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全的教育(十七)

                理想破滅了，思想才得以誕生 

不知具體始於何時，學校有一個延襲已久的規定，每周二的下午，全校師生員工都要停課、停工，學習政治，改造思想。剛開始的時候，並沒有認真對待，隻把它當成是周間休息，像許多人一樣敷衍了事。但是，幾個月以後，以“主觀為自我，客觀為別人”為題的討論第一次觸動了我幼稚的思想和膚淺的靈魂，使我不能像往常那樣等閑視之。

討論的起因是一位叫潘曉的人，在《中國青年》雜誌(1980年第5期)上發表了一篇隻有一千字左右，題為“人生的路嗬，怎麽越走越窄”的文章。潘曉出生在一個紅色的家庭，從小就懷有無比執著、不甘平庸的理想和追求。但是，無論她怎樣努力、轉換角色，似乎都不能真正施展才華，在社會中找到適合自己的位置。因此，不免表現出悲觀、失望的情緒。然而，也就是當她的無數個理想在現實的麵前，如同肥皂泡似地相繼破滅之後，她才能開始詰問、懷疑、自省。若非如此，恐怕難以向自己和全國的青年提出這樣一個尖銳、嚴峻、挑戰性的問題，那就是年輕人的人生觀、世界觀，和人在社會中的定位問題。可以說，潘曉的理想破滅了，她的思想才得以誕生。為此，在我看來，她不應該困惑、更不該失望，反而倒要為之欣慰。

當潘曉像“牛虻”一樣，向整個社會和體製發起叮咬的時候，我似乎也被刺得清醒了許多。一個普通的社會青年尚且反思人生、針砭時弊，表現出深邃的思想水平，但身為“天之驕子”的我卻扛不動思想、擔不起責任。究其根源，恐怕也是教育所致。在分數掛帥，片麵追求升學率的指揮棒下，憑借高考的東風，一夜“暴富”後成為時代的寵兒。緊接著，又和無數人一樣高枕於沾沾自喜的自詡，深陷在“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會的棟梁”的偉大理想之中不能自拔，任由它將自己變得好高鶩遠、不切實際，根本不去思考自己人生的路是不是也將注定要越走越窄。隨著討論的繼續進行，我慢慢從虛無的世界裏脫身出來，在現實當中認識自己，並對自身的現狀產生了不滿。為了彌補思想這把雙刃劍帶來的“空虛”和“寂寞”，我越來越放任、越來越大膽地在文學甚至哲學的領域裏孜孜以求。與此同時，當把大量的時間花在人文學科上時，勢必在專業上不能盡心盡意。由此而來，最直接的影響是對許多的課程更加不感興趣。

大學一年級裏的課程大多是基礎課，通常是幾個班，一百多人在一起上課。這是高中裏從來沒有的，除非是開大會。在這麽多人的課堂上，常常看到不少人看小說、寫信或幹別的事情，更有甚者，幹脆就曠課，反正老師不會知道。我雖然不曠課，但常常是進課堂三魂不在，出教室七魄歸來。究其原因，自認為問題在以下的三個方麵。首先是教科書。一些從英文翻譯過來的教科書，比較容易閱讀。但不少國內院校編輯的教科書，要麽是多年內容不變，許多過時的知識根本得不到更新，要麽是章與章之間的銜接不連貫、不緊湊，要麽是作者們敘事不流暢、論述不充分、歸納不到位，讓人“一篇讀罷頭飛雪”。還有的教科書，比如英語課本竟然充滿了政治口號，令人費解、惱火、無奈，忍不住要把書問青天，今夕是何年?

當然，書是死的，人是活的。因此這第二和第三個因素就分別是上課的老師和聽課的學生。先說第二因素──老師。生動、風趣的老師能循循善誘，把即使是枯燥乏味的書本知識變得引人入勝。大學不能和小學一樣──授課的內容僅限於教科書，教師如果不能借題發揮，缺乏新意和創意，學生就不能集中精力，更難聚精會神了。比方說，水的密度要比冰的大，這是書本上“死”的知識，課堂上老師要補給“活”的知識。應該有比如“為什麽水的密度要比冰的大？”，“如果水的密度比冰的密度小的話，會怎樣？”等挑戰性的問題。當然，如果學生不能積極主動地吸收、消化老師的內容，並及時地反饋、詰問，隻知其然，而不關心所以然的話，無論怎樣循循善誘的老師可能也會束手無策。這就是第三個因素──學生。我們的教育和考試製度就隻要求我們從前人、別人那裏知道結論和答案，而不重視邏輯推理和批判性思維，使無數人染上懶惰、狹隘、被動、不思進取的鉛華之色，成為無感動﹑無興趣﹑無關心的三無主義者。對這樣的學生，即使教育家孔子再世，恐怕也不能為其點燃主動性和創造性的火焰。

盡管有不少課讓學生提不起精神，但也有些課給人的印象至今還記憶猶新。比如說分析化學課，雖然是幾個班合在一起，但很少有人在課堂上忙別的。講課老師從不遲到，上課前像軍人一樣端端正正地站立在講台上，雙唇緊閉，眼睛正視前方。隻要上課鈴一響，他就一聲令下：“上課！”，好像是吹響了攀登科學高峰的衝鋒號。他人雖然矮小、瘦弱，但聲音飽滿、宏亮，使疲倦的人也能精神煥發。他幽默的比喻、簡練的語言、充實的內容是令許多人專心致誌的原因。更難能可貴的是，決不無理占用學生寶貴的課間休息時間，體現出尊重他人的儒者風範和人文素養。隻要下課鈴一響，不管是在黑板上奮筆疾書，還是在講桌前口若懸河，立馬就說：“下課！”從不拖堂。他那簡單、明了、準確的語言表達，盡職盡業的教學態度和幹淨利索的行事風格令我受益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