讓吳桂賢感到不習慣。到中央後不久，她搬進了釣魚台國賓館11號樓。住進來的第一個晚上，她看到上下兩層樓裏有很多房間都空著，心裏很不是滋味，一晚上沒睡好覺。她想，這要在工廠，能住下上百名工人姐妹呐。

當時住在釣魚台國賓館10號樓的是江青。1975年春節過後，王振濤帶著4歲的兒子來北京看望吳桂賢。吳桂賢當時與丈夫“約法四章”：不讓孩子往外跑、室內保持安靜、丈夫不要隨意出門、在院裏不隨便與首長講話。但一天晚上，王振濤和兒子還是撞見了出來散步的江青。江青一看見他們，就徑直進了吳桂賢住的樓質問：“這裏隻能住領導幹部，你是政治局候補委員才能住進來，家屬怎麽能進來呢？”吳桂賢隻能帶笑說：“馬上讓他們出去。”之後，吳桂賢要求搬出釣魚台，說是怕孩子影響領導同誌休息。後來，她搬到了花園村，又搬到了交道口，才算安定下來。

吳桂賢發誓要進行“調查研究”，作為砂礫，她沒能力去調查政治局的子宮裏孕育著什麽。她很聰明的在另外一條線上展開調查，那就是江青的“特權”行徑。

首先，她控訴釣魚台國賓館很多房子空了，“能住下上百工人呐”。顯然，江青就跟房產商一樣，占據了大批房子，十惡不赦。

然後，江青對她發表了一通充滿特權氣味的訓詞：“這裏隻能住領導，家屬怎能住進來？”

吳桂賢這類“調查研究”，就成了改開後控訴江青的“副線”，跟“十年浩劫”的主線交相輝映，可謂密不透風。

吳桂賢提供的調查報告是準確的，釣魚台國賓館10號樓確為江青住所。但另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此處亦為江青的辦公地點，而且何止是江青的辦公樓，還是整個中央文革小組的辦公樓。

於是當我們再次以造反派工人的身份來到江青和吳桂賢對峙的現場，那我們不可避免的得出吳桂賢的潛台詞：

1. 領導的辦公樓必須塞滿了人，否則就是浪費。很明顯，毛主席早年呆的那個“八角樓”，實在太大了，他居然獨占了一層。如果按軍事營房標準，裏麵能住下至少一個班。

2. 領導的辦公樓是可以住親屬的。如果一個地方，家屬不得沾光，也沒有任何別的娛樂項目，起床就是工作，躺下就是下班，哪怕大的跟足球場一樣，也實在乏味至極。所以封建王朝奢華，跟朝堂有多大沒啥關係，而是指後宮。作為造反派工人，我們倒可以建議吳女士好好查查人民大會堂咋就這麽大，這可是周恩來親自拍板的哦。

3. 江青指出，辦公重地，親屬不得入內。這種不留情麵的鐵麵無私，著實讓逃荒難民出身的白專吳女士頓感惶恐，但心中又不服，遂另覓可以享受天倫之樂的去處以繼續完成她的“調查研究”。

周恩來對吳桂賢這類勞模一點都沒看走眼。如同資產階級用“司法平等”來掩蓋資本剝削，吳桂賢也自覺的用“平民低調”來掩蓋修正主義者的盤剝。

吳桂賢簡單匯報了負責的工作，然後說：“總理啊，我來中央工作幾個月了，我覺得我年輕，知識麵也不廣，經驗也不足，想回基層鍛煉鍛煉。”但周恩來沒有同意她回基層的要求，隻是笑著表示，希望她“留下來繼續學習”。

重病的周恩來依然保留高度清醒的階級意識：砂礫女士，繼續呆著吧，繼續開展你的“調查研究”吧。他對砂礫女士已經徹底放心了，因為砂礫吐盡心聲，政治局這子宮太可怕了，我實在不曉得未來要刮什麽風，我想逃跑啊。從毛主席的立場，工農兵代表本來在基層已經經受鍛煉，現在他們要以無產階級政治領袖的身份卷進風暴中心，所謂知識麵，所謂經驗，指的正好是在漩渦中心作戰的知識麵和經驗，斷無可能滾回基層去逃避。文革就是戰爭！戰爭的指揮官，不是享樂的，不能任命你當軍長，你卻要撂挑子跑回去指揮一個班，卻標榜自己有什麽“平民情懷”。但周恩來卻覺得很釋懷，砂礫女士有這份心足矣！

