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全的教育
教育，自我教育，學中文，用中文，教中文，編著中文教材
不滿
這世界上跑得最快的就是光陰，特別是幸福時光。如果說大學四年像一出戲一樣可劃分為序幕、發展、高潮與結局的話，一年級就是這出戲的序幕，轉瞬即逝，接下來當然就進入二年級的發展階段。對群眾運動已經產生了依賴性的國民，總要間歇性地發作。“主觀為自我，客觀為別人”的討論還沒有壽終正寢，一場關於“生命價值”的討論就在全國轟轟烈烈地展開了。事情的起因是，第四軍醫大學的大三學生張華在一九八二年夏天，為救一個掉進了糞池的掏糞老農而被濃嗆的沼氣熏昏溺死。討論的重點不是在如何救人的問題上，而是在一個大學生去搶救一個農民是否值得的問題上。很顯然，這個問題無疑在傳達這樣的信息，第一，大學生的“價值”要比一個農民的高；第二，當他人處於生命危險的緊急關頭時，我們在施行救助以前，有必要權衡一下施救者與被救者的“價值”。
雖然當時的我，還沒有足夠的洞察能力看清那場討論的荒謬，但是接連不斷地開會、聽報告的活動令人生厭，可又找不到逃避的借口。就在苦於沒有發泄的渠道時，有一天晚上，在一個教室裏上晚自習，遇上了當時比我高兩屆的係學生會主席。我進校的第一天，就是由他接待，並幫助辦理入學手續，安頓住宿，從此就有了一些接觸，關係因此顯得並不陌生。他和我聊起天來，慢慢地就扯到了當時的政治議題。當我問，大家花費那麽多時間去討論大學生該不該救農民這個問題的意義在哪裏時，他一把將我拽出了教室，表情嚴肅、一本正經地質問我：“你怎麽可以在教室裏講那樣的話呢？”我被他好言教訓之後，心理非常不是滋味。我的難受並不在他的告誡，而在他、我、還有其他不少人的媚俗與盲從。在我看來，我們的教育不是使我們變得謙遜的高貴，而是變得自以為高人一等的庸碌。因為當大學生輕視一個掏糞老農的價值時，就是輕視所有人的價值，包括大學生自己。這很快就在我本人的身上得到驗證。
有一次，班上的全體同學坐校車去農村實習。那裏沒有公共廁所，我和另外一個人為了解決內急的問題，隻好穿過一片稻田，爬過一個小山坡，好不容易才找到一戶人家。等我們輕輕鬆鬆回來時，目瞪口呆地見到校車已經絕塵而去。兩人扯著嗓子，聲嘶力竭地叫喊。那些在田地裏耕作的農民發現有人掉隊了，也幫忙喊起來，但仍然無濟於事。個體的聲音在空氣中的傳播速度怎能快得過學校的汽車輪子呢？我們隻好望著陰冷的天空，垂頭喪氣地拖著沉重的腳步，帶著滿腔的憤懣步行十多公裏，摸黑趕回了學校。雪上加霜的是，第二天又受到了無視紀律的批評。
這件“難忘的小事”給我當時的道德觀帶來了巨大的變化，主要表現在對善與惡有了更多的思考。不可否認，我們平時談論、推崇和實行的所謂關懷、施愛、行善等，雖然有些的確是發自肺腑、出於真誠，但是也有的是偽造出來的。這些刻意而為的善行要麽帶著功利、投機，要麽懷有某些不可告人的目的，完全背離了善的本質，成為偽善。它們給整個社會帶來的惡果是，人們對那些即使是真的善行也不敢輕易信以為真了。另一方麵，與善行有真假之分不同的是，那些為人所不齒的歧視、仇恨和自私自利，則又全是真的，從來沒有假貨。它們雖然顯得肮髒，但卻發自人的內心，是人類的稟性、本來麵目。因此，我們理所當然地容忍、接納它們，任憑它們肆意支配我們。
