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道
社會問題源於製度；製度問題來自文化
儒家文化結構的核心是“家”。這種“家”文化的結構可以用“忠”、“孝”、“仁”、“義”四個字來概括。
這四個字之中又以“孝”為根本。“孝”維係了家庭與家族的基本倫理；“孝”的向上延伸和擴展成為“忠”，整個國家是一個大家族，帝王就是頭號大家長——不忠不孝是十惡不赦的重罪，人人得而誅之；
“義”是家族倫理的橫向擴展，“四海之內皆兄弟”——結黨營私，結黨奪權爭利，是儒家文化官場的傳統文化；
而“仁”則是君主官吏或家族長輩對下的恩典，君主官吏或家族長輩被儒家當作聖人，是永遠偉大、光榮和正確，出了問題都是小人（即下級）的過錯和責任。
“忠”、“孝”、“仁”、“義”是搭起中國文化結構的四根支柱，上下縱橫互為支撐，形成一個不可拆散的完整框架，衍生出中國文化中大部分意義、價值、倫理與道德的體係。所以社會公德是不受重視的，自私自利衍生為團體、血緣和地域利益的親疏，遠近，輕重和高下。所以任人唯親是儒家這種文化的延伸；而強權就是真理，有權有錢就有地位，隻要有了地位，對於小人（勞動人民，下級和後輩）就會永遠正確。
儒家構建的傳統腐敗文化的根源就是勝者為王，王者為聖，小人卑賤，敗者為寇。
儒家文化對於公平和正義的蔑視是根子裏的，對法律至上是萬分敵視的，這就是中華民族全民腐敗的根源。
儒文化的劣根
改革打經濟起步走，目標是建立現代社會。這就要政治、思想文化、國民性等各方麵統統地去舊圖新朝前邁，哪一方麵跟不上趟，現代社會建立之難就難於中國男足舉起世界杯。
盡管咱們的立國指導思想是泊來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但曆史悠久，影響深遠的傳統文化的主流卻是儒文化，而儒文化跟“平等、自由、博愛、創新”的現代社會基本精神格格不入，必須被堅決清除。可事情很奇怪，清除的號角不光遲遲沒吹響，這幾年儒學反借國學之名火起來了，孔老頭這把“數千年前之殘骸枯骨”（李大釗語）又被塗抹得金壁輝煌、花枝招展。這無疑大大地加大了清除的艱巨性、跟迫不及待。
咱們來說說儒文化的主要壞話。特別是締造者孔丘的壞話，好打根兒上瞅瞅清儒家到底是個啥東東。
一、極力弘揚等級觀念，維護等級秩序，以君為本，媚上欺下。
中國的奴隸、封建社會都把人分等分級分門別類。除了大致分統治者跟被統治者（官、民，貴族、平民，主、仆）外，還細分有十幾個等級。儒家老大孔丘活在奴隸製要玩完、封建製粉墨登場的大變革時代，原先森嚴的等級秩序那會兒有些鬆動，一些下級也用上級才能用的禮、樂舉行儀式、享受生活、負該上級負的社會責任。孔丘認為“是可忍，孰不可忍？”說這是亂世，要治亂世隻有一個藥方就是“克已複禮”。意思是每個人都從我做起，從現在做起瞅瞅清自個兒的身份、地位，完了，嚴格照古禮法規定的自個兒這一級的規範說話辦事兒。“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誰也不掙脫禮教的枷鎖，社會就OK了。跟“克已複禮”類似，孔丘還提出“正名”的主張，要為政者首先擺正大夥兒的名份，劃分清等級，大夥兒都要嚴格遵守各自的名份，不許違禮犯上。
“克已複禮”及“正名”是儒家核心政治主張，孔丘不光滿世界宣揚，還言行一致地親自踐行。在官運亨通前，做為魯昭公的親信幕僚，雖說自個兒沒資格上朝，卻替昭公製定了一套可繁瑣的大夫上朝下朝的禮儀。昭公強按著大臣們的頭皮做了一陣兒，在費時費力的折騰中，叫昭公顯擺足了君威，叫大臣強化了自個兒的臣屬意識。後來，孔丘飛黃騰達當了縣長，（那會兒國下麵沒省、市，縣上頭就是中央，縣長是封疆大吏，高幹的幹活）上任頭件大事兒就是大修衙門，以樹官威，以別民居，這種做法兒到今兒還被可多領導學習。第二件事兒是在全縣嚴查違反禮法的行為。嚴禁兜裏趁錢兒但頭上沒烏紗、沒封號的群眾出門象領導樣坐馬車，隻許坐牛車；掛了隻許用一個棺材，不許象領導樣棺材外再套個大棺材；吃飯不許用雕刻了繁華花紋的器具，不許欣賞八人及以上表演的歌舞；穿衣料子不能太貴；身上不許佩戴夠級別才能戴的貝呀、玉呀啥的，等等。再後來孔丘調魯國中央工作，青雲直上曆任司空（似農工水利部長）、司寇（公安司法部長、警察總監）、大司寇（主管政法的副總理）、攝相（代總理）。滿朝文武，數他對國君、上官的禮最多、腰最彎，恭敬到了半真半裝的戰戰兢兢、哆哆嗦嗦的地步，叫同僚大呼惡心，但國君跟上官卻很開心。身居高位，身處各國紛爭的戰爭年代，他不想著咋樣禮賢下士、不拘一格招攬人才，以及銳意改革進取好趕緊富國強兵、保土衛民，卻仍把精力花在違禮糾察上。他發現魯國世襲實權三大家族“三桓”的封縣壘的城牆都太高太厚，嚴重超標，跟京城城牆似的，人稱“三都”，就調唆國君、迷惑“三桓”，悍然發動“墮三都”的軍事行動。結果引發三場內戰，多少生靈塗炭，多少人民流離失所，國家政權差一點兒被顛覆，城池差一點兒被齊國趁亂占領，國防實力大大削弱。
盡管孔丘重視以親情為中心的人情世故，但在維護等級秩序上卻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顏回是他公認的德行最高的**，淡泊名利，團結同學，記人好不說人惡，吃苦在前，享受在後，擱社會上跟同學中廣有賢名，威望大大地高，是事實上的學生班長。英年早掛後，同學們劇烈要求稍稍厚葬，以彰其德，以寄哀思。可老頭兒死活不叫，說顏回同學一輩子沒當過官兒，再賢也不過一介草民，賢而不貴隻能薄葬，厚葬隻有貴人才配，哪怕他可壞蛋。他這話不得人心太，先前老唯他命是尊的學生這回沒搭理他，硬給顏回的小棺材外又套了個大棺材。老頭兒就對著顏回的死屍哭著說：“乖呀，你地一輩子守禮，死了死了地卻違禮一回，使你德行地有虧。乖啊，這事兒你地甭怨老師，要怨就怨你的同學吧。”擱他的老眼珠子裏，等級遠重於德行，最好的德行就是服從等級秩序。
儒家後來靠皇權撐腰，成為封建社會統治思想後，對等級的推崇越發起勁兒，使得中國封建社會越往後等級越森嚴，平等越不提一詞。等級觀念越往後越深入人心，到今兒，擱華夏兒女的腦海中依然根深蒂固，枝繁葉茂，盡管嘴上已有時嘣出“平等”字眼兒了。
在等級秩序中，君主是最高一等，是等級的核心，禮儀的極致。儒家的“三綱五常”中最主要的是以君為綱、臣為目，綱舉目張，一張大網就跟逮魚樣罩住了人民群眾。君是君主製國家的主人，唯一的主人，所謂“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君跟民是主仆關係。君是一切禮法的原始出發點和最終歸宿，也是文化精英們關心的中心。比方曆來被做為重視民眾標榜的“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一語、的重心其實在舟不在水。說這話的人最關心的是咋樣叫水好好載舟，保證舟的安全才是目的，必要時調節一下下水流甭使它太急了、堵塞了隻是個手段，完全是為了甭叫水把舟弄翻了，以便能舟行萬裏，舟行萬年。這裏舟才是主位、本位，水是次位、客位。亦即君是本位，民是客位。
君主既然是一國唯一的主人，忠君便是所有的仆人對君主一個人的忠誠、敬仰，一切人聽命於一個人。對君主的個人崇拜，隨著中華文明的發展而與時俱進地不斷發展：春秋戰國時，國君、大臣還能圍在一個榻榻米上商量事兒；到漢時儒生叔孫通製定了朝儀，比孔丘當初定的嚴厲了可多，叫皇上成為一種大大莊嚴、大大肅穆、大大恐怖的權威，君主高高在上，大臣見皇上時，有衛士在旁監視，甭管誰態度不合規格，比方偶爾抬下頭，胡亂放個屁啥的，就要被處罰，這使君主遠離了大臣，更遠離了人民，不過這會兒宰相跟年老體弱德高望重的大臣還可坐著跟皇上說話嘮嗑；到宋時，座位也撤了，統統地站班、跪稟，常有體力不支的昏倒在朝堂上，成為一道政治風景，但這會兒大臣還可自稱為“臣”；到清時，不光要跪了，王公大臣也得口稱“奴才”。大臣尚且如此，更甭說普通人民了。總之，君主越來越高大、神聖，臣、民越來越矮小卑賤。