吳桂賢表示自己對紡織業比較熟悉，但要她管都是知識分子的衛生部，恐怕不行。周恩來再次鼓勵她：“讓你們3個年輕人（陳永貴、吳桂賢、倪誌福）上來，就是要培養你們。

這是周恩來的工農兵人才庫的三張王牌。陳永貴，在文革前已經很出名了，毛澤東也對他很熟悉，所以不能完全說是周恩來的人才庫。事實表明，經過毛澤東親自考察的陳永貴，的確跟鄧小平周恩來不是一類人。但隻要陳永貴在政治局保持木訥寡言的作風，那也算半顆沙子。

而倪誌福，就是一個重量級的人物，在本文結尾得重點介紹。

華國鋒說：“副總理就不免了，等開五屆人大再說吧。不要回西北國棉一廠了，你還是陝西省委副書記之一，回陝西省委工作吧。”吳桂賢沒有再堅持，隻想快點離開北京。“當時心裏想，隻要放我離開北京就好，那感覺就像鳥從籠子裏飛出來了。”

回到陝西的當天夜裏，吳桂賢顧不上休息就直奔西北國棉一廠。得知“趙夢桃小組”在上夜班，吳桂賢穿上工作服就往車間走：“我是個工人，我的姐妹在上班，我也要上班！”因為坐了20多個小時車，又沒好好休息，吳桂賢在車間裏一直吐。姐妹們讓她在一邊休息，她不肯。“不行，把我的4台車給我！”那一夜，她工作到了天亮。

這份砂礫女士心理活動的材料彌足珍貴。直接給了讀者們第一視角以了解風暴之前即將被揚起的砂礫。

胎兒已經在政治局孕育成熟了，由於階級力量的對比，風暴之指向，正是建立大資產階級專政的共和國。而不是左派們整天嘮叨的“修正主義”。新生的胎兒既不是“修正”的，也不是混沌的“新民主主義”，中國資產階級的傑出領袖們已經明確，他們要衝破一切障礙，讓自己的整個靈魂沐浴在陽光之下。

砂礫女士麵對風暴，菊花驟然一緊，她要逃跑，周恩來已經掛了，沒人可以阻攔她逃跑，她作為砂礫的作用也已經完成，她要跑遠點，離開這個風暴中心。什麽“回省委工作”，什麽“你還是省委副書記”，全他媽是無聊的空話。雖然我指控了江青“特權”，但這到底夠不夠呢？我手上再無更有分量的指控了，他們能饒的了我嗎？

跑吧，地球實在太可怕了！“隻要放我離開北京就好”！回到她的老窩，她馬不停蹄的跑回車間，邊吐邊上夜班！媽媽呀，這比逃荒還難受啊！比我以前對老公愛理不理還難受啊！媽媽呀，我真的不應該去政治局啊，我發誓，我再也不玩了，我發誓，我好好幹活，吐幹了還得幹！加班沒問題，工人本份就是加班，我喜歡加班，不用動腦子，不用體味那“微妙氣氛”，不用。。。。。。總之，姐妹們，把我那“四台機床給我”，行行好，鄧小平，看在周總理份上，別殺我，我有四台機床，我能幹活，我能繼續為四化幹幾十年呢，什麽六十歲退休，我能幹到死！

但讓吳桂賢沒想到的是，回到陝西後，關於她的謠言和大字報開始四處蔓延。有人說她是在中央犯了錯誤被趕回來的；還有人說她的子女生病時，曾動用專列到北京看病；甚至說吳桂賢當副總理時回答外賓問題，居然點了李時珍的名字，讓外賓認識一下……“這種關於我的笑話，我聽得多了。這些笑話傳到國棉一廠，我的姐妹們都急得哭了，誰知道怎麽編出來的？有人認為我文化低，其實，我看過很多曆史資料。李時珍這樣的知識小學生都知道，我怎麽會鬧出笑話呢！”

風暴怎能放過一切砂礫？沒有砂礫的扶搖直上，怎能確證風暴的存在？該來的總是要來滴，關於“吳桂賢沒想到的是”，那不過是記者的杜撰，其實吳桂賢早就想到了，記者真別把別人當傻逼。關於“李時珍”那段子，很久以前在《文革笑料集》看過，當時還不知道主角是誰。

我們完全明白吳女士那種抑鬱。別折磨我啊，我文化再低，我也知道李時珍的，我真不是這樣的人。我這輩子再也不去政治局了行不，放過我吧。。。。。吳女士在絕望的呐喊。

1981年5月，胡耀邦主持工作後，曾專門針對吳桂賢作了一個批示，指示陝西省委為吳桂賢安排工作，並對她回地方幾年的表現進行公正評價。陝西省委有意將吳桂賢安排到省婦聯或省總工會工作。但她本人堅持留在西北國棉一廠，擔任黨委副書記。1982年，吳桂賢再次獲得陝西省勞動模範稱號。

