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全的教育（二十六）

京城易進，國門難離

從淩源到北京等於是從質樸到矯情，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從悠然自得的閑逸到令人疲憊的忙碌。除了食堂裏的饅頭更加顯得無味、生硬以外，一堆當務之急的事情──做實驗、搞科研、找工作、畢業等鋪天蓋地而來，令我常常感到疲於應對。特別是研究課題的事情，導師實在沒有時間來過問，就將我托給教研組的一位講師代管。實際上，導師因為忙於學校的行政事務，已經許久沒有專注的研究課題、設施齊備的實驗室和素質良好的研究梯隊。但由於他是隔著窗戶吹喇叭──名(鳴)身在外，願意和他“合作”的人自然不難找到。因此，在我前麵的師兄們都是通過不同的方式或渠道，掛靠到其他教師，在不同的實驗室或單位，從事相異的研究。

我當然也不例外。憑借導師的威望，通過走上層路線找到一家合作的單位，那是一個遠離學校五、六公裏以外的一個研究所。由於公交車不方便，隻能騎自行車往返。每天上午去研究所完成工作的一部分後，再回到學校來繼續做餘下的那部分。研究所的實驗條件倒是不錯，但學校的就成問題。科研大樓和係教研組都沒有我的一席之地，隻好被安置在一間寬敞，但家徒四壁的平房裏。一進門，我就知道必須白手起家、自力更生。從買實驗器具、定購藥品和蒸餾水、照顧實驗動物到處心積慮地疏通人際關係，許多的精力和時間都花在了這些“外圍戰”之上。等到障礙掃除、道路通暢了的時候，基本上也是強弩之末了。情緒也從剛開始的躊躇滿誌轉為心意沉沉。所以，與其說是做實驗，不如說是在接受試煉。 

無獨有偶，記得有一次參加一位師兄的博士課題中期匯報。勤奮、能幹的他做了一大堆實驗，但暫時沒有看到有顯著意義的結果。一位講師的評語是：“單考慮為了成功地開展那些工作，所花費在打通人際關係上的能力和時間，就已經難能可貴了！”這句看似簡單的話，但對有類似經曆的我來說，實在是意味深長。許多時候，不得不承認，城裏的學者做實驗要比鄉下的農民種莊稼困難得多，原因在於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要比人和天的關係還要複雜。如果說師兄的中期匯報隻是間接地暗示了人際關係可視為課題的一部分的話，下麵的一次經曆則啟迪我相信，駕馭錯綜複雜的人際關係絕不是一門可以隨意嗤之以鼻的雕蟲小技，而是一種在無數才能之上的能力。

某個國慶節前，學校準備給學生們發放水果。我和另外一位代表全班去總務處領取。當我們到達那裏時，發現排隊的長龍見尾不見首。我想看個究竟，就走到最前麵去探視。原來是時間未到，大家隻能在院子裏等待。就在我轉身剛要離去回到隊伍的後麵時，看到了同年級的一位女生正往總務處辦公室去。平時就聽說她思想前衛、崇尚自由，但究竟到達何種程度無從得知。好奇心令我駐足，想知道她要進辦公室去幹什麽。良久，就見她抱著一箱鴨梨從屋裏出來，有說有笑地和處長話別，在眾目睽睽下揚長而去。旁邊有人不解地問：“咋這麽厲害呢?!”

“這算啥，你沒聽說她導師的住房問題就是她出麵解決的？人稱‘萬能鑰匙’，除了校長辦公室以外，所有部門的門都能開。”另外一位滿臉老成地回答。

真是百聞不如一見。同樣的教育體製、同樣的教育環境，為什麽別人能夠長袖善舞，左右逢源，隨處體現出“灑向人間都是愛”的襟懷，而自己卻弊帚自珍，事事棘手，“寧可枝頭抱香死”也不願“化做春泥更護花”呢？究其原因，想必與個人對自己、教育、社會的認識和見解有關。“萬能鑰匙”身上體現的是離經叛道的個性，揮斥方遒的氣慨。這樣的人不僅不被世俗同化，反要成為開拓者去改變、矯正、影響周圍的世界。而像我一樣的大部分人，都用無數抽象的理論和空洞的思想來作繭自縛，不知不覺地掉進了妥協、順從、媚俗的泥潭。繼而變得患得患失、既憂且懼。

我好像在炎熱的夏天突然經曆了一場顛倒白天與黑夜的雷陣雨。原本是晴空萬裏的天空突然間烏雲翻滾、遮天蔽日，一陣大雨滂沱、電閃雷鳴後，又是陽光普照、晴朗如初。那被雨水清洗過的空氣沁人心肺，卷走了長期覆蓋在心智上的塵土──陳舊的價值觀念和僵化的思維方式。就在我覺得看到了自己的盲點，開始在研究工作的路上，邁開艱難的步履時，一場科研報告更讓我在學術和人情世故兩方麵都開了眼界。