好不容易推翻帝製，建立了民國，沒了皇上，革命先驅孫中山先生說“天下為公”，不歸一人一家私有，一劈頭想發揚民主。可革命果實老被人搶，就又體味到忠的必要，要求黨員宣誓效忠他個人。完了，蔣中正也強調“忠於領袖”，搞黨國一體，在國**專製，在黨個人獨裁。完了，共和國開幕，咱們一度無限忠於毛主席，跟臣民喊皇上樣喊“毛主席萬歲”，終於導致了“文革”浩劫。截止到今兒，最後一個被忠於的個人應該是“英明領袖華主席”。直到改革開放、破除個人崇拜後，才隻提忠於黨和人民，不再提個人。這是個可不小的進步，進這一步花了幾千年，費老鼻子勁兒了。
君本主義助推個人專製、中央集權及國民奴性。皇權無限，一元獨裁，民權不見也不爭，是中國災難重重，舉步維艱，終於落在西方屁股後頭可遠的第一原因。
跟以君為本並行不悖的是以官為本。官既是君的統治工具，很多官尤其一把手在自個兒的一畝三分地兒裏又是一個小君，在自個兒的天地裏，自個兒的利益高於一切，啥事兒自個兒說了算，要求下屬跟群眾忠於自個兒。如今正經的君本位沒了，但官本位仍市場廣大，想清除不費九牛二虎之力恐怕不中。
為維護等級，弘揚君本，儒家宣揚愚忠，認為民對官、臣對君、下級對上級隻能服從，不能反抗，不配監督，甚至不能批評。孔丘說他特惡心在下位的說在上位的壞話。如果上頭實在壞蛋了太，一個有良心的人，應該溫柔並盡可能婉轉地勸諫一下下（孔丘反對直諫，那可能直斥上非、強加於上，涉嫌僭越），上頭不聽，良心又不允你同流合汙，就隻能拍屁股走人，而不能張揚上惡鼓動把上頭掀翻。即便惡如殷紂——孔丘遠祖微子的弟弟，吃人肉喝人血了，孔丘仍然對伯夷、叔齊倆人攔住造反的周武王的駿馬，反對他以下犯上，等周武王革命成功後倆人不吃周朝糧活活餓死的行徑，大加稱讚，樹為忠臣標兵。這是赤條條地宣揚不辨是非善惡、隻遵守名份等級的愚忠。孔丘認為周武王有原罪，雖然同時又提倡承認既成事實，服從新的領導，以免新的革命，新的以下犯上。至於惡人治下受煎熬的百姓，孔丘會充滿同情地歎息，完了說那是你的命不好，命該如此，認了吧，對這樣的領導，該忠還得忠。
等級製度、君（官）本位必然導致社會不公，越往上權利越大越多義務越少，越往下權利越小越少（直至無）義務越多。曆代禮法都保護上層利益。撇開君主的權力跟利益沒邊沒沿不說，在臣民中，上等人能得賞賜的土地，下等人得不到，下等人要服勞役，上等人不用。要是犯了法，依“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下等人當刑必刑，沒得商量，上等人除了極惡必刑，還可用錢贖，用罷官降爵、流放代。下等人殺上等人死罪難跑，上等人殺下等人則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不搞一刀切。如果下等人是上等人的奴仆，又有錯，殺了大多白殺，如果不是奴仆，又沒錯，則處罰也輕於以下殺上及同等人互殺，很少償命。要是遇到民告官、奴告主、子告父、下官告上官，受理的人必須不問青紅皂白先把民、奴、子、下官打一頓或罵一頓再審，一旦有丁點兒不實，就是誣告，罪加一等，即使定了被告的罪，贏了官司的原告，也有可能因犯上而被流放。
不光在實利上護上欺下，儒文化在態度上也媚上歧下。孔丘認為上智下愚，又說“君子（上等人）之中，不仁的人是有的罷，但小人（下等人）之中卻不會有仁人。”那會兒的“君子”、“小人”主要指身份、地位，後來才指德行。還說“貧窮而沒有怨氣很難做到，富有而不驕傲容易做到。”明顯拍富貴人的馬屁。可事實上，大多窮人是忍氣吞聲地活著，大多富人是驕橫拔扈地活著，孔丘的話整個一顛倒黑白。幾千年中華文明中，歌頌皇上、王權、上官的文章、詩詞歌賦、曲、雜劇、京劇多如牛毛，一直是文化的主旋律。儒家頌揚帝王說：“天子一人做件好事兒，就可福蔭天下。”就連杜甫這樣關注民生的好詩人也寫過不少阿諛奉承的詩。今兒皇上、王權沒了已，但歌頌它們的電影、電視劇、戲劇、書籍、乃至廣告仍滿眼都是，觸目驚心。而上官仍在，唱頌歌的仍如牛毛。
二、一元專製，禁錮思想。
孔丘有幸生活在中國曆史上最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時代，思想解放，學術繁榮。可他一旦掌權，就立馬容不得他花他家。當上代總理第七天，老頭兒就把法家少正卯先生的腦袋剁下了，還命令在大街上暴屍三天。以後的儒生，也極盡排斥打壓他家之能事。漢代大儒董仲舒要求皇上“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從此儒家成為封建思想的正統，2000年不許任何人質疑挑戰。儒生極不寬容，習慣我是你非，一是眾非，不許人爭辨，誰的牙縫裏嘣出半個不字，誰就是異端邪說，一律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利用他們掌握的權勢，除功名，斷仕途，下監獄，砍頭抄家，啥手段都使，實行思想文化上的白色恐怖。魯迅先生評論董仲舒的這招，比秦始皇焚書坑儒還要陰險毒辣得多。“百家罷後無奇士，永為神州神禍胎。”此後，中國封建社會拜拜了“學術自由”、“思想解放”這倆詞兒。
儒家之所以能獲專製政權的支持，一“花”獨放，“香”飄2000年，是因為它的東東符合專製政治的需要。專製獨尊的思想文化跟專製獨裁的政治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狼狽為奸，使中國人跟西方人比起來，在專製的黑暗中呆得時候更長，更少民權、人權。李大釗說儒文化是“曆代帝王專製之護符”，一點兒錯的沒有。事實上，2000年來的精誠合作，已使鼓吹政治專製、一元的儒文化不僅僅是一種很霸道的文化，而成為政治的一部分，儒生不僅僅是思想門派，更是政權的骨幹。儒文化是個政治文化。
當統治者用孔孟之道、孔孟之德治國，把國治理得每每哀鴻遍野、動蕩不已時，儒生仍不許非議他們的學說。他們把政治分為“理”跟“勢”兩部分，“勢”指具體的政策製度、人事等，“理”則是在“勢”後支撐並製約“勢”的一套理想模型、意識形態跟文化價值觀念，即孔孟之道。儒生認為“理”高於“勢”，是萬古不變的絕對真理，社會走壞隻是因為“勢”沒跟“理”完全吻合，批評者頂多隻能說說“勢”的壞話，唾沫星子絕不許噴到“理”上，對“理”隻能迷信、崇拜。這樣，盡管中國政局不斷變幻，社會不斷動蕩，卻始終掀不翻儒學的統治地位，沒法打根本上徹底去舊迎新，沒法新生。且曆次改革統統地敗北，哪怕隻是針對“勢”，因為事實上“理”、“勢”密不可分，不革“理”的命，也難革“勢”的命。
三、重政治，輕人文、人道。
孔丘出身官僚。沒發跡前，好到處跟人說自個兒是“殷人”，而不說是“魯人”，意思是賣弄自以為高貴的血緣，可以追溯到殷天子。殷朝倒數第二個天子的兒子中，微子打偏妃出，紂王打正宮出。後來微子叛國降周，被封為宋國開國國君，以後同族子孫世代國君、高幹的幹活。為了分清支派，其中一個叫孔父嘉的大司馬（軍委主席）以孔為氏。氏是姓下的分支，姓還是宋國君的姓，宋國君跟殷天子同姓，姓子，微子叛國時沒有叛姓。完了，孔父嘉在宮廷鬥爭中頭被“哢嚓”掉了，他兒子逃到魯國，後來這支就姓了孔。到魯後姓孔的身份打公室貴族降為一般貴族，幾經沉浮，到孔丘他爸孔紇時仍當了大夫。孔紇在魯國首都曲阜城外有片封邑，他在那兒建了孔府大院，養活了一妻二妾，九個小姐，兩個少爺。孔丘是他老年納小妾生的最後一個娃，是他的掌上明珠，打小錦衣玉食，三奴五仆地伺候。孔紇掛後家道漸敗，但孔丘心中早已把自個兒認同為統治階級的一員，早有淩雲誌要當大官光宗耀祖，重振雄風。
