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全的教育(十)

第二章      幸有艱難能煉骨──苦難

他使人平窮，也使人富足；使人卑微，也使人高貴。

       《撒母耳記上》2:7

            要是沒有夜晚，人會不會累死?

老家在一個四麵環山，長約二公裏、寬約半公裏的小村子裏，人稱姒山。山的高度不足百米，與其說是山，其實是丘陵。一條大約有兩米寬的土路由南向北貫穿全村，成為與外界相連的唯一交通要道。取名為石麵堰的小渠猶如一條玉帶蜿蜒在村子西邊的山腰上，灌溉著山腳下的百畝糧田。在地勢較低的村子東邊，一條寬約二十來米的小河，呈S行彎曲，從山腳下潺潺流過。河水清澈見底，四季常流，因此取名為長水河。每到夏天黃昏時，一大群孩子就在河裏嬉戲打鬧，大人們則靜靜地泡在水裏，讓暖暖的河水衝洗掉一天的疲勞。 

姒山由三個生產隊組成。九隊在村頭，十一隊在村尾，我們十隊位於兩者之間。鄰隊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每個生產隊有二十多戶人家，一百多人，其中大部分為姒姓, 都是夏朝的開國之王──大禹的後裔。

《史記·夏本紀》記載，禹為姒姓，名曰文命，父親是鯀，母親是修己。大禹被認為出生於公元前二千多年的西川石紐，就是現今的四川省北川縣禹裏羌族鄉。他汲取父親治水失敗的教訓，風餐露宿十三年，采取疏導的治理方法，征服了洪水。病逝後，大臣們根據他的遺囑將他“深埋簡葬”在會稽山(今浙江紹興)上的北麓。為了使大禹一年兩次的祭祀不至中斷，他的第六代孫，無餘被封為越王，世世代代在會稽守陵奉祭。

 大禹的其它後裔經曆代演變，不斷分封改姓，比如夏、禹、鮑、樓等皆出自姒姓。但是，隻為了守陵祭祀一個目的而存留到今天的禹陵姒姓這一支不遷居、不改姓。無論世事風雲如何變幻，都不離不棄、忠貞不渝地傳遞著神聖的火炬，生生不息。他們一守就是四千年，創造了一首英雄家族可歌可泣的悲壯史詩。其間所經曆的榮耀、尊貴、顯赫和屈辱、卑微、衰敗都被詳細記錄在他們的千年家譜──《姒氏世譜》裏。

它從夏朝的開國之王──姒姓第一世祖大禹即姒文命，記到一八七三年的第一百四十一世祖姒振先。其中地位顯赫的有教為詳細的記載，比如第四十四世祖越王勾踐。他從父親越王允常那裏承襲了王位，摧滅吳國，成為春秋一霸。但是，第五十世祖越王無疆攻打齊國和楚國，結果被楚威王戰敗，丟了性命。從此，越國名存實亡，姒氏由盛而衰，一落千丈。十四世紀的元末，發生在紹興地區的大規模農民戰爭使禹陵村哀鴻遍野，姒姓人幾乎遭滅族之災。隻有一戶人家由於避居在會稽深山裏，才幸免於難，那就是第一百二十二世祖姒權以及他的兩個兒子──姒炯和姒烜(xuǎn)。姒權在厄運中守陵之誌不移，告誡子孫：“自後守陵之裔，雖遭貧困，毋再星散，必須聚居左近，陪護陵祠，恭承先誌。”

到一百二十八世祖時，雖然有後裔二十七人，但其中七人未成年死去，隻有五人有嗣。為了生存、發展，使守陵護陵後繼有人，一部分後裔被允許離開禹陵外出謀生。其中有一支不知經過多少迂回曲折、艱難險阻，最終在四川定居並繁衍開來。姒山裏的第一代姒姓祖先是姒先──禹後第一百三十二代，大約在清朝初年從紹興遷居而來，現已傳到第十五代(參見《大禹世家》姒元翼、姒承家著，《禹裔尋蹤》姒承家著)。因此，三個生產隊的姒姓人原本是一家人，身上都流淌著相同的血脈，平時的稱謂就按輩份而定。而且，每個生產隊裏掌權的人幾乎都是姒姓族人，論輩份，他們是我的叔伯、兄長。

我被關在城裏學校的門外，但被生產隊這所學校無條件地接納，在並不十分廣闊的天地裏，以切身的經曆和體會解讀《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大地是我的書桌，田野就是課本，鋤頭是我的如櫞之筆。農業生產需要的“十八班武藝”在學校裏就已經學會了一半，其它的也能舉一反三。事實上，有不少的生產工具，比如說鋤頭、扁擔、犁、耙等早在千百年前的奴隸社會或封建社會就已經開始使用，唯一較為先進的是剛購入不久的雙人腳踏打穀機，但它卻讓我吃盡了苦頭。

當地農村收割水稻時，傳統的脫粒工具是拌桶，一至二人就行，而雙人腳踏打穀機需要四人。兩個成人站在上麵，單腳踩踏板，通過連杆帶動齒輪和滾筒轉動，雙手將帶有成熟稻穗的穀把喂進去，挨近快速轉動的滾筒。憑借速度，裝在滾筒上的脫粒齒就能將穀粒從稻穗上脫下來。由於穀把是事先割下來，放在田裏，因此，需要有人接連不斷地把它們搬運到打穀機旁。擔當這個運輸任務的就是我和同齡的童工們。