與陳永貴這頭老強驢相比，吳桂賢實在沒啥意思。前者雖然木訥，反應遲鈍，好歹也是毛澤東親自考察的，醒悟後跟胡耀邦對著幹，被人直接轟走。但吳桂賢好呀，民國逃荒，改開還逃荒，這說不過去。於是，針對吳女士的風暴停了，要安排她再次上去，吳女士吸取教訓，搖頭加擺手，再也不玩了，堅持留在廠裏。這是很好的態度，為此，再次獲得勞模。這件事兒總算了了。打這以後，吳女士才蹣跚的走進新時代。

吳桂賢與深圳來賓會了麵，陪同深圳客人參觀了西北國棉一廠。李瑞榮一下子就看中了這位曾經耀眼奪目的副總理，力邀吳桂賢“孔雀東南飛”，赴深圳發展。在丈夫的鼓勵下，50歲的吳桂賢隻身來到深圳，擔任鴻華紡織印染公司副總經理，半年後又升任董事長兼副總經理。

上任後，僅用了10天，她就招了108名員工，老中青搭配，從工人、技術員到總工程師一應俱全。

有一次，坯布（供印染加工用的本色棉布）供應緊張，她9次前往新疆等地購置坯布。對方一聽說是吳桂賢，都感到十分驚訝：“吳桂賢不是赫赫有名的西北國棉一廠的紡織女工，還當過國務院副總理嗎？現在她為特區效力，我們應該大力支持呀！”

早就該這樣了！大徹大悟！要不是毛主席壞了那位給逃荒女工一口飯的善人“毛主席”的大事，要是沿著周劉鄧等大師的道路，我吳桂賢，早就應該到這樣的位置。董事長！總經理！招工！買賣！這才是我要的人生！在很多發達國家裏，不斷湧現窮逼逆襲成大老板的不朽傳說，而我，吳桂賢，一個逃荒女工，為啥不能成為董事長呢？吃水不忘挖井人，幸福離不開新時代，這是一個好時代，是我們走了彎路才迎來的好時代！

“前陣子我剛去了雲南，那裏有全國唯一的傈僳族自治縣，就在金沙江邊上。去了一看，孩子們沒有被子蓋，沒有鞋穿，跟我小時候一模一樣。”回到深圳，她一瘸一拐地聯係企業家朋友，給山區孩子捐了3500床棉被。

會寧是國家級貧困縣，同時也是著名的“高考狀元縣”，當地人把考上大學視為孩子擺脫貧困的唯一出路。那一年，會寧共有1000多個孩子考上大學，可臨近開學，還有380個孩子連上學的路費都沒有。吳桂賢當即決定幫這380個孩子上學。為籌集路費，她親自在深圳街頭設點募捐，“1分錢不嫌少，1萬塊不嫌多”。

2010年，廣東省扶貧開發協會成立，吳桂賢被選為首任主席。協會秘書長鍾韶彬說：“扶貧工作是‘厚著臉皮向富人要錢，帶著感情為窮人辦事’。吳大姐有熱心，有熱情，是扶貧的一麵旗幟。”

廣東省扶貧開發協會推行“規劃到戶、責任到人”的扶貧工作，要求獲得第一手資料，對症下藥。她說：“經常有人告訴我這個地方窮，那個地方窮。但是，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發言權。我必須進行考察，根據當地情況確定扶貧思路。”

功成名就後，吳桂賢玩上了“扶貧”。這是成長為好老板的必經之路。這位曾經的逃荒窮苦孩子，在招工買賣以外，又找了一個靈魂的契合點，原來改革開放是這麽美好的，“跟我小時候一模一樣”，隻是這一次，太棒了，我不用逃荒了，我可以做慈善了。募捐！聯係企業家！向富人要錢！實在讓我太充實了太有意義了太嗨皮了。還有一件事兒更有意思，那就是“調查研究”，這是“毛主席”提出來的，我每天都可以調查貧困群眾的活動，太棒了！這才能接地氣！當好老板！比調查江青“特權”爽了不知多少倍。

最後吳桂賢感慨的說：

“改革開放多好啊！你們年輕人遇到了好時機，是在大好形勢下長大的。你們要珍惜好政策、好時光。”

與1966年相似，吳桂賢再次當了維穩辦主任，隻是這次，她不再是砂礫了。她已經成了正能量，一個勵誌傳奇。

當然，更勵誌遠不止她。我們回頭介紹倪誌福先生。

跟吳桂賢相似，倪誌福也是從技術工人當上勞模。而且成就更大，早在50年代就發明了“倪誌福鑽頭”，他謙虛的稱為“群鑽”。有意思的是，由於社會主義時代沒有知識產權----如其名：群眾鑽頭------所以這個發明早已公開而喪失了專利申請權。到了21世紀初，據說為了保護什麽民族工業，晚年的倪誌福又做了些許改良（根據我的直覺，估計連改良都沒有，隻是履行了一下手續而已），又得以重新申請專利。