打少年起孔丘就屢叩官門，並做過幾個小官兒，管過戶口，收過租稅，當過大貴族的家臣。但到三十多了沒啥進步還，老基層幹部的幹活，長歎息懷才不遇後不得不辦了所學校。當老師壓根兒不是他的誌願，是他遂不了心願後的一種現實選擇：一來收學費補貼家用，養活媳婦、兒子、閨女、牛馬、仆人；二來傳播自個兒的思想，擴大聲名，以期以社會賢達身份當大官兒，“曲線救國”，還可以此結交權貴。他事實上的第一個學生南宮子容大夫（辦校前結識的，沒舉行拜師儀式，但可折服他的口才一直叫他老師，對他盡學生對老師的義務）就是魯國當政家族“三桓”中孟孫氏的第二號人物，他娶宋國大夫的閨女當媳婦也是這人保媒拉纖。在這人的強烈引薦下，孔丘早早就搭上了魯昭公的線，複禮的理論被昭公欣賞，常進宮嘮嗑，陪吃陪喝陪娛樂，也能出出主意，編個朝儀啥的，並常得賞賜。他去洛陽請教老子時，魯昭公賞了他一輛馬車，兩匹馬，兩個童仆；他喜得貴子時昭公特地送了條大鯉魚作賀，“鯉”“禮”同音，孔丘立馬給兒子取名孔鯉，以謝君恩，以表推禮之心。可惜昭公隻是個名義上的國老大，國老二、“三桓”中季孫氏總理不待見孔丘，才使得他的願望無法得逞。完了，昭公掛了，季總理掛了也，定公繼位，小季總理當權。南宮同學再向定公、小季總理劇烈推薦，加上孔丘聲名日盛，使他終得平步青雲，扶搖直上，五、六年打縣長爬到代總理，實際主政魯國，真真地大權在握，炙手可熱。然而他政績平平，靠禮治既不能富國也不能強兵，又心胸狹窄，濫殺政敵學士，惹得群臣反感。完了，定公跟小季總理也不再待見他，孔丘終於在一月黑風高夜偷偷跟魯國不辭而別，跟林彪出逃似地慌張。到外國後，老頭兒也是一直遊走在高層，堅持不懈跑官要官，幾度差點兒得手，又幾度告吹。但各國大抵都把他當名人、老幹部待，官不給俸祿給，還可多，長期比照副總理級，應該說他跟各國當權者的關係也算融洽。老了回國，被尊為國老，仍照副總理級關晌到死。在孔丘當官、要官的同時，他的學生也或靠他的推薦，或靠自身能力紛紛從政。他在朝堂上放屁很響時，儒門竟有五、六人當了縣長，另有當總理府總管啥的，擱魯國政壇形成了儒派。他的得意**子路同學官兒做到跟從的馬車達上百輛，家裏存糧上萬鍾，最後死於宮廷政變，子貢同學曾當魯、衛倆國的總理。
老頭兒掛後，魯主親自吊唁，流著眼淚鼻涕致悼詞，叫他“尼父”（孔丘字仲尼），稱他“聖人”，給他批了孔林，建了孔廟。有了墓、廟後，魯國當地官員凡新到任的，都要先來拜拜這死老頭兒，完了才能處理政務，跟拜碼頭似的。漢以後各朝各代政權都無比尊貴他，打劉邦起皇上們排著隊祭他，直到不叫皇上但依舊獨裁、終身的蔣介石。唐時封孔丘“文宣王”，之後甭管皇上咋走馬燈地換，他的王位不變，成為中國唯一一個千年王。不光他，他爸在元時也被封為“啟聖王”，他媽跟他媳婦都被封為誥命夫人。他的嫡係子孫漢時已封侯，隋一度封公又降為侯，唐初封侯後升為公，宋封“世襲衍聖公”，以後一襲幾個朝代。袁世凱複辟時，曾讓國給衍聖公，衍聖公不要，就加封他為郡王，孔門到此已有三王。民國沒王沒公了，蔣介石又叫十五歲的小毛孩孔德成當“至聖先師孔子奉祀官”，同特任官（政府部長及以上官員）待遇。一直到人民翻身當家作主後，毛澤東認為孔丘反動透頂，大壞蛋一個，才沒再給孔丘後人封官，也不去祭孔。但這幾年祭孔又死灰複燃了，先民祭後官祭，隻是一把手還沒去，千萬甭去。
可見，孔丘的生前、一生、死後都跟政治、政權、政府打得那個火熱，水乳交融，他絕不隻是個所謂的教育家、思想家，他首先是個政治家或叫政客。
孔丘除了親身為政治服務，他的學說也主要為政治服務。他的主要言論，儒家經典的主要內容根本就是在講授統治術、馭民術，在勾畫統治秩序以及為政府培養乖乖仔的順民。所以，老頭兒才被政權如此青睞。隋唐以後，更拿“四書”、“五經”做為選拔官員的科舉考試的主要內容，使儒生成了封建政權的中堅。曆代莘莘學子信奉“學而優則仕”，讀書就為當官兒，混跡政壇。可以說，儒文化打形成起，就跟政治融為一體，以後越融越密，是個不折不扣的政治文化，而絕不隻是個思想學術流派。
做為政治文化、官場文化，其主旨是為統治提供依據跟培養順民，不重視人文、不關注人性就是理所當然的了。孔丘從沒鼓勵人思想自由，個性解放，反老是教人克己，循規蹈矩。尤其到了宋明理學猖狂時，更是公然提出“存天理，滅人欲”，徹底撕掉了儒家裹著的“仁政”的遮羞布，赤裸裸地殘害人性、鄙視人道主義。所謂“天理”，就是封建道德、行為規範，即“三綱五常”那套，所謂“人欲”，實際上是人們正常的生活需要。在一個曆來強調忠孝服從，統一集中的國度裏，到這會兒甭說身心自由、個性張揚、人道關懷了，連基本的生存權都被打壓、甚至剝奪了，人們被殘害的程度再一次大幅提高。這時的儒文化徹頭徹尾成了統治工具。
宋明時“天理”具體是啥哪？舉倆例子：一是宋起大力鼓勵、後來就強迫女人纏足，生生把腳扭彎、腳指頭扭斷；二是明皇命活人陪葬。這就是“天理”，這就是咱們這個文明古國的進化，誰要解放女足，誰敢反對給皇上殉葬就天理難容。就這樣，理學還要帶個“學”字，理學家的臉皮真比城牆拐彎還厚，後代進步思想家直斥他們“以理殺人”，統統地劊子手，理學就是把血淋淋大刀。
四、重人治跟道德說教，輕法治。
古代有種觀點，胡說人德行的高低跟他社會地位的高低（在官本位時代，主要由官爵體現）成正比。儒家深信此胡說，廣為鼓吹。他們主張“仁人政治”，就是由有德行的仁人當統治者，最有德行的人亦即最仁的人當最大的統治者，反過來，誰當了最大統治者，誰就是最仁的人，萬一不是，就要想方設法教他成為最大的仁者，當天下德行的榜樣。在“仁人政治”的模式中，首先剝奪了廣大下層人民群眾參政議政、當家作主的權力，因為孔丘說“小人之中不會有仁人”；完了，也不講監督製約。一來所謂監督一般是沒權的、權小的對有權的、權大的人的監督，可這些沒權的、權小的人比不上有權的、權大的人仁義，他們不配監督，隻要服從仁人的領導就OK了；二來以下監上非禮，非禮即為不仁，“仁人政治”中容不得不仁的東東。這樣，事情的關鍵就是找一個以及一幫高尚的仁人當頭兒，告他跟他們說隻做好事，甭幹壞事就結了，而不是用法律、製度、民主監督啥的製約頭兒，叫他、他們不得不高尚，不能、不敢幹壞事。“仁人政治”為後世人治猖獗、法治淡薄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基於這種認識，每當王朝昏亂、腐敗風行時，一些有良心的“有識之士”就要站出來痛斥社會道德淪喪，要求領導及大夥兒多讀聖賢書，提高覺悟，見賢思齊。道德叫囂的作用擱當時是濕濕碎，擱長遠是負的，為虎作悵。因為越強調道德就越忽視法治。因為封建道德本身說到底就是維護少數權勢者的利益的，這道德中有太多的上尊下卑、不平等、歧視，叫人安分守己、聽天由命，不許革命，不許批評領導，否則就是不道德，而清廉僅僅是道德中的一朵小小浪花，等級、奴性、服從才是道德的核心。
這麽一來，以權代法、以言代法、因人施法就沒法不長盛不衰。法律常被束之高閣，雖然這法律本身已經對弱勢群體不公，偏向權貴富人了，實行中的長官意誌淩駕於法，更沒了百姓的公道。這就難怪“衙門口，朝南開，有理沒錢（沒權）別進來”的觀念，一直流行民間了。
完了，民主更是天方夜譚，擱“仁人政治”跟兒，道理上都說不過去。
五、頑固守舊，嫉創新如仇。
儒家打出世就有複古保守性。“儒”原是祭祀中的一個工種。正規祭祀可麻煩，除主、副祭要上香、許願、叩拜、獻祭品，樂隊吹打彈唱外，還有“史”協助主、副祭，並記錄過程；“卜”解卦；“巫”代向鬼神禱告；“祝”向鬼神歌功頌德。後來，又打“史”“卜”“巫”“祝”中分出個“儒”，本職工作是報下程序，有點象司儀，有時也肩負其他工種的責任。祭祀的對象除了天地，就是祖先、古人。孔丘打小就特喜歡祭祀，他家離魯國搞大型祭祀的太廟可近，那邊兒音樂一響，他一滋溜就跑去看熱鬧了，那邊兒沒動靜時，他常組織小朋友玩祭祀的遊戲。走上社會他的頭一份工作就是當祭祀樂隊的吹鼓手，不久就為貴族人家當“儒”。完了，他的學生也不少人戰鬥在“儒”的崗位上。“儒”這一古老的職業形象，活靈活現地標示出儒家的一些基本嘴臉：為達官貴人服務；重儀式、講排場；麵孔呆板嚴肅，缺乏激情活力；粉絲古代，尊重先人，中規中矩，厭惡創新。
儒家綱領性口號“克己複禮”的“複”是恢複、複辟，要恢複、複辟的是“禮”是將要被當時的時代拋棄的殷和西周的禮法。孔丘從政、當政時，以身作則，身先士卒維護舊禮法，反對順應時代潮流的土地租稅改革等“非祖宗之法”。掛前編修的《詩》、《書》、《禮》、《易》、《樂》、《春秋》，除了《春秋》在以《魯春秋》為藍本，記錄曆史時，有自個兒的語言，曲折而不直接表達了點兒自個兒觀點，算半編半著外，其他基本是純編輯的工作，就是古文獻的刪核、匯編，沒自個兒的新東東。孔丘自鳴得意地標榜他這種作法叫“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述”是傳舊，“作”是創始，孔丘隻傳舊，不創造。後來儒生都把“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奉為古訓，誰要不述而作，懷疑古人古文，就是離經叛道，大逆不道大大地。