有一次，教研組請了一位本專業的權威來華做學術交流。與那位專家隨行的是幾年前從本校畢業出去的S同學。他不僅擔當翻譯官的任務，而且也扮演二老板的角色，著實讓我領略到了“衣錦榮歸”的體麵與派頭。學術交流會後我們幾位師兄弟去他下塌的學校外賓招待所拜訪。招待所與學生宿舍為鄰，但外有磚牆相隔，內有花園相襯。我頭一回前往，進入大門後，第一次見到地毯時，不知道怎樣落腳，恨不得能把它們扛在肩上。等我們一行人縮手縮腳地進他到的房間時，突然電話響起來了。在他接聽電話的時候，我就想，我們兩個研究生宿舍樓，共住好幾百人才有一部電話，由門衛管理。而這外賓招待所裏一個房間就有一部，這資源的占有真是不公平啊！再低頭看著地上的地毯，不禁突發奇想，我們的宿舍如果也能這樣屋裏屋外都鋪上地毯的話，想必不會再有人隨地吐痰，亂扔果皮和紙屑了。

主人接聽完了電話，和大家一番寒暄、客套之後，弟兄們開始按排資論輩，進一步自我介紹各自的課題。往日裏彼此之間放蕩不羈的一幫人，在一個留學歸來的同輩麵前，不知咋地就顯得禮數有加、神情謙恭。待大夥依次匯報完畢，就開始了自由提問。當有人小心翼翼地打聽他們實驗室的情況時，他說：“如果你們能夠從其它地方得到經費的話，請導師推薦，我老板或許可以考慮接受。”此言一出，盡管是夏天，但周圍的空氣好像被凝固著了。短短的幾句話，傳遞的是傲慢與冷漠。其他人恐怕也和我一樣立即覺到話不投機半句多了，於是知趣地匆匆起身告辭。

我們乘興而去，铩羽而歸。當我從房間裏出來，再一次走在地毯上時，仿佛是踏在尷尬與苦澀之上。不由得在心裏暗自思量：幾年前和我們一樣也是兩袖清風的白麵書生，僅僅因為交了好運，率先品賞了牛奶、麵包，就似乎對國情一無所知，忘記了秀才們除了知識和技術外，幾乎一無所有，要從其它地方得到經費根本是不可能的事。倘若真的有了留學的盤纏，選擇去哪裏就主要由自己決定了，何須被動地等待他人的挑選。看來，人的自大、自傲似乎是與生俱來，難以超越。像S同學那樣功成名就時，往往以傲人的財富、顯赫的地位來炫耀，而像我這樣鬱鬱不得誌、尚未發跡的白衣秀士，也要以雄心和氣概為自豪，以信念和無畏為驕傲，甚至以不能容忍別人的傲慢、極盡貶低之能事而自詡。

我在這樣的反省當中意識到，出夔門幾年來已變得像溫水裏的青蛙，不知不覺地習慣了周圍的一切。將曾經躊躇滿誌、立誌要出國的打算與計劃拋到九霄雲外。其眼界和思想還停留在，常常為從小販們那裏將手頭的地方糧票換成全國糧票而沾沾自喜的水平。不得不承認，應試教育可以讓我們成為既得利益者，成為在形而下的器物層麵上有別於工人、農民的士大夫階層。然而，由於它對人精神的需要與心靈的滿足缺乏足夠的重視，因此，不管我們如何學富五車，價值觀念與行為準則依然和常人無異。所以S同學的一席話能在我心中激起千層浪，讓我看到同行之間的競爭和攀比是更嚴峻的問題。很明顯，無論是從學術生涯的前途來考慮，還是從發家致富的路子來合計，書讀到這個份上了，對無緣、無願於做官的我來說，隻有出國才是體現人生價值的最佳、最快的途徑。