倪誌福業務了得，是工人出身的工程師，文革前已經是廠裏的總工程師。嗅覺敏銳的周恩來早就把這種人列入“人才庫”。

倪誌福是不是合格的棋子呢？這隻能交由實踐來考驗。人是社會關係的總和。沒有人能精確判斷這堆關係的準確走向。

周恩來不是常勝將軍。如前所述，陳永貴就是他的“人才庫”的一個小小敗筆。如果他能活著看到強驢陳跟胡耀邦對著幹，肯定會失望。不過，強驢陳被周恩來的苦情戲給迷糊了一段時間，早就沒了機會，這也算是鄧的幸運。

而李素文則是周氏人才庫的“大敗筆”。周對李素文早就青睞有加。早在1963年，全國勞模的賣菜姑娘李素文（順道撓撓【蘇拉密】小脖子，這位讓他咬牙切齒的毛時代官工，也是從農村“計劃”進來滴）在全國人大上做了《為革命賣菜》的發言，周恩來就7次帶頭鼓掌，如果老周常看娛樂版，估計他會喊：這一刻我們都是素粉。。。。。。

毫無疑問，李素文和吳桂賢，身上有著類似的特質。但周對李素文看走了眼：勞模不一定都是吳桂賢。在1975年，李素文被委派協助老龜命李先念管財政工作，人家老李一門心思琢磨著怎樣“撥亂反正”，多撈點老夥計出來。李素文倒好，居然狠抓“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成了批鄧先鋒。更有意思是，四人幫倒台後，她沒像吳桂賢那樣倉皇逃竄-----其實吳桂賢啥都沒幹，該逃的應該是李素文----她居然扛到1978年才下台，該輪到我們喊：這一刻我們都是素粉兒。。。。。。

當然，最有意思的應該是這段史料：從1978年開始，每年全國總工會乃至省市地方工會都會組織慰問勞模的活動，而作為毛時代勞模大滿貫的李素文，一次都未能獲得邀請，直到1998年。個中內幕沒必要看“秘聞”，想想1997年誰掛了就知道了。可見，有人到死都惦記著李女士啊。

倪誌福額頭並沒有鑿個“周”字。他是吳桂賢還是李素文？當時誰也不知道。但這批工農兵代表中有很多人參與了一場重要的運動：重建工青婦（工會，共青團，婦聯）。

站在今天，我們才可以清晰的指出，重建工青婦，是周恩來等老龜命發起的一場文革最大的攪屎運動，是文革敵我力量對比的轉折點。但當我們以造反派工人的身份穿越回去，卻看得並不清楚，可是很明顯，造反派對重建工青婦是很別扭的。而勞模出身的工農兵代表們卻是這場攪屎運動的執行者。因此，不管這批人有多少個日後成了李素文，可在1973年，他們全部成了文革的攪屎棍。而革命者卻陷於被動之中。

文革之初，工青婦全部發生分裂，事實上停止了活動。

工會：1966-12-26，江青接見“全國紅色勞動者造反總團”，說：現在臨時工、合同工製度就像資本主義對待工人一樣，非造這個反不可。江青支持“全紅總”查封全國總工會機關，說：封得好！我讚揚你們。這之後，“全紅總”向全國散發江青的講話，並與全國總工會和勞動部負責人共同簽署了《全國紅色勞動者造反總團、勞動部、中華全國總工會一九六七年一月二日聯合通告》，“全紅總”占了全國總工會機關辦公大樓，驅趕了全總機關幹部，中華全國總工會機關報《工人日報》也被查封。1967-1-11，中共中央政治局對全國總工會作出決定：金庫封存，資金凍結；黨組沒有權利再簽署任何下達文件：前一段時間簽署的文件一律無效。從此整個工會係統完全癱瘓。可以說，文革初期對中華全國總工會的打擊是最徹底的。

共青團：在文革初期，共青團緊密配合劉少奇，派出大批工作組，進駐高校中學，殘酷打擊造反學生，聲名狼藉。形勢逆轉後，遂遭清算。以大中學生為主的群眾發動強大反攻。1966-12某天，北京某中學教師被共青團工作組毆打致死。中央文革小組召開十萬紅衛兵大會，追悼教師。大會結束後，浩浩蕩蕩的遊行隊伍包圍團中央大樓，要求揪鬥胡耀邦/胡啟立/胡克實。起初被拖出去的是胡啟立/胡克實，到後來大頭目胡耀邦也躲不過去，事後他控訴自己被鞭子抽的死去活來，不管真偽，實屬痛快。亦可理解胡耀邦為何日後積極反攻倒算。後來江青打算用全國紅代會徹底幹掉共青團，並事實上已經召開各地的紅代會，此時遭到毛主席的反對，共青團得以苟延殘喘，但事實上已經毫無力量。