孔丘還要求“君子有三畏”：一畏天命，要甘受命運擺布；二畏大人，即地位高貴的人，做好奴才；三就是畏文王、周公等老爺爺傳下來的典籍訓誥，即聖人言，不可輕易篡改加添。又說：“不踩著前人的腳印走，學問、道德就修養不到家。”後人對前人隻能亦步亦趨。到東漢時規定，知識分子辯論，發表文章，統統地不許超出他老師教他的範圍，這叫“師承”，超出了，不光學說成立地不能，還違犯法條，要打要罰。宋明理學也劇烈強調尊古複古，以周公、孔孟為不變真理。凡此種種，使得文化人熱衷於對經典的注釋、考證、匯編，不熱衷於各抒已見。尤其在文禁最嚴的明清，成就了許多的“全書”、“字典”、“大典”啥的。這種態度，扼殺人的思考力、想象力，叫人僵化，文化成了一潭死水。這樣做，有力保障了封建思想、封建文化代代傳承，在中華大地屢屢掀起複古熱，阻礙思想文化推陳出新，及政策、法令隨時代而變。幾千年裏，隻要時代跟古書不搭脈，就說時代錯了，譴責“人心不古”，壓根兒沒與時俱進這一說。正是在這種氛圍中，王安石先生一句“祖宗不足法”才如石破天驚，變法才引來無窮大的阻力，並最終玩完。不光他，曆史上搞變法維新的找不出哪個有好下場的。
崇拜祖宗、厚古薄今深深溶入國民性中。連可多象阿Q這樣最底層的草根都喜歡豎起大拇指，晃著小瘦腿跟人吹：“想當年，俺祖宗……。”從個人到民族都好跟人誇曆史誇祖宗。悠久的曆史中的確有有價值的遺產，可更有大量該淘汰的糟粕，給人負擔。毛澤東就認為一張白紙沒有負擔，才好寫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畫最新最美的圖畫。我們負擔地太重了，減負地大應該，輕裝地大應該。曆史有時跟一個人的戀愛經曆似的，越多越缺少激情、活力。過份在意從前的厚重，常常使今日難以輕快前行。
六、鼓吹“親親”，重小團體利益，輕公共利益，重人情，輕正義。
中國人一直少博愛精神。盡管孔丘吵吵過“仁者愛人”，聽上去挺美，可緊接著他又說“愛有等差”。就是說仁者的愛並不是一視同仁地灑向人間，而是要分親疏尊卑遠近：先愛君主、父母及老師等地位比自個兒高的；再愛兄弟、老婆孩子、族人、親戚，及地位跟自個兒相當的人；再愛朋友、鄰居、老鄉，及地位低下的人；再愛同國的人；最後還剩餘有愛，才給毫不相幹的天下人。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說在敬自個兒老人基礎上，再推及別人的老人；在愛護自個兒的乖乖的基礎上，再推及別人的乖乖。是有順序跟程度不同的。不能簡單理解成“象敬自個兒老人樣敬別人的老人；象愛自個兒孩子樣愛別人的孩子。”要那樣該這麽說：“老人老，如同吾之老；幼人幼，如同吾之幼。”把愛分三六九等，跟政治經濟社會地位上人分三六九等合拍。
“愛有等差”基本上是圍繞自個兒向外劃圈，離自個兒越近越愛，越遠越不愛，愛不同，對人對事兒的態度就不同，實際生活中自然而然地“親親”，即親愛、維護自個兒的親屬。“親親”是儒家提出的另一愛的主張，跟“愛有等差”相類，更強調家庭、家族。為了落實“親親”，儒家提倡一家人不光要一團和氣，互敬互愛，要是誰犯了罪危害了社會還要互包互庇，才顯得抱團兒。才好保持家庭穩定。孔丘周遊列國時，在葉縣葉公曾跟他顯擺自個兒家鄉人民巨正直，說有個小夥兒的爹偷人家的羊，他是非鮮明地站出來告發、作證，使偷竊者受到應得的懲罰，丟東東的找回了財產，實現了社會正義。孔丘聽完呲牙一冷笑，說：“我家鄉正直的人跟貴家鄉不一樣大大地，我們那兒父親為兒子隱瞞罪惡，兒子為父親隱瞞罪惡，正直就表現在這裏頭了。”後世法律依孔丘的意思，明文規定親屬之間互相隱瞞犯罪事實的不論罪或減刑，而該隱不隱則要處罰，謀反、親屬間互害除外。就是說君親不能害，害別人隨便、不管。公開鼓勵人們自私，為顧小家庭、小團體利益可以不搭理社會公義。
“親親”鼓勵以人定是非，人情大於法，叫人多關心個人、家庭利益，少、不關心他人、社會利益，做家庭人，不做社會人。這使得國民重私利輕公利，缺乏同情心、理解心，也缺乏對公共事務的興趣跟熱情。可見，咱們的公民意識打老早就缺乏，就被刻意地不培養了。難怪西人說咱們是個人情社會，不是個是非社會，難怪咱們處處裙帶翻飛，常常因情廢法，每每不講公德，難覓合格公民了。
實踐中“父子相隱”的重點是“子為父隱”。當家的揭孩子的短尚說得過去，不構成犯罪，當兒的揭爹的短就大逆不道了，必繩之以法。這裏還是有個等級問題，還是不能以下犯上。跟“子為父隱”類似的還有臣為君隱、徒為師隱、賤為貴隱、窮為富隱、不肖為賢隱等等。“長者雖有罪，一夫敢生恨？”不光違法犯罪行為要隱，品行、才智、健康、出身等各方麵不好的地方，儒家都要求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儒家認為必要的向親不向理，向上不向公，必要的犧牲部分人（慣常是弱者方）的權益，必要的犧牲社會正義、良知，是維護秩序應付出的代價，是值得的。擱他們眼裏，秩序比正義重要，人情比良心重要，尊嚴比真相重要，家庭比社會重要，狹愛比博愛更實惠。當關注下層，關注公義，胸懷寬廣的平民思想家墨子提出“兼愛”，號召不分血緣親疏地位尊卑平等愛人時，被儒家老二孟軻破口大罵為“禽獸”。因為他覺得人跟人一旦平等，君、父的至尊統治地位就沒法維持了。回望曆史，這些為貴族服務的自詡為“正人君子”的思想家，把“禽獸”思想家排擠出社會舞台後，其作為、後果，客觀地說的確不能把他們也罵為“禽獸”，應該是“禽獸不如”。
“親親”在破壞社會正義的同時，也使社會誠信缺失。要求人們為上位者隱，為親屬隱，為名流賢士隱，就是明要你甭說真話，真話都不能說，何談誠信？誠信總不能建立在謊言的基礎上吧？所以，可知儒家雖然有時也吵吵誠信，都是很局限的，必須服從等級、親親等各種秩序，是為秩序服務的。這樣的“誠信”是建立不起誠信社會的。
七、提倡愚孝跟男尊女卑，摧殘人性、人生。
封建社會的核心等級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儒家的核心道德是忠孝。儒家宣揚的孝道跟忠君相連，為忠君服務，由孝及忠，封建的家長製跟封建君主專製相輔相成。孝道跟等級相連，為秩序服務，是奴性訓練的一個重要方麵。孔丘的學生、因為尊容象他而在他掛後一度領導儒家的有若，曾直言不諱、洞若觀火地說：“做人孝父母、敬兄長，卻喜歡觸犯上層人物，這種人少有；不喜歡觸犯上層人物，卻喜歡造反作亂，這種人是沒有的。”
跟今兒的敬老在人格平等基礎上的互幫互助、互敬互愛不一樣樣，儒家的孝完全不管子女的人格完整，劇烈損害子女的正當權益，直至生命權，所謂“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孝”、“忠”都成了殺人的刀子。
來看幾個傳誦千古的故事。
孔丘的學生閔子騫同學打小沒娘，後娘惡心他。冬天，後娘給自個兒親生的倆孩兒穿用棉花做的真棉衣，給子騫同學穿拿蘆花做的假棉衣，看上去也鼓鼓厚厚的，就是不擋風禦寒。子騫同學冷得從早哆嗦到晚，也不找親爹告狀，不跟後娘的可惡行為做鬥爭，不維護自個兒的合法權益。
有天他爹坐車出門，叫子騫同學擱前頭趕馬牽驢。北風那個吹，雪花那個飄，子騫同學凍得拿不住牲口的韁繩，一會兒一掉，把他爹掉惱了，一馬鞭抽他身上，瞬間蘆花打破的衣縫中紛紛飛出，跟雪花在空中糾纏。他爹這才大吃一驚，罵兒子蠢，為啥要忍受摧殘，不報告爹哪？子騫同學說揭露娘的惡是不孝，不孝是大惡，比娘虐待他還惡，他不能作惡。他爹說回去就休了那壞女人，子騫同學忙跪雪地上攔住說，有她在，就他一人挨凍，攆走她，倆弟弟也沒棉衣了。
閔子騫被樹為孝子標兵。可他這麽做不光犧牲自個兒的合法權益，還不分是非正邪，姑息養奸，置正義、善良於不顧，對惡行一味投降、包庇、縱容。
晉朝一叫郭巨的，一劈頭也是有錢人家後生，爹掛後，他托大把家產平分給倆弟弟繼承，自個兒要個老娘來養活。後來，日子越過越緊，直到添了個寶貝兒子。瞅瞅白發蒼蒼的老娘，瞅瞅快見底的米缸，郭巨摸著兒子紅樸樸的小臉蛋，跟媳婦說殺了寶寶吧，省下糧給娘吃。他媳婦超三從四德，忍著撕肝扯肺的疼，隨丈夫到外麵挖坑埋兒。擱今兒郭巨殺人犯的幹活，但先前他一直當模範。