水稻，顧名思義，就是種在水田裏的稻子。通常，水田的深度約有四十厘米。我要不停地彎腰將穀把從田裏拾起來，抱著它，快速跑向打穀機，遞給站在上麵的人。然後，再跑出去，搬回離打穀機越來越遠的穀把。如果趕不上，或者傳遞不到位，就隻能忍受言語的暴力。在火爐一樣的田野中，熾熱的驕陽能烤幹地裏的禾苗，燒得人的臉和手臂脫皮，但不能融化冰冷的心靈。在沒有仁愛的地方，貧窮與落後並沒有產生彼此的憐憫、相互的體貼，反而滋生歧視和仇恨。它們猶如田地裏的雜草，除不盡，拔不完，而且長勢總要遠遠超過悉心照料的莊稼。 

與學校不同的是，生產隊裏沒有周末，沒有假日，而且需要出早工和上夜班。最艱苦的是每年的“雙搶”季節，即是一邊搶收小麥，一邊搶種水稻。因為收和種都必須在五月份完成，所以又叫“大戰紅五月”。其次就是秋收，也是邊收邊種，不過是收完水稻再種水稻，名曰“雙季稻”。記得回到生產隊後的頭一年“雙搶”，白天在田地裏揮汗如雨收割麥子，已經精疲力盡了，晚上又馬不停蹄地打麥子，翻麥草。終因勞累過度，倒在打麥場上，眾人離去時沒有理我。直到守糧倉的人來查夜時聽見鼾聲，才發現有人未歸，踹了幾腳把我踢醒。我揉揉眼睛，從麥堆裏站起來，在黑夜裏東倒西歪地尋找回家的路。

除了參加隊裏的勞動，還要照管家裏的莊稼。雖然生產隊的土地絕大部分歸集體所有，但有小部分按人頭劃分給農戶，成為各家的自留地。集體所有製造成了吃“大鍋飯”的現象，嚴重壓抑了人的積極主動性。不僅沒有達到當初期望的合作、互助的目的，反而培養了人們投機取巧、偷工減料、懈怠冷漠的惡習。因此隊裏的莊稼總是欠收。當時成年男人勞動一天可掙十個工分，婦女們掙七分半，我隻有三分。該生產隊的一個工分可以折合成大約三分錢的人民幣。也就是說，我勞動一天能掙九分錢，一年能掙大約三十元人民幣，拿到自由市場上，按每斤五角錢計算，可以購買六十公斤的大米。三十年後的今天，大米的價格隻漲了兩倍，約每斤一元五角。那些不願種田，不甘貧窮的年青同鄉，到城裏謀發展，一天掙的錢就能買到六十公斤的大米。

好在每家還有自留地。它的存在具有重大的意義。首先，它為農民提供了一個舞台，使他們有地方盡情揮舞自己的鋤頭，釋放自己的能量，展現自己的聰明才智，而不至於在生產隊裏憋死。我就是通過精心管理家裏的自留地，從失學的打擊中漸漸恢複了元氣，找到了生活的意義。對我來說，自留地不僅是一塊實驗的基地，而且是一個自由的土地。隻有在那片土地上，才可以不受限製，隨心所欲。其次，自留地除了解決一家人的“菜籃子”問題外，還能或多或少掙些銀子來，供買油鹽醬醋之用。一般說來，自留地上很少種糧食作物，大都用來種經濟作物，比如蔬菜、瓜果、豆類和豬的飼料。我在一小塊地的周圍種上厚皮菜，等長成以後，把葉子摘下來。拿到集市上，以兩分錢一把的價格出售。如果能買出五把，就可以抵得上在生產隊裏一天的勞動收入。 

在對多種經濟作物的栽種、澆灌和管理的過程中，我的自主性和能動性被調動了起來。不同的作物需要不同的種植季節、栽培技術和管理方式。這些學問是與生產實際密切相關的實學，是事關家計民生的大事。對它們的掌握和運用使我逐漸養成了認真、務實的習慣。同時，還明白了另外一個重要的道理，那就是莊稼的正常生長不僅需要充足的陽光、合適的水份和肥料，還需要不斷地鋤草，有的還需要定時修枝、打葉，就如同人的成長照樣需要“愛護”和“修剪”一樣。 

如果說，生產隊裏務農是我的職業，那麽自留地裏耕耘就是我的事業。對事業的追求成了我生活的動力。所以，每天收工後，不管多累，都要到自留地裏去。要麽除草，要麽給莊稼施肥，直到天黑為止。回到家後，再幹家務事，比如喂豬、洗菜等。一次，在田地裏勞累了一整天後，母親和我晚上去磨坊碾米至深夜回來。途中小憩，當她抬頭遙望既無星光也無月光的天空時，不禁深深地歎息道：“要是沒有夜晚，人會不會累死？”或許母親的感歎隻是無意而發，但卻讓我沉思良久。正是黑夜趕走了浮燥、喧嘩的白晝，才使我們可以頭枕星星、重新得力。然而，當我們人生的時鍾轉到萬籟俱寂的茫茫黑夜之時，又有多少人有信心和力量守候明日的朝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