婦聯：文革初期，機關依然留用原領導人。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後，產生首次領導危機。鬥爭矛頭直指主席團。婦聯文革委員會成立，原領導層成員已經占少數。批鬥領導層成了機關中心任務。其餘工作基本停頓。隨著文革發展，婦聯存廢開始成為一個問題。除了中央，各地婦聯均遭到群眾運動的猛烈衝擊，各地與全國婦聯事實上已經很少聯係。要麽原領導被批鬥，要麽地方婦女群眾自建革命組織。最後，隨著各地革委會的普遍成立，婦聯組織體係被徹底摧毀。

表麵看，是人事鬥爭導致工青婦瓦解。某些人下台了，某些人上台了，簽訂了文件若幹，寫了批判文章若幹。正如河蟹的文革史指出，原因是四人幫篡黨奪權，倒行逆施。這樣讀史，浪費時間。

造反派明擺著要“篡黨奪權”，否則造反來幹嘛？而且工青婦內部也有造反派。如果這些組織真的有生命力的話，造反派“篡黨奪權”後，照樣存在，頂多換個名字。

可共青團，哪怕毛澤東保它，它還是一蹶不振。而婦聯，沒有明確的文件說要廢了它，可是在鬥爭中，它自然的完蛋了。工會就更別提了，工人都分成兩半，要你何用？說白了，沒有人，包括工青婦的人，把工青婦當回事。

人是社會關係總和，生產關係又占了大部分，那麽生產過程地位不同所形成的階級關係，自然就是人的核心。這本是客觀存在的。但人能否意識到這個本質，卻走過了漫長的曆程。在此期間，種族和民族的觀念，統治了很長的時間，成了統治者的好幫手。

往後，又形成了以性別，年齡，行業為劃分的各種組織。它們在各自的群體中活動，在社會鬥爭中推進了階級觀念的蔓延，而這隻能導致這些組織的分裂。隨著市場和商品關係的推進，各階級利益更加明確，以性別，年齡，行業劃界的各種組織卻隻能勉強維持超階級的協調者身份，越是這樣，它們離社會就越遠，反過來成為空洞無物的軀殼。

比如在當代中國，婦聯就是個毫無意義的組織。有人覺得資本主義還有什麽“性別歧視”，以至於還得保留這個機構，這隻是幻覺。所謂歧視，指有錢也不肯雇傭。種族歧視，明明黑人也可以替你賣命，可老板偏不雇傭，嫌髒。這種有錢也不賺的傻逼行為，必定危害資產階級的長遠利益，也必定受到資產階級法律的製裁。因此，在婦女組織不斷推動下，一個個“男女平等”的法權被製定出來，成為“社會進步”的標誌。這種“功績”讓婦聯產生一種曆史的幻覺，認為自己是“女性”天然的代言人和捍衛者。

老馬在《德意誌意識形態》寫道：職業由於分工而獨立化；每個人都認為他的手藝是真的。他們之所以必然產生。。。錯覺，是手藝本身的性質所決定的。關係在法律學，政治學中。。。成為概念；因為他們沒有超越這些關係，所以這些關係的概念在他們頭腦中也成為固定概念。例如，法官運用法典，因此法官認為，立法是真正的積極的推動者。。。。

婦聯所追求的“男女平等”，跟“同工同酬”一樣，本來就是資產階級法權，因此婦聯不可避免成為資產階級上層統治集團的一份子。而婦聯，隻是在執行階級內部的分工，承擔了解決男女勞動力“自由平等”的課題。於是，婦女活動家們“都認為自己的手藝是真的”去幹了什麽了不得的大事，就跟中國公知們以為推翻“戶籍製度”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一樣。他們在資本的框框裏活動，沒有超越這些關係，反過來讓“消除性別歧視”成為某種先驗的“正確”的概念並在頭腦中固化下來，而距離實際卻離題萬丈。