儒家的“孝”還剝奪了子女的自主性，使其身心不能健康生長，人格不能獨立、健全，成人兒童化、依附化。孝子的婚姻、事業、置業等等大小事兒都要聽從父母安排，即使父母上天堂或下地獄了，也要“三年無改父之道”，也提倡遇事兒跟父母牌位請示。著名的老萊子，七十了因爹娘還在，就事事順從二老，且依然象小孩兒樣承歡膝下，穿娃娃的彩衣，搖拔浪鼓，躺地上蹬腿兒裝哭撒嬌。擱父母跟子女永遠不能成長成跟父母有同樣權、責、同等人格尊嚴的獨立的個體，父母老是要管轄、控製、或說統治子女，父權扼殺了子權。
人們在家因“孝”喪失了自我的主體意識後，出了家門在國就很容易因“忠”使臣民對君、下官對上官兒童化，依附於上，奴性於上，缺乏獨立見解，人格跟心智殘疾化。
跟老尊幼卑一樣樣，男尊女卑也為維護皇權專製跟等級壓迫做出了卓越貢獻。孔丘一句“唯女子與小人難養也”，為把女人打入被壓迫階層提供了依據。他當縣長時，就采取了男女分道而行的禁錮、圈養女人的措施，那會兒男人是社會活動的主性別，將女人隔離於男人，就事實上剝奪了她們參與很多社會活動的權力。盡管曆史上西方的女人也被當做第二性，但跟她們比，中國女人受的歧視、壓迫、殘害更烈。多女共事一夫，纏足叫西方歧視婦女者相形見絀；節烈牌坊，“男女授受不親”更是害了一撥又一撥女人。比方熟讀“聖賢書”的著名清官海瑞，因他5歲的小小閨女肚肚餓了，隨口咪西了男仆遞上的一塊餅，就逼她絕食7天，活活餓死，叫人拍案叫慘。完了，女權運動咱們也比西邊開展晚，且開展之初也得益於西方文化的衝擊。總之，中國女人的火坑比西方同性既深，跳出來的又晚。
八、倡導愚民政治。
一般地，教育家是開啟民智的，孔丘頂著道教育家的光環，說他愚民估摸可多人會替他喊冤，這就首先得說說他的“教育”到底是啥玩意兒。
春秋前學校大抵官辦，是真正的免費教育，不光不象今兒的學校樣巧立名目亂收費，還倒貼一頓午飯，不過隻收貴族子弟，是實打實的貴族學校。課程是教授士大夫要具備的六藝：禮（禮法）、樂（音樂）、射（射箭）、禦（駕車）、書（書寫）、數（算術），教材主要是《尚書》、《周禮》、《易》、《詩》等古文獻，教育的目的很明顯就是培養後備統治者。孔丘做為貴族子弟，接受了正規的貴族教育，吃了好幾年免費的午餐。以後他自個兒辦了學校收了學費，可說是開了民辦教育跟教育產業化的先河，但他的教育卻不是為民而是為官的。他雖提出“有教無類”，叫富而不貴人家子弟也能上學，擴大了受教育的範圍，可教育的內容、目的卻跟官校一丘之貉。仍是官校的課程、教材，仍是為統治者培養後備軍，學以致仕，隻不過相對擴大了統治者的階級基礎而已。而且，由於有學費的門檻，廣大無錢無閑的勞動人民的娃娃仍然進不了教室。總之，孔丘的教育實踐並不能真正提高人民尤其勞動人民的文化水平，也不能給他們的生活帶來福音。所以，我們不能因為孔丘拿過教鞭就認為他一定不主張愚民。
事實上，對廣大民眾，孔丘主張不必要教給他們太多知識。他的一個縣長學生在治下大力普及禮樂教育時，他說“殺雞焉用宰牛刀”，譏他使勁兒過了，應當“禮不下庶人”。庶人沒必要懂得太多，知道太多，多了不利於統治，“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他反對晉國鑄刑鼎，把法律條文完全公之於眾的做法，認為百姓不配跟領導掌握相同的信息，級別不夠。這種態度有助於中國的暗箱政治，阻礙政務公開，有助於專製，阻礙人民參政議政。
愚民政治的另外表現是通過忠孝奴性訓練、等級秩序、文化政治上的尊古、專製等方法，最大限度壓縮個人空間，泯滅個體的主體性，使個體成為無思想少主見的工具，以便奴使。正如尼采先生所曰：“不能服從自己的，就將會被命令。”這方麵，儒家做得超級棒。
九、重文輕理、輕武，重腦力輕體力。
孔丘他爸武將的幹活，士大夫“六藝”中“射”“禦”二藝頂呱呱。孔丘不似乃父，雖說個頭跟他爸一樣“小巨人”，可甭管上學還是教學都偏科禮樂。他掛後，儒生把《詩經》、《尚書》、《禮儀》、《易經》、《春秋》跟音樂，稱為“新六藝”，開除了原先“六藝”中所有非文科項目。以後，儒學當道，學生們的課程主要是“六藝”加“四書”。軍事、體育、自然科學不登大雅之堂了，搞得書生及打書生上去的士大夫越來越文弱、發酸。文史以外的學問、技藝被叫做細枝末梢，雕蟲小技，為人不屑，這些方麵突出的人也得不到應有的尊重。跟巍峨如泰山似的文史書籍比，咱們的軍事、經濟、自然科學的書，隻能在山腳下堆個土包。文史之濫，無疑對漢民族打仗常敗給他族乃至他國、及科技落後誤國、近代資本主義生產力生產關係發展緩慢，貢獻大大的。
話又說回來，盡管跟理工軍經比，咱們的文科發達，可正經的哲學思辨，邏輯推理卻又欠發達得很，遠落後西方。在毛澤東全麵移植並發展馬克思主義哲學前，中國幾無大哲學家。儒生們拿手的是道德說教，隻教人服從，不教人思辨、推理。
傳統文化在不能平等客觀地對待文理軍工經的同時，也不能平等客觀地對待腦力勞動跟體力勞動。儒家看不起勞動人民，認為“上智下愚”，“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從理論上就剝奪了勞動人民參與國家治理的權力，隻賦予他們被治理的“權力”。孔丘曾罵跟他請教種莊稼種菜問題的樊遲同學是“小人”，說“君子”是不屑幹這種活計的。後來，他在周遊的路上則被“小人”罵為“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的寄生蟲，勞動人民也看他不起。
千百年來，“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腦力勞動不論在地位、名譽、報酬上都比體力勞動優越。直到今天，體力勞動者仍然沒有獲得與腦力者同等的尊重和人格尊嚴，他們對社會的貢獻仍沒被正確認識，勞動價值仍被嚴重低估，他們從社會得到的回報普遍小於他們為社會的付出。社會主義按勞分配原則被扭曲，腦力勞一得二（與權力結合的腦力勞一可能得十、得百……），體力勞一得半。甚至，他們的國家主人翁的地位也在事實上受到了挑戰，他們得不到跟腦力者同等的話語權。對體力勞動者的歧視，長期、並仍在破壞社會的公正、公平、和諧。
十、輕信仰、重俗世。
儒家信天命不信鬼神。他們認為人外有天帝，老天爺主宰國家、君主、及每個人命運，主宰萬事萬物。皇上做為天帝的兒子代表他管理世間，天子的權力既然受命於天，更變天子也隻能由天不能由人，這為帝王統治提供了堂皇的依據，有利其江山萬代。做為一般人，儒家說人的命，天注定，“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要求人們“畏天命”。特別希望窮人賤人安分守己，甘於貧賤，甘於不平等，甘於被剝削壓迫，反抗的不要。
但人掛了也就完了，人死如燈滅，沒有來世，沒有輪回。人們既不期盼上天堂享永福，也不怕下地獄受永刑。跟咱們不一樣樣，西人大都相信人死了不算完，這輩子幹的好事壞事到掛時一塊兒算總賬，好人上天壞人入地，今生在可大程度上是為來世做準備的。這樣，他們行善多了種動力，做惡多了種恐懼。盡管唯物主義認為天堂地獄是虛構出來的，但在人們的覺悟還未提高到極高程度時，這種說法的確起了些揚善止惡的作用。而咱們隻信今生不信來世，少了種行善的動力，少了種做惡的恐懼。人們隻重今世的安逸，淡薄理想、未來，缺乏懺悔精神。
當然，宗教的硬傷也可明顯，比方其整個體係是建在唯心、非科學基礎上的，不真實性終將被人們認識到；易導致狂熱、偏執，當宗教跟民族問題攪和到一塊兒時，更叫人不冷靜，如咱們西藏的問題；還有其上層也跟世俗權貴一樣常將權力利益化，欺壓剝削下層民眾等。宗教是把雙刃劍。
儒學之惡不止上述，還有散布中庸，鼓勵人不敢為天下先，繁文縟節泛濫，過重婚喪等儀式浪費錢財，叫人好麵子，說話辦事好繞彎不直率紮實，文過飾非等等。
