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在上一篇跟貼中指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才是原文的形態,沒有哪個斷句是絕對正確的。而且,從孔子的整體思想上判斷,作為中國曆史上第一大教育家,不能想象他會提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這樣的讚成愚民的觀點的。
我是這樣想的。
第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近一百多年來,對孔子那句話的主流斷法,那就不回避,就針對這一斷法去解析。
第二,這樣的斷法從句子的邏輯關係和句子結構來看,可能更接近於真實。
如果需要玩弄文字技巧,文字遊戲來維護先賢形象,那不是先賢願意看到的。所以,雖然梁啟超的發心是要維護孔子的形象,但孔子是不會讚成他的曲解的。
我們就用“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來解釋孔子,看能不能得出愚民的意思?
一個悉心的媽媽,為她的幼兒製定科學合理的膳食,需不需要向小家夥講清楚這樣的搭配最富營養,如此進食最有利於成長?並且,等孩子點頭同意了才喂食他呢?
那些學富五車,“心智全開”的現代學者們,你們年少之時,是不是被家長和老師們“使由之”地被動地進入學習狀態,從無知的娃娃起步,一步步“知之”而漸入佳境的呢?
春秋戰國之際,文化畢竟是少數精英所擁有。用我們今天的標準,應算作民智未開,“民性不皆明”,就如同我們整個人類社會的幼兒期。如果每項政策的製定和推行前,必須將其出台的背景,重大意義和深遠影響家喻戶曉,婦孺皆知,會是什麽結果呢?那一定是空耗精力,事倍而功無的!
“夫以樂成,難與慮始!”,什麽意思?
“大眾願意看到事情的結果,不願意一開始的參與和謀劃”!這就是為什麽“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客觀原因!這不是對庶民大眾的蔑視,而是對庶民大眾的正視!
很多客觀事實,看起來不是很美好;一些人性,追究起來很不堪。然而,我們的先人們能夠正視這些,他們是這個世界上很奇特的一個種群:他們信奉祖先大於宗教和神冥;敬畏道德和自然大於權勢和財富。他們的學說多是基於人性的,而不是神性的。當猶太人將他們的智慧之王———所羅門王的劈子判母的智慧頂禮膜拜之時,我們的祖先們早已更深層次地勘悟了人性,並以此構建出了偉大的和諧社會。
別說在那“民智未開”的春秋戰國年代,就是在今天的民主共和社會,為什麽采取共和議政啊?為什麽采取代表人製啊?很簡單,對於大眾而言,“夫以樂成,難與慮始”!在今天法律條款如此繁複的年代裏,即使在民主的西方,有幾條法律的製定,有哪次國家預算法案的通過,是使大眾事先“知之”的?而這些被通過的法律條款和預算法案,對於公民而言不是“使由之”(強迫執行)的?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這是聖人在國家治理層麵上,基於人性在大眾心理和大眾行為上的表現,而給出的客觀判斷。其實,說赤裸點,這句話也是今天共和製的社會心理基礎!
我們大多數人都是基於當下的認知和趣味而戰鬥著的。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享受著所謂的“正義感”帶給我們的心潮澎湃。而很多人,為了所謂的“正義”而變得暴虐;很多人,為了追求“公正”而變得鐵石心腸。。。
梁啟超是個儒者,於是,他是個例外。
在當時那個中西思想風雲際會的年代,作為一個受兩種思想熏陶,同時被強勢的西學思想裹挾的他,始終處於糾結當中,從而導致了他在保守與激進中的搖擺不定。是他給那個“民智”之門開了個縫,於是,蜂擁的人群魚貫而出(入),當他再想以一人之力去維護業已失控的秩序時,已經是不可能了。這就體現在那些新文化的先驅們對儒學的批判上:大多是彌漫著濃鬱的火藥味,而缺乏學術的思辨和思想的冷靜;大多是革命名義下的呼嘯,還有就是不明就裏式的蠻橫。。。他們是那魚貫的人群。
佛朗士說:生為一個偉大的人物,實在是一種不幸。活著時,備受煎熬和痛苦;死後,又被各種不相幹的人作弄,最終使自己變成一個毫不相幹的人。
孔子就是實例,相信梁啟超也是。
梁啟超為孔子的辯護其實也是對老先生的作弄;
我現在寫梁啟超的文,也是對這位最後的儒者的作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