有興趣的可以在網上搜一篇文章叫《哭泣的母親》。通篇在發泄懷孕母親麵對公司業績考核所承擔的壓力。作者控訴這叫“性別歧視”，明明我懷孕了，為啥還執行跟男員工一樣的業績考核標準呢？可這完全扯淡。作者在追求“男女平等”麽？她分明在追求“男女不平等”嘛。既然是一樣的業績考核，表明資方沒有性別歧視。如果這位女士不打算浪費青春，那麽她應該直接控訴“業績考核標準”的“苛刻”。可既然如此，那就跟“性別歧視”沒啥關係了，這隻是最一般的階級壓迫而已，隻是最一般的市場規律而已。既然你還占著這個職位，理所當然按照相同的考核指標嘛。否則你應該離職。而這又被高尚的《婦女權益法》所禁止：孕期婦女不得解雇。

既然有了自由平等的保護女性的各項法權，那麽老板們就得以納入到成本考核中。他們當然願意雇傭生完孩子的婦女，而婦女們，比如那些尚在高校念書的女性，也自覺地爭取在學業期間生孩子，這樣也是為了爭取更好的市場地位。一切公平合理，還有什麽歧視呢？

婦聯無法解決階級對抗的問題。青年組織同樣無法。即便是企業家的“青年”聯誼會，既然是一個階級的，就好說話了，但“青年”隻是個噱頭，聯誼會不過是跑關係，難道關係僅限於“青年”麽？至於企圖在階級對抗中拚湊一個“中國共青團”，那更是件滑稽的事兒。

市場越發展，當代工會也必定軟弱無力。市場經濟必然把統治者的意識形態灌輸給工人。於是工會不過是讓工人產生“勞力銷售商”幻覺的“商會”，工會討論何事？隻有交易而無階級。中國工人網餘鋒先生鼓吹工人護法，對這樣是很滿意滴。

且不論中國工會法規定工會隻能依據行業組建------還是河蟹誠實，直接驗明正身，工會就是行業商會---------哪怕被托豬大力謳歌的擁有“罷工自由”的歐美工會，事實上也是按公司而建的商會。在那個跟資方簽訂了幾百頁法案的通用工會之外，有幾十萬名臨時工，在那個尊貴的德國大眾工會之外，也有幾十萬臨時工；更別提承接大企業外包的企業職工了。德國工薪族都以能躋身大眾“官工”行列為榮，而不是那個“靈活的德國用工體製”。而這些，是不入【蘇拉密】，托豬之流的法眼滴。所謂工會，隻是有牌照的商會，工會之外，是臨時小販。

工青婦，在資產國家是馴服工具。那在修正主義國家，當然也是馴服工具。哪怕在自我標榜“工人自治”實為托豬的南斯拉夫，當年動輒批判“斯大林主義”，卻不舍得幹掉“工會”，那無非說明，在“市場社會主義”中，“工人委員會”隻是老板的另一個ID，資方依然存在。“工人自治”不過是修正主義把權力下放搞活經濟的另一個說法，在市場調節下，任何權力的下放隻是不斷加劇對工人的壓迫，進而讓工會重新變成商會，而工會的保留，隻是預作鋪墊。

政治意識就是對經濟地位的主觀反映。鮮明的政治意識就是明確的為不同的經濟利益而戰。隻有階級鬥爭迅猛在全社會開展，每個人的政治意識就被充分點燃。

那麽，到底有什麽大事兒需要單獨在“青年”中解決呢？找老婆？在鬥爭中沒機會遇到合適的妹紙麽？

到底有什麽大事兒需要單獨在“婦女”中解決呢？懷孕的勞保問題？拿出來討論嘛，懷孕到底規定多少勞動定額。多大點事兒？

到底有什麽大事兒需要單獨在“工會”中解決呢？既然工人已經分裂成保皇和造反，既然革委會已經是工人執掌政權的機構，那麽工人的分裂問題，隻能是一個用鬥爭來解決的問題。工人分裂，多大點事兒？任何有機體不分裂能成長？我們承認工人是有派的，這沒啥大不了。憲政主義者認為，要用法律把這種分裂的局麵固化起來，以便實行輪值，據說輪值才能實現民主。這隻能是癡心妄想，派別分裂隻能用派別鬥爭，用一個派別打倒另一個派別來彌合。如果看到革委會暫時是“三結合”的，保皇派造反派依然對立，那隻不過表明雙方實力在對峙之中，它們一定會展開更加尖銳的鬥爭，而不是用“法律”來徒勞的固化這種狀態。

因此，工青婦，早就該拋棄了。既然以階級鬥爭為綱，既然革命者明確的把無產階級革命提上了日程，那麽就不存在有任何革命課題可以被性別年齡和行業分割開來。而工青婦隻能走向腐朽。