總之，正如陳獨秀所說：“別尊卑、重階級、事天尊君，曆代民賊所利用之孔教”，是導致民族衰弱的“物事”，“其害無窮”，“要擁護德先生（民主）又要擁護賽先生（科學），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魯迅也說“中國國粹”“等於放屁”，“所謂中國的文明者，其實不過是安排給闊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謂中國者，其實不過是安排這人肉的筵宴的廚房。不知道而讚頌者是可恕的，否則，此輩當得永遠的詛咒！”今兒“國學”者們，不知是“可恕”的，還是“當得永遠的詛咒”的。“國學”的核心說到底是腐臭的“四書”“五經”，盡管一些“國學”倡導者結合時代對其進行了些“新開發”，但換湯難換藥。比方對《論語》，有人刻意張揚其中的做人智慧，搞得《論語》跟碗心靈雞湯似的。姑且不說孔丘的可多議論並不是針對所有國人，而主要是針對上流人士所發，將其引為針對一般人是種誤讀，掩蓋了其中的階級性，更主要的是，隻要受到煽動一讀《論語》，大多數人就難免受其追求的封建政治、封建道德的影響，因為這才是《論語》的中心價值、主要內容。對主張現代精神，致力建設現代文明的人們來說，讀經所得者甚小，所失者甚大，是一樁賠本生意。
李大釗曾說“自由的敵人”，“惟皇上與聖人而已”。筆者覺著，不光自由，幾千年中國最大的禍害，前進最大的敵人，“惟皇上與聖人而已”。請大夥到啥時候也甭忘了“五四”先鋒吳虞的話：儒家思想“禍國殃民，為禍之烈，百倍於洪水猛獸也。”陳、李、魯、吳“打倒孔家店”的喊聲猶在耳，他們未竟的事業急需進行到底。
當然，盡管做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正統、國粹的主體的儒文化地地道道是奴性文化、專製文化、吃人文化、亡國文化，但中華文明絕非一無是處。好多不受或少受儒家束縛的人們書寫了燦爛的篇章，對中國的進步及世界文明做出了大大地貢獻。比方思想上的老子、墨子、韓非子、王充、李贄、黃宗羲、戴震、龔自珍、鄒容、李大釗、魯迅、毛澤東；文藝上的陶淵明、李白、關漢卿、湯顯祖、吳敬梓、曹雪芹、蒲鬆齡、吳道子、徐悲鴻、鄭板橋、周星馳；科技上的祖衝之、張衡、郭守敬、酈道元、僧一行、畢升、沈括、宋應星、徐光啟；革命上的方臘、鍾相、洪秀全、孫中山、秋謹、方誌敏、董存瑞；還有孫武子、張騫、鄭和、文天祥、雷鋒、王進喜等等。我們的四大發明、中醫中藥、瓷器、絲綢、茶葉、圍棋、中華武術、相聲、剪紙、泥塑、雜技等民間藝術、敦煌壁畫等等，都是人類的魂寶。
今天，在弘揚優秀傳統文化，堅決拋棄腐朽傳統文化的同時，咱們還應扔掉狹隘的民族觀念，放開眼界跟胸懷，麵向世界，實行拿來主義。不隻是經濟，政治、思想、文化各方麵都應開放。民族的精華是屬於世界的，反過來，世界的精華也應當被各民族充分汲取。一切人類皆兄弟，兄弟的好東東自然應當拿來為我所用。實際上，共產黨應該是最拿來主義的政治力量，因為不拿來馬克思列寧主義，就沒有中國共產黨，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拿來主義需要魄力。瞅準了就痛痛快快地拿來，不要肉肉嘰嘰地想再搞啥中體西用那套，那套已經被曆史證明不中。因為所謂中體是君（官）體，而現代社會是民體，二者水火不溶。
不同的文化適用於不同的曆史時期。從人們對社會的影響力及彼此關係的平等程度看，人類社會大致是照這麽個循環走的：早期個人時代（氏族部落以前；每個人對社會的作用大致相當，各人以個人為中心，人跟人平等；是橫向社會。）——早期平民時代（氏族部落時期；除少數被剝奪者外，大多數社會成員共同決定社會走向，大致平等；是以橫向為主的社會。）——早期精英時代（部落聯盟、城邦共和國、奴隸製早期；少數領袖主導社會，有明顯的階層，貧富貴賤差別明顯；是以豎向為主的社會。）——君主時代（正式國家建立、奴隸製後期、封建製時期；一人一家主導天下，階級等級森嚴，貧富貴賤極其懸殊，社會極不平等；是豎向社會。）——精英時代（資本主義、初期社會主義時期；是以豎向為主的社會。）——平民時代（社會主義時期；是以橫向為主的社會。）——個人時代（共產主義時期，這時個人最自由，人人最平等，是高層次的橫向社會。）今兒世界上除少數國家還在君主時代外，大多國家在精英時代。
咱們也在精英時代中，並正向平民時代發展。傳統的儒文化產生於、很適合、很服務於君主時代，加強了中國君主時代的殘酷、腐朽，並在一定程度上拉長了君主時代，阻礙了精英時代的到來，到今兒已完全過時、腐朽、反動。如果死抱住不放，必將拖緩社會向前的腳步。同時，可以預見，儒文化的複辟，必將失敗，跟螳臂當車似的。
為啥改革之初沒人提孔老頭跟儒家這碴，到改革快30年了，碩果累累、形成了一些新的利益集團時，忽如一夜風雨來，儒學沉渣突然泛起哪？翻翻曆史畫卷就知道，這事兒其實並不奇怪，類似的一幕曾多次上演。孔丘身處社會變革時期，因為主張守舊一劈頭老不被當權者用，後來好不容易當政了但政策誤國誤民，不得人心，不久就下台了，完了到各國也被創新圖變、奮發競爭的各國棄。直到漢皇一統天下後，才請他出來當維護統治的法寶。以後，每當社會大變革時，革命者（比方各朝開國皇帝、農民起義頭頭等）都不感冒孔，把他扒拉到一邊兒涼快先，但革命一成功，江山一坐上，就又抬出他來，請儒文化當立國的指導思想，以保既得利益。因為他們都明白儒家“無革命之力，有維護之功”（五四時批孔語）這一顛撲不破的真理。因此，咱們要擦亮眼睛，瞅清儒文化的危害，警惕一些改革的既得利益者，在弘揚傳統的幌子下攫取改革的成果，以尊孔之名，行阻礙深入、全麵改革之實，以免改革半途而廢，以使現代社會早日、紮實地建設起來。
外儒內法養豬狗——自由主義漫談選段
文/專烤填鴨
先秦時的文化遺產
在此首先申明：對古代所有思想家，筆者都持尊敬態度，所有的批評隻對思想不對人。
再看先秦時的社會文化遺產。儒家代表人物孔子給後世留下了《論語》等四書五經；法家代表人物商鞅給後世留下了治國謀略《商君書》。而秦以前，孟子說：“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雖然這話可能有些誇張，但足以證明，那時的確是百家爭鳴的社會氛圍，然而儒家並不入流。
而秦國，自商鞅以後，以法家治國方略，取得了橫掃六合的成就，所以，奪得天下之後，秦國焚書坑儒，使其他學說，在秦國的政治舞台上基本絕跡了。然而，僅僅十五年，法家所建立的家業就破產了。也就是說，諸子百家的帝王之道，都不足以維持帝王政權的穩定，都不能使帝王的江山萬年紅，都不足取。
所以，滅秦以後，西漢吸取了秦王朝的經驗教訓。在漢初大力推行“黃老之術”，與民休養生息的利民政策。但是，在“君弱臣強”的形勢下，使諸侯王的勢力急劇膨脹，對漢皇權構成了極大威脅。於是，欲采用儒家學說。然而，漢朝統治者，也認識到單純以儒家學說來治理國家也是行不通的，雖然獨尊法家的秦亡了，但秦橫掃六合的業績是法家創造的，是不可否認的，隻有用儒家配合法家的嚴刑峻法才能富國強兵。於是，董仲舒在強調法製的基礎上，把儒法兩家揉合為一體，既主張“以教化為大務”，又主張“正法度之宜”，其實質就是儒法結合，即“外儒內法”。
外儒，給統治者披上一層仁德的外衣；內法，則為統治者的專製統治提供了血腥的後盾。從而，為統治者提供了一條軟硬兼施的政治手段。然而，曆史還告訴我們，即使外儒內法，軟硬兼施，統治者的江山也沒牢固，漢朝也隨著統治者一起滅亡了。
然而，讓現代人不解的是：
為什麽後來的王朝，明知“外儒內法”保不了江山而且會斷子絕孫，卻依然前仆後繼，屢蹈覆轍呢？
下麵我們先看看法家都有些什麽東西，使曆代統治者如此著迷
前麵提到過，秦國通過商鞅變法，“利出一孔”，使天下隻能有一種民，“入使民壹於農，出使民壹於戰------民壹則農，樸則安居而惡出。《算地》”，就是說，使民即能種地又能戰爭，使其愚昧安居而惡出，用戶籍製度將他們控製的農田裏，即能為統治者創造財富，又能為統治者保江山，隻能聽從統治者擺布。
我們來看看法家是怎麽做到的。
《商君書》開篇便說：“孝公平畫，公孫鞅、甘龍、杜摯三大夫禦於君。慮世事之變，討正法之本求使民之道。《更法第一》”我們可以看到這樣一個場景：三位大夫侍奉在孝公的麵前，探討著變法的原則，尋求著“驅使人民”的策略。從後續的文章裏我們可清楚地看到：國，是君主的家國；所有法律都是為了君主的利益，人民僅僅是國君驅使的某種動物！
1、愚民：
《說民篇》曰：“國有禮有樂，有詩有書，有善有修，有孝有弟，有廉有辯──國有十者，上無使戰，必削至亡；國無十者，上有使戰，必興至王。”“辯慧，亂之讚也。”由此看，《商君書》認為思想、學術、文化不利於富國強兵，甚或導致亡國。究其原因，是因為，民眾受了教育，就有了思考的能力；有了思考的能力，就會對政策產生質疑，如此則會損害君主的權威和尊嚴，破壞統一的政治格局。所以，必須愚民。