其實，那場“生命價值”的討論本來可以啟迪我們的思想、淨化我們的靈魂，讓每個人都認真對待最重要、最需要麵對的問題，那就是要搞清楚我們這些“天之驕子”究竟要成為一個什麽樣的人。是不僅有思辨能力和創新意識，而且也有悲憫情懷和獻身精神的良好公民呢，還是固步自封、明哲保身的既得利益者。然而，在嚴酷的高考競爭機製下，苦苦煎熬出來的天之驕子們似乎對這些形而上的東西缺乏興趣，更不要說積極主動地去探究。實際上，由於進大學不容易，許多人為了上大學，從小學、初中到高中就一直像是被洪水猛獸追趕一樣。在那樣的競技場中，也難怪參賽者必須專注於以自我為中心的競爭，而難於顧及群體內的合作、協同和對弱者的體恤與憐憫。當我們一旦從追趕、鞭策、不安、憂慮中苦苦煎熬出來，如同從十多年的寒窗生涯中刑滿釋放，就報複性地投筆棄文，代償性地惡補失去的童趣、青澀和浪漫。驅動力不足、責任心不強，不思想將來的前途，不考慮長遠的利益，隻等“由你玩四年”(模擬University的發音而來)後，敲鍾吃飯，蓋章拿錢。
如果說潘曉文章帶來的討論，使我對自身感到不滿意的話，那麽張華事件帶來的討論，就使我對大學，其實就是對所受的教育不滿足。不得不承認，剛進校時的優越感和自豪意識似乎在這兩次的討論後已蕩然無存，取而代之的是倍感膚淺和空虛。儒家的經典，四書之一的《大學》開宗明義即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可是，我們的大學，在用鋼筋水泥的防護欄把我們的肉體圈在一個有形的圍牆以內的同時，也用高學曆、鐵飯碗等物質上的許諾和保證，將我們的心靈囚困在一個無形的城堡當中。對權威、對專製一味地附和、順從使我們失去了獨特的個性和創造性的思想，普遍變得遲鈍、平庸，且平庸得心安理得。
在這樣的自省與鑒察之後，仿佛覺得學校裏的空氣有些令人窒息，就走出校門，在栽滿梧桐樹的街道上踽踽而行，不知不覺中來到一個十字路口。在那裏徘徊良久之後，順道鑽進了一間新華書店，在新書架上，忽然看到了《人啊，人！》。我想，那不正是我在琢磨的事麽？於是，請售貨員把書遞給我看看。當第一章看到一半的時候，一句話躍入我的眼簾：“折翅方識滄桑道，舔血撫痕痛何如？”頓感作者一定有不同尋常的故事要講，有跌宕起伏的情感要抒發。一種強有力的衝擊和共鳴湧上了心頭，正想接著往下看時，售貨員不耐煩地催問我要不要買。我放下書，急忙趕回學校，向同學借了錢，一路小跑到了書店，趾高氣揚地到收款處交錢、取書。
通過《人啊，人！》，首次知道了戴厚英這位語言犀利、思想深遂的作家。她的書把我帶到了一個世界，一個有暇疵，但也有真實的世界。她不善於粉飾太平、裝腔作勢，而是顯得真誠、勇敢、叛逆，敢於直麵人生、反思人性。比如說，作者在後記裏寫道：“終於，我認識到，我一直在以喜劇的形式扮演一個悲劇的角色，一個已經被剝奪了思想自由卻又自以為是最自由的人；一個把精神的枷鎖當作美麗的項圈去炫耀的人；一個活了大半輩子還沒有認識自己、找到自己的人。”我被如此赤裸裸的表白震撼，心裏好像開啟了一扇窗戶，突然感到又清新的空氣、和煦的陽光進來。戴厚英的睿智使我明白，我們受教育的最終目的，與其說是要積攢多少知識，掌握某項技能，不如說是要獲得洞察事物的能力和認識自我的智慧。若非如此，我們可能會成為有知無識，知學不知問的人。
基於這樣的認識，我首先開始琢磨的問題是，大學是什麽？學問是什麽？我們在大學裏到底要學得什麽？繼而，大學之後呢？我不由得想到了兩年後就將麵臨畢業的事。屆時，去路不外乎有三條：大部分將被分配到基層單位，少數能讀研究生，個別的或許可以留校。對我來說，留校顯然不在考慮之內。分配的話，意味著必須無條件地接受和服從學校的安排。就像初中畢業時，由學校決定何人可以讀高中，何人必須回鄉務農一樣。選擇是上帝賦予人類珍貴的自由，當一個人被剝奪了選擇的自由時，其尊嚴和價值勢必要受到極度漠視和嚴重踐踏。