於是，1973年周恩來發起的重建工青婦運動，隻能起到攪亂文革的作用。事實上，工青婦重建後，直至文革結束，一刻都沒正常執行過職能。河蟹史書歸咎為四人幫的幹擾。可如果這些機構確實是革命中所必須的，那麽怎麽幹擾都能發揮作用的。正如糧店一樣，造反派保皇派再怎麽打，也總是要開門營業的。

但這類機構本來就因為沒法處理階級鬥爭而被拋棄，重建的意義，隻在於安插“解放老幹部”，成為反文革陣營積攢力量的出發陣地。不是四人幫阻礙了這些機構恢複工作，而是文革的運動本身摒棄這種機構。不是社會需要工青婦，而是工青婦如蛀蟲一樣攀附在社會肌體上。但對周恩來的勢力而言，不發揮作用沒問題，他們也知道工青婦就職能而言是冗餘的，但攪屎倒是第一流。隻要能在中央新年致辭上看到“革委會”跟一大堆機構並列，那文革就已經成了個笑話。

而毛澤東批準重建工青婦，革命陣營也無強烈異議，這隻能表明革命者犯了錯誤，表明無產階級身處曆史漩渦之中，無意識的順應潮流拋棄了工青婦，由於沒能對自己的行為提升到曆史必然性的高度去進行理論總結，最後也就無意識的對重建工青婦的運動放棄抵抗。

但在重建之後，革命者又直接感受到工青婦機構的幹擾，如同一個亟待奔跑的人，腿上卻爬滿了水蛭。革命者鬱悶的看到在諸多文件行文上“革命委員會”背後掛上這些僵屍般的機構，革命者鬱悶的看到在僵屍般的機構中不斷的湧進了大批舊世界的僵屍，革命者鬱悶的選派自己的代表卷進了這些僵屍般的機構與僵屍糾纏，革命者鬱悶的看到大量精力被耗費在與僵屍的糾纏中卻眼睜睜看著群眾的冷漠，因為群眾煩躁的認為這是一團亂麻，革委會逐步成了一個充滿空談的機構，革命者被僵屍們拉下水也成了僵屍。

周恩來選拔的工農兵代表們就這樣通過重建工青婦運動積累了初步的從政經驗，並完成分化，在運動中，每個人都經受了考驗並選定了自己需要為之奮鬥的陣營。毫無疑問，這些按照文革前17年接班人標準儲備起來的“人才”大多選擇了周恩來背後站著的人群。

倪誌福，1973~1976，曆任北京總工會主任，市委書記，革委會副主任。他並沒有直接站在與造反派鬥爭的前列，大部分時間他還花在編寫機械教材，給工人培訓等技術實務工作上。估計由於這種砂礫的姿態，本來北京革委會因為征調工人民兵鎮壓四五運動而被清算，他居然啥事沒有。由於曆史材料缺失，我們不知道走資派們怎麽看上了這顆砂礫，但顯然，他被看上絕不可能是偶然的。因為他在1976年10月這個最關鍵的時刻被委以重任，空降上海，“爭分奪秒地開展工作，及時粉碎了“四人幫”在上海的親信、骨幹妄圖發動武裝叛亂的陰謀，團結帶領上海廣大軍民開展深入有力的“揭、批、查”鬥爭，有效摧毀“四人幫”在上海的幫派體係”（河蟹給倪誌福的悼詞）。可見這顆“砂礫”跟吳桂賢不是一回事兒，他在玩潛伏呢。不是親信，還真不能完成這種任務。

改開後，倪誌福重建工會，為籠絡工人建設四化做出了貢獻。他還成為“勞動關係學院”的院長，是河蟹HR行業的最高學府，並順帶培養出大批活躍的“工運服務商”。他也曾經抱怨工會在改革開放大潮中邊緣化，但這隻是他的思路短暫出了岔子，很快他就沉浸在完善河蟹法治的幸福生活中，經他的手批準的法規有《勞動法》，《公司法》，《銀行法》，《訴訟法》，諸多條文盡出其手，編織出一套完備的市場經濟法網，為中國工人網餘鋒先生鼓吹的工人護法奠定了堅實基礎。餘鋒，頂一下你的老前輩吧，清明多燒點紙啊。

此人有點像蘇聯的烏斯季諾夫，技術出身，30多歲就成了最年輕的人民委員，主管國防工業，平時埋頭技術實務，在廢黜赫魯曉夫上，突然發力，是他親自把赫魯曉夫從度假區帶回莫斯科-----不是所有砂礫都不參與化學反應滴。

總結一下吧：

1. 獲取曆史材料是考古學的事情。從來沒有“客觀公正”的社會事務，也從來不存在“寬容”的史學評論。如果讀史不能讓你形成明確的立場介入其中，不能讓你形成與曆史人物相似的愛恨情仇，那麽讀史隻是玩票，隻是消閑解悶。滲入進去，才能有相似的判斷。例如，不站在造反派的立場，不能直接感受重建工青婦運動對他們的打擊，不能認清周恩來作為最大的文革攪屎棍的真麵目。