2、利用流氓、流氓政治
《說民篇》曰：以良民治，必釓至削；以奸民治、必治至強。白話是說：利用善民來治國，國家必亂，終至於削滅；利用奸民來治國，國家必治，終至於強大。可見《商君書》這種權術必造成流氓政治。以流氓來壓服良民百姓，以小人的勾心鬥角來實現互相的糾察，這就是專製君主用官的方法。以奸民製，百姓就會隻反貪官，不反皇上，所以：“以奸民治，則民親製。”
3辱民、弱民、貧民
《弱民篇》曰：民，辱則貴爵，弱則尊官，貧則重賞。以刑治民，則樂用；以賞戰民，則輕死。故戰事兵用曰強。民有私榮，則賤列卑官；富則輕賞。治民羞辱以刑，戰則戰。民畏死、事亂而戰，故兵農怠而國弱。白話為：人民地位卑弱就會崇尚爵位，怯弱就會尊敬官吏；貧窮就重視賞賜。朝廷用刑法統治人民，人民就遵從；用賞賜來獎勵戰爭，人民就會輕視死亡。因此臨戰嚴整、士兵全力以赴，就叫強。民眾有自以為榮的尺度就輕視官爵，鄙視官吏；人民富裕就看不起賞賜。治理民眾，以刑法使他們知道何為真正的羞恥，戰爭時他們才會出戰。民眾貪生怕死，政治紛亂，而去與別國交戰，兵眾與農民都會怠惰，國家力量就弱。
4、製造恐怖社會
《弱民篇》曰：政作民之所惡，民弱；政作民之所樂，民強。民弱國強，民強國弱。故民之所樂民強，民強而強之，兵重弱。民之所樂民強，民強而弱之，兵重強。故以強，重弱；弱，重強。王。以強政強，弱，弱存；以弱政弱，強，強去。強存則弱，強去則王。故以強政弱，削；以弱政強，王也。白話為：政策建立人民所憎惡的東西，人民就弱；政策建立人民所喜歡的東西，人民就強。人民弱，國家就強；人民強，國家就弱。人民所喜歡的是人民強；如果人民強了，而政策又使他們更強，結果，兵力就弱而又弱了。人民所喜歡的是人民強；如果人民強了，而政策又使他們轉弱，結果，兵力就強而又強了。所以實行強民的政策，以致兵力弱而又弱，國家就削；實行弱民的政策，以致兵力強而又強，就能成就王業。用強民的政策攻治強民和弱民，強民是仍然存在；用弱民的政策攻治弱民和強民，強民就會消滅。強民存在，國家就弱；強民消滅，就能成就王業。可見，用強民政策統治強民，國家就會削弱；用弱民政策統治強民，就能成就王業。
5、統治者的流氓手段
《去強篇》曰：“治國之舉，貴令貧者富，富者貧。貧者富，富者貧，國強。”。如此，想叫誰富誰就富，想讓誰窮誰就窮，在這窮富折騰期間，君主的權威就顯現出來了。君主大權獨製，使百姓如握掌上，以君主來控製政治及社會的一切，令百姓及官吏的富貴之途皆出於君主之手。例如商鞅用法律手段設些圈套，廢除世卿世祿製度。規定除國君的嫡係以外的宗室，沒有軍功就取消其貴族身份。更顯現：國，是君的國，“以一家製萬家”，萬家必須低賤，以-“利出一孔”達到：“入使民壹於農，出使民壹於戰”。
以上是《商君書》幾萬言裏的幾個小段。
而《商君書》如此直白“愚民、貧民、弱民、辱民”，“利用流氓、和流氓政治”，“製造恐怖社會”的手段，比比皆是通篇隨處可見！
然而，這些統治章法，秦以後，並沒有堂而皇之地出現在統治者的法律上。但是，知道一些曆史和近代史及現實的，都可以在統治者的行為上，隨處看到。
看完這些統治秘訣，我們已經出離憤怒了，那麽，暫且消遣一下。
你養過狗麽？你看過別人養狗麽？你知道怎樣訓練出一條聽話的狗麽？
哈哈，如果你看過《商君書》就會無師自通。而且，非常簡單。
1、愚民：狗天生就是“愚”民。
2、貧民：狗天生很“窮”，所以你隻需保持它窮的現狀，有吃的就行，切忌，不能給狗設立存食物的庫房。
3、弱民：狗由於“愚”和“窮”缺少食物，天生怕主人
4、辱民：狗在不聽話和不懂話的時候，打它、罵它，再教它，它會更崇拜你。
5、利用流氓：狗本身就是沒有是非觀念，是僅僅聽主子口令的流氓，主子即使在強奸婦女，隻要讓狗把門，它也會赤膽忠心。
6、流氓政治：狗本身就有流氓本性，想讓它隻聽主子的，就不能設立長期有效的法律，設立了，它也沒記性，球都不頂，主子完全可以指鹿為馬信口雌黃，朝令夕改，一意孤行。
綜合以上六點，養狗很容易，隻要不讓狗有存款，有存食物的庫房，即使它的獵物，也一定要充公，讓它每天都為食物犯愁。不然，你手上的誘餌，就不起作用了。不能讓它有屬於自己的家，它就會把主子的家當成它的家誓死保衛，你在家可以隨便幹壞事。這些如果你都照做了，你管理成千上億的狗，對你隻會有利，不會有害。我們可以推斷：法家人物，從管子，商鞅，韓非，李斯，大概他們都曾是養狗天才。
我們還應看到，法家的“法治”與西方的“法治”在本質上是完全不同的兩種製度。西方的法治，其基本的理論是天賦人權，而法家的法治，其基本是針對西周而來的禮治。西方的法治與民主相聯，以自由為基礎，並以法治來捍衛自由；而法家的法治是以君主專製獨裁為主的中央集權，法律的權柄完全操持在君主手中，是君主實行專製統治的工具與手段；西方的法治以權利為核心，它的作用是用來保障公民的權利，而法家的法治是以懲罰為核心，是辱民的手段，是要達到把人訓成狗的目的。
筆者曾倫說：“帝王之道，就是以一家，製萬家的流氓手段”。就是說，《商君書》就是“把人訓成狗”的秘訣而已。
下麵我們再看看儒家的帝王之道。
儒家是怎樣“以一家製萬家”的呢？
儒家幹脆地認為“君權天授”。和法家一樣，認為家即是君子的國，國即是君子的家。儒家的思想，就是治理家國的方法。
在《孔子家語；郊問》篇中，魯定公問道：“古之帝王，必郊祀其祖以配天，何也？”子曰：“萬物本於天，人本乎祖。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故以配上帝。天垂象，聖人則之，效所以明天道。”孟子曰：“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荀子曰：“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在這些文本中，“天”以萬物之源的姿態出現，一切尊卑貴賤是天定的，非人力能夠左右，君主的權力有上天賜予，其地位不可動搖。在此“君權神授”的基礎上，儒家更提出了三綱五常的倫理支撐。
儒家確立了君子至高無上的領導權之後，怎樣聽從君子的領導，就是說它的核心思想是什麽？那就是“仁政”，百姓怎樣服從“仁政”呢？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複禮為仁。一日克己複禮，天下歸仁焉。”（《顏淵》）也就是說，克己為首要，克己為了複禮，克己複禮就是仁的表現。
那麽禮是什麽呢？
“禮”就是社會製度，就是道德與法律
“禮”的內容很寬泛。粗線條就是：三綱五常。“三綱”是指“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要求為臣、為子、為妻的必須絕對服從於君、父、夫，同時也要求君、父、夫為臣、子、妻作出表率。它反映了封建社會中君臣、父子、夫婦之間的綱紀關係，其表現為：君讓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讓子亡，子不得不亡。
“五常”即仁、義、禮、智、信，是用以調整、規範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等人倫關係的行為準則。
可見，“禮”，三綱五常。就是國家的政治架構。遵守了三綱五常，就是“仁”的行為。“成仁”既是國家的政治思想，也是人民的行為準則。
從綱紀方麵看，儒家的理想封建社會秩序是：貴賤、尊卑、長幼、親疏有別；要求無論皇家、官家、還是庶民家的每一個人的生活方式和行為，都要符合他們在家族內的身份，及社會、政治地位。《禮記》曰：“以之居處有禮故長幼辨也，以之閨門之內有禮故三族和也，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也，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也。是故宮室得其度……鬼神得其饗，喪紀得其哀，辨說得其黨，官得其體，政事得其施”，可見其範圍之廣。《論語》中有34處記載孔子論禮。他從理論上說明禮的重要性，立身治國都非有禮不可。