雖然沒有托福的考試成績，但還是迫不及待地給國外寫信。當時實驗室沒有計算機，隻有一台打字機，而且放置在會議室裏，晚上方可輪流使用。我沒有學過打字，在鍵盤上尋找要用的字母如同探測地雷一樣耗時費勁。一封二、三百字的信，幾個小時才能打出來，而且錯誤甚多，隻好用塗改液校正。可是塗改液在掩蓋舊的錯誤時，又留下新的痕跡，雖然不能說是欲蓋彌彰，但起碼讓人覺得粗心大意。另外，由於打字機沒有儲存的功能，即使是同樣的內容，每一封信都必須重新打印。一封封重複打印出來的信件，不僅內容相同，往往連錯誤都一樣。有時因錯誤過多，隻好返工，重頭再來。圓滿地完成一封英文信不是一件唾手可得的事，需要付出超乎預料的精力和時間，把它寄往海外去也非易事，因為國際航空信件的郵費對一個碩士生來說可是一筆不小的開支。省吃節用得來的銅板，都換成了郵票。這樣的投資為我帶來的立即回報就是希望和夢想，使單調的生活有了等待的快樂。但也因為此，一顆企盼的心開始焦躁不安地跳動，好像時鍾滴滴答答地敲打，把原本是如飛的日子無形當中拉得很長。尤其是在獲悉一位師姐成功地聯係到了去澳大利亞留學的消息後，一方麵有了信心，另一方麵更感到了壓力。好不容易熬過了二年級，進入最後一年的三年級。在為師姐開完出國留學的送別會後不久，另外一個師兄又緊跟其後成功地聯係到了美國，越發讓人不能安寧。難道我要這樣一個接一個地為他們開歡送會不成？什麽時候才能輪到自己呢？

隨著時間的不斷流逝，希望和失望交替進行。不得不承認，聯係出國不是一蹴而就的事，需要有打持久戰的思想準備。但是，碩士研究生的時間已剩下不多了，必須考慮畢業分配的事，也就是要尋找工作單位。在上個世紀的八十年代中期，離開了學校，進了單位的話，出國的事就更是遙遙無期了。為了能夠呆在學校裏，繼續未竟的事業，又不能留級，唯一的選擇是攻讀博士學位。西方人稱博士為Ph.D.，源自拉丁文Philosophiae Doctor，其意是愛好(philos)知識(sophiae)的教師(Doctor)。我對知識本身的愛好不能否定，但更熱衷追求的是由知識所帶來的財富、權利和地位等。這或許是“知識就是力量”的另外一層意思。就像我已經借助它成功地農轉非、躍夔門，而今又寄希望它能助我實現出國門的夙願。這本來神聖無比的博士應該是為那些立誌要獻身科學的人所設立的冠冕，想不到到了我這裏卻成了出國留洋的跳板、敲門磚。這不僅是我的悲哀，也是我們教育的失敗、社稷的不幸。從大學到碩士、博士，要經曆多少的風雨和艱辛，要接收多少的政治思想教育和理論灌輸，要花費掉多少個農民的年收入。可是到頭來，我們這些“未來的棟梁”卻不能成為有擔當、有責任、有先進思想的倡導者，而是像常人一樣趨利而行，追求形而上的、屬於自身的利益。

一九八八年夏天，我在順利完成了碩士研究生答辯之後，平穩地過渡到本校同一專業的博士研究生。除了搬離原來的宿舍，從四人一間換到了三人一間的寢室，生活費漲了約二十塊以外，再沒有其他立竿見影的回報。生活依然是外侄打燈籠──照舊(舅)，但心情卻仍然不得安寧，因為出國的事情一點眉目都沒有。想到前麵兩位出去的師姐和師兄，都是在入讀博士一、兩年後才成行，我決定要轉移工作重心。必須馬上開始博士的研究課題，抓緊時間做出點東西來，才能讓求職信有份量和信服力，否則難以將自己推銷出去。

前文已述，導師沒有專注的研究課題和設施齊備的實驗室。研究生們都通過不同的方式或渠道，掛靠到別的實驗室或單位，從事相異的研究。這種放任自流的管理本身或許是一種不是辦法的辦法，它給研究生帶來了難以計數的困難，但同時也可以培養、鍛煉他們“野外”生存的能力。其中就有人利用導師的名身和威望，四處拉關係、搞合作，將導師的照顧和關懷以一種特殊的方式呈現出來。

我不敢再像碩士研究生時那樣，把頭一兩年輕易放掉。暗自給自己定下的目標是，要在一年以內聯係好出國的事宜。所以，博士課程一啟動，就迫不及待地要求導師趕快將課題定下來。原計劃是想讓他出麵將我安排到一個與學校為鄰的單位做實驗，免得再往幾公裏外的那個研究所來回折騰。經過再三要求，導師終於抽出空來約我會談。他在聽取了我的打算和計劃後，沒有做進一步的議論和評述，而是問我和做碩士課題時的那個研究所的人際關係怎樣。我未加思索地告訴他：“非常好，幾乎和他們打成了一片。”他爽快地勸我說：“那不錯，我們一開始還有些擔心。反正已經在那裏打開了局麵，就接著再往下做吧。”我心中叫苦連連，納悶無比。當初是因為搞不好人際關係而吃虧，如今又因為好的人際關係而要再受罪。但是，胳膊擰不過大腿，我回到了遠在五公裏之外的研究所，感覺一切又都是從頭再來，隻好無可奈何地寬慰自己：就權且當作是再下放一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