2. 階級之間的政治鬥爭，步步緊逼，沒有餘地。頭腦要清醒，立場要鮮明，猶豫不決，世界觀搖擺，當斷不斷，必遭報應。階級集團的鬥爭，表現為個人的爭鬥。讀史，如第一點那樣，要求入戲，那就是拉近景，又要跳出來，拉廣角。廣角不是讓你重新回到“客觀公正”的立場上，而是看到集團的大搏殺。身處曆史漩渦，不一定能看到集團的動向。無意識的曆史運動，匯成了明確的曆史走向。毛澤東和江青，首先是戰士，不是神，神鬼是一回事的，捧為神，就由不得別人貶為鬼。戰士，當然會犯錯，激戰，不可能不犯錯。重建工青婦，就是一個戰略錯誤。而根本不是【右而左】之流的左派所理解的“為了民族安定團結”。

3. 與十月革命類似，文革不是曆史的終結，文革才剛剛打開一個缺口。噴薄的岩漿已經把舊的國家機器打的七零八落。如何總結？無產階級並沒有來得及幹。比如，工青婦，事實上已經被摧毀了，但曆史中人並沒能徹底認清，這不僅僅是人事鬥爭的結局，而是階級鬥爭席卷一切，是整個社會所有階層的群眾的所有政治意識被徹底點燃之後的必然結局。在這基礎上，一切關於青年，婦女，工人的問題，都統一歸為階級鬥爭的問題，隻能通過階級鬥爭來獲得係統解決。人民群眾積極果敢的行動，已經領先於理論，事實上摧毀了陳舊的組織機構，但是理論卻沒跟上，沒能嚴密論證出工青婦瓦解的必然性。遺憾，革命者，包括毛和江都不能在重建工青婦這一核心問題上予以毫不留情的打擊，而是亦步亦趨的走向失敗，從1973年後，革命者事實上不得不通過批林批孔這種旁敲側擊借古諷今的間接手段來抵抗牛鬼蛇神借助工青婦全麵複興。可以講，一麵大力批林批孔敲鑼打鼓，一麵批準並不自覺的參與重建工青婦導致行政權被蠶食，實際上革命者投放在這兩方麵的力量相互抵消，左腿絆右腳，步履踉蹌動作無章法，這實質反應出革命者在關鍵時候的猶豫和階級意識的迷亂。

4. 革命的無產者是雙頭鷹。一頭盯著生產，一頭盯著政治。這就叫又紅又專。前麵說過，白專不是不問世事的，正如逍遙派也有政治態度一樣。沒有人是傻子。陳景潤也不是書呆子，人家早就推算出中國以後念大學要給老多錢了，在拚命給娃存錢。所以，何為政治，這是個問題。文革前17年選拔的勞模，成了走資派的群眾基礎。這批人業務能力強，放在資本主義下，不見得混的差，也必然跟領導關係好。在資產階級法權的支撐下，這批人會一步步的把“政治課”給補回來，從而獲得清晰的階級意識。而符合無產階級利益的人才隻能從鬥爭中考察。第一，在生產鬥爭中是否大力促成先進成果的擴散，而不是個人奮鬥，不是下班後“偷偷的學”。第二，在社會鬥爭是否加劇了陳規陋俗的暴露和瓦解，而不是所謂老黃牛任勞任怨精神。每個工人，一麵是生產能手，一麵是政治能手，要反複灌輸一個意識：光幹活就可以保證你工資袋袋平安？保證你能終老？革命事業的接班人隻能是無產階級的政治領袖，當工農兵代表被提拔，每個人都該明白，自己是以政治領袖的身份出現了，自己已經身處階級搏殺的前沿陣地了，自己沒有退路了。這不是榮譽，而是作戰的風險。沒有退路，隻有前進。

5. 指望靠製度來保證可靠的選拔接班人是懶人的做法。不存在這種製度。一個領導的刺兒頭，鬥是鬥了，但他的業務能力如何呢？光嘴炮厲害，隻是政客。一個領導的好部下，業務好是好了，但他是否隻沉迷在個人小天地呢？一切都隻能在鬥爭中證明。法無定勢，隻有兩樣是明確的：要解放，不能靠感恩，也不能靠在業務中埋頭苦幹。心要明，手要勤，事在人為，沒有捷徑，沒有坦途，不要相信一切法律的贈予和領導的恩賜。

6. 最後，工人階級必須老謀深算起來。向周恩來學習，向一切大老板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