可見，不同的身份有不同的行為規範就是禮。一方麵是說：見什麽人行什麽禮；另一方麵是說，自己是什麽人，就行什麽禮。這樣一來，禮數紛紜複雜，難怪秦國人寧可接受“把人訓成狗的”法治。
可見，禮，具有鮮明的階級性和差別性。所以古人指出禮的特征為“別異”（《荀子；樂論》）或“辨異”（《禮記；樂記》）。春秋、戰國和漢代論禮的人，一致強調禮的作用在於“維持建立在等級製度和親屬關係上的社會差異”，這就是禮的涵義和本質：把人分成三六九等，以綱紀維係君子的絕對權威。
那麽，“禮”究竟有多厲害呢？
我們看些案例就知道了，《禮記；王製》曰：
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政，殺；
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眾，殺；
行偽而堅，言偽而辯，學非而博，順而非澤，以疑眾，殺；
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殺；
此四誅者，不以聽。
所謂“不以聽”，既不必經過正常的由下而上的訴訟程序，殺。公元前496年，以仁義道德君子自稱的魯國大司寇孔子代行宰相之權，“殺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史記；孔子世家》。問：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為政而始誅之，得無失乎。孔子曰：人有惡者五：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辟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而非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得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
這是中華曆史上有案可查的第一例因思想犯罪性質的大案。哢嚓，少正卯因思想言論，被殺，人頭落地。
到公元前119年，大農令顏異因幣製改革問題，對武帝提了一些意見。武帝懷恨在心，令張湯關照顏異，張湯奉旨，調查得知：顏異曾與客人交談，客人說起朝延政令多有不便，顏異“微反唇”。“微反唇”既一言不發，嘴唇動了動。張湯據此上奏，說顏異身九卿，見政令不便不向朝延反映，而私下“腹誹”，心中誹謗。於是，哢嚓，顏異一言不發，僅因“微反唇”這種類似本能的表現，表達了思想，人頭就落地了。這兩個“四誅”例子足以說明儒家的“禮”多麽殘酷，比法家的“嚴刑峻法”有過之而無不及。
儒家還給“禮”這個君權統治架構設計了一係列細則，用細則滲透臣民生活的方方麵麵。“剛、毅、木、訥近仁。”，仁德的五項標準，即：“恭、寬、信、敏、惠”。通過孝、慈、恭、順、敬、和、仁、義等，束縛人們的思想，限製人們的行為，把人們變為統治階級的忠實奴仆，以達到維護封建等級製度的目的。也就是說：臣民遵守了這些細則，就遵守了三綱五常，就是克己複“禮”了。
而高高在上的統治者，通過臣民遵守“忠、孝、忍、隱、諱”，犧牲個人本能的幸福追求，就實現了“一家製萬家”帝王之術。
行文至此，我們再消遣一下
你養過豬麽？你看過養豬麽？你想養豬麽？
如果你了解了儒家文化，還不會養豬，發不到財，真的很愚笨！
哈哈，請看：
你就是養豬賣肉的屠夫
1、“禮”就是“豬欄”，把各種豬分門別類
2、“仁”就是讓豬自己遵守規矩，自己出去找食。
3、“德”就是讓豬自己建豬欄，自己去找食，自己進屠宰場，自己割肉。
4、“義”就是守“禮”的豬們，會主動殺掉不守禮的豬。
可見，儒學大師們，深淫此道，但沒有建豬欄的地，都是守禮的，連孔大司寇也不過如此。他一生，領著弟子到處遊說，指望著能有一塊建豬欄的地，實現養豬發財的夢想，但帝王們都不認可，終不得誌，“惶惶如喪家之犬”。
我們還要看到：儒家認識到的“天理”，並不是“人的天賦本能必須獲得自由才可以幸福”，而是“天生的父權”引申的宗法製度，通過國君對天地對祖上的祭祀，類比想象出的“君權神授”，達到“天子統治”全權目的。所以，他們並沒有把本能的需求視為“個人的天賦權利”。而是用各種禮法殘害人的本能需求，所以，儒家走向了自由的反麵，沒有絲毫捍衛自由的民主觀念。
以上，我們分別介紹了“法家”，“儒家”的文化。
現在，我們看看這兩種文化綜合後的“外儒內法”是什麽樣的。
在董仲舒的操辦下，“存天理滅人欲”就成了漢朝的政治綱領。於是倫理的法製化，將一切專製禮教以法律的形式規定下來。觸犯禮教，得到的不再是道德的評判，而是法製的製裁。從某種意義上講，專製宗法社會的結構形態，正是“外儒內法”統治術的必然產物。專製殘酷的律條，都披上了一層“外儒”的仁德外衣，使一切法律都找到了倫理依托。
翻開曆朝曆代的律書，可以發現，開頭都冠冕堂皇地戴著一頂仁德的倫理樣式的帽子。這樣做的結果，一方麵，可以為統治者的包庇縱容犯罪留下後路，又為律條向每個社會細胞延伸提供了方便之門。隻要是統治者不願懲罰的人，皇帝或者地方官吏都可以輕鬆地寬恕“宥”之，給予一個改過自新的機會，這麽做，不僅不會有“枉法”的責任，反而顯示出統治者的寬厚仁慈，體恤下情，使法律漏洞冠冕堂皇。
當出現統治者恨之入骨，或排除異己時，便可以羅織“欺君犯上”罪名，堂而皇之的大開殺戒。所以統治者又可以將某個家族成員的罪刑放大為整個家族的罪刑。以族內未能很好地執行禮教，以致出此敗類為名，堂而皇之的滅其九族。於是連座等酷刑都可堂而皇之地成為統治工具。“滿門抄斬”就是以此為依據得以執行起來的。
與此同時，這種儒法結合的統治方式，還可以延伸到封建宗法社會的每個細胞組織之中，特別是集權統治的後期，國家將法製“下放”到宗族，族長有權采取法律的手段懲罰族人，而法律這時保護的不是族人的利益，而是宗族製度的穩定，及社會的穩定。隻要族長認為有錯，就可以到宗祠裏對族人實施懲處。統治者之所以支持這樣做，還在於族人的不滿，最多對抗族長，不會對抗皇權。所以私設公堂在專製社會之所以不是犯罪，原因正在於儒法結合所提供的合理性。
還應該看到，“外儒內法”後，儒生完全放棄了口頭上的“安貧樂道”，也走上法家“利出一孔”的跑官之路，與“耕戰”農民相同的是：終其一生，忙碌在統治者為其準備好的“八股文”裏，“不敢越雷池一步”成為沒有思想，隻能背書的動物。要麽，學習禮教傳承禮教，做一頭貢獻自身的豬；要麽，考得功名，進入體製，做一條統治者的狗奴。
至此，“外儒內法”的魅力完全展現出來了。
大家也該明白：被這套政治架構逼反了的農民，為什麽拋頭顱灑熱血坐上了江山後，依然用這套政治架構。哈哈，豬狗是現成的嘛。
然而，必須告訴大家是：“禮製”是自上而下的壓製，是人治的權謀係統，是隻認親疏遠近，沒有“公法”，沒有“正義”的辨證係統。無論多大的官員，向上看，都是青麵獠牙的主子的主子的主子。向下看，都是夾著尾巴的狗奴的狗奴的狗奴。這是一套沒有回流的單向係統，底層的憤怒民情被層層阻斷，甚至統治末年，高層情願裝聾作啞，因為，重整“綱紀”，會遭到體製內的強烈抵製，盤根錯節的利益幫派使整個係統“禮崩樂壞”，已經無力回天。
曆史也反複的證明，這套係統的官員，自上而下的貪欲和上層為了挾製下層，有意放縱下層內鬥的權術，勢必造成官員道德低下。
還應該看到，儒生們在這套係統中，隻能被稱為狗奴，已經失去了孔子、孟子探索知識的膽量和環境。並隨著一次次的改朝換代，不斷地給自己增加絞索來求得生存，也使得各個朝代越來越黑暗，越死越快。到了滿清，儒生們連狗都不如了，他們為了升官，大肆屠殺同胞竟然在家書裏津津樂道，狗奴之欣欣然，躍然紙上。
所以說，儒文化流傳的土地，沒有自愈自救的功能，隻能越來越黑暗。
一知半解
胡說八道!
一知半解
胡說八道!
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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