我先天沒有可靠的人脈與後台，後天也沒有培養出拉關係、攀裙帶的本事，在分配上顯然沒有優勢可言，唯一可以由自己主動選擇的是繼續攻讀研究生。雖然研究生畢業後也要麵臨分配的問題，但至少那是三年後的事情，更何況，讀研究生還顯得有體麵、充滿挑戰和希望。可是研究生的考試都少不了外語，其中主要是英語，而且是全國都用同樣一份考卷。我在高中時才接觸ABC，在高考中隻取得了十幾分的成績，那可能都是通過對選擇題進行抓鬮而有幸蒙上的。進大學以後，由於已經“農轉非”，所以並沒有覺得有攻克它的必要性。加之，當時所用的英語教材是在剛剛恢複高考後，由某個林學院編的初級試用課本，而教我們的英語老師原本是一位俄語教師，但在幾年前“大幹快上”政策的鼓勵下，毅然轉行學了英語，並趁熱打鐵地向我們傳授，顯然是深諳最好的學習辦法就是教人學習的道理。
說實在的，英語不僅是我考研究生的最大障礙，恐怕也是其他考研者的攔路虎。它令不少人望而生畏的原因，並非深不可測，而是對它沒有行之有效的學習方法，以及缺乏使用的環境。記得兩年前，在縣城讀高中時，“研究生”對我來說，就像“香檳”一樣還是一個外來語，覺得神秘、莫測。可如今發現，它居然像一件緊俏的商品，在出售的時候還要搭上一件滯銷貨，叫人難以取舍。
就在我反複權衡考研的利弊得失，拿不定主意時，漆玉邦和宋雪華老師為我指點了迷津。他們是我高中的同窗黃勇的姨父和姨媽，當時都在我就讀的大學裏執教。我平時以叔叔、阿姨稱呼他們。漆叔叔對科研、京劇和家庭無比關注，特別是對學問的鑽研精神非我所能望其頸背。而宋阿姨則是少有的賢妻良母，她的使命就是相夫教子。每次拜訪他們的時候，談論的話題都離不開讀書、教育、科研和京劇。有一次，我試探性地向他們詢問考研的事情，漆叔叔非常詳細地介紹了情況。令我喜出望外的是，他告訴我有些學校可以從大學畢業生當中招收出國研究生。在當時的我，或許還有其他不少的人看來，出國意味著名利雙收，其價值絲毫不亞於“農轉非”。這樣大的回報怎不叫人趨利而行呢？於是，對科學研究還未入門，更談不上為之獻身的我，很快就拿定了考研究生的主意。
至此，在一年多的大學生活裏，盡管沒有搞清楚大學是什麽、學問是什麽，但總算明白了我讀大學的使命──通過考研出國去“鍍金”，在人生的道路上尋求更大的資本。有了這樣明確的目標和方向以後，單調平凡的日子忽然變得有事可做，空空的心仿佛有了寄托。後來細想起來才發現，有目的導向的生活不僅帶來了忙碌和奔波，更主要的是它催生了希望。回顧幾年前，雖然沒有高等文化、沒有城市戶口，但因為充滿希望，才使自己有了克服許多艱難困苦的勇氣，能夠抓住轉瞬即逝的機遇，成功實現從農村到都市的跳躍。在認識到出國讀研究生其實相當於又一次“農轉非”之後，攻克英語就不再是我人生的一個負擔，而是一個積極生活的重要動力，推我踏上了新的征程。
梅姐妹總是很謙遜。我那個時候的想法比較樸素，隻是到了今天，才能把它表述得比較清楚。許多的教育，都是在技術層麵上操作。所以，學校越來越像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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姒弟兄，你在大學生時代就已經思考這樣的人生哲理了？俺才悟出來沒多久：））與你同感---人最難的，是認識自己。中國式教育，很少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