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有朋友善意地提醒我：這樣大的題目你也敢寫啊？
我說：你知道嗎？一個人知道得越多，就越覺得自己的無知。也就越發謹慎，不敢胡亂寫。所以老子說“知者不言”；所以蘇格拉底說“我什麽都不知道”。其實，說得好聽點，他們那叫做謙卑和敬畏；說得難聽點，他們那是矯情，而且是陷入了某種桎枯，某種樊籠的矯情。不就是怕言多必失嘛？不就是怕貽笑大方嘛？ 童言無忌，真理其實一定很簡單！一知半解也並非一無用處，它可能會因為你的無知，而引領你進入另一片天地的。
好了，言歸正傳！ 儒也有魅力啊？
那腐儒，酸儒，賤儒，幾乎不就是奴才的代名詞嘛？
我們的偉大先人啊？你們的不爭氣的子孫這一百來年，已經都把你們糟蹋得不成樣子了。
更有如今的崇西極端人士，居然大聲疾呼要以基督文化替代儒家文化。我相信這樣的人既不了解基督文化，也不了解儒家文化。往往是，西方中好的東西他們沒學到，西方中不好的東西卻已經深深地固化在他們的思維中，最終給自己弄個四不像。西方人從小就教孩子要多多地正麵思維，要多想事物POSITIVE的一麵。而那些極端崇西的朋友們，在這個問題上，可能還不如個孩子。
他們已經把儒醜化得差不多了，還是讓我們正麵地，POSITIVE地去描述一下一個儒者的樣子吧：
得意時，他素衣高冠，彬彬有禮，憨憨地坐在人性最溫柔，最慈悲，有陽光的斜坡上，靜穆而善良；
失意時，他登科失路，他被放逐貶謫，他窮困潦倒，他人生狹窄逼仄，而他，亦或仰天長問，亦或掀須朗笑，永遠行走在路上；
我想這應該是一個真正的儒者的人生寫照。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
這樣的人格在其他文化中是少有的，而在儒家文化中是普遍的。我想這也就是為什麽，在上個世紀二十年代，西方的思想大家們，如羅素，如杜威，如泰戈爾因仰慕梁啟超們，因仰慕辜鴻銘們而不遠萬裏，來到中國講學交流。如今呢，再也沒有西方的思想大家來和我們交流了。為什麽，因為我們已經沒有了那樣屬於我們的儒者，我們已經沒有了我們自己的思想者。我們不過是思想著別人的思想，普世著別人的價值！
中國人的思維方式是：一半是儒，一半是道。然而，比較悲催的是，往往不是二者的結合，而是要麽儒，要麽道。
儒者是方的，道者是圓的。
儒者們往往是一根筋的，儒者們往往是沒有城府的。所以，儒者中可以出現清平盛世中最好的政治家，而在動蕩社會中，他們往往表現為百無一用是書生（儒生）。正如在那風雲際會的清末民國初，舊儒如李張辜王，新儒如胡蔡康梁，他們就都不靈，注定失敗，注定隨波逐流。在飄零的年代，寂寥和落寞幾乎是大多數儒者的宿命。
並不是所有的儒者都能像那個千古一聖，大儒王陽明那樣，把儒，道很好的結合的。這個天才在他十幾歲時就尖銳地指出：儒者患不知兵。區區章句之儒，平日叨竊富貴，以詞章粉飾太平，臨事遇變，束手無策，此通儒之所羞也。就如同那個方孝孺雖有治世之能，然一旦處變，就隻有殉節的份了。事實上，中國的朝代更迭史，可能就是一部中國儒者的蹭蹬失意史，裏麵飄蕩著太多的抑鬱和悲號。
然而，然而，正是這些不知深淺，不知進退的儒者們，護佑著這個龐大的帝國相對平穩地走過兩千多年的風風雨雨。那麽多文明來也倏忽，去也倏忽。隻有這個儒的帝國：那些老儒們，朝堂之上，仗義執言；那些壯儒們，為政一方，廉政愛民；那些幼儒們，枯燈旁邊，苦讀聖賢。。。
有看官估計看不下去了：你沒事兒吧？是不是喝高了。 這位看官，我早上從來不喝酒！
石康在《奮鬥》中的第一集就讓一幫小青年把魯迅的石膏像給砸了。我看砸得真好！
這個二十世紀的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他把他文章中的很多主語搞錯了。他文中所說的“中國人”換成“清朝人”，更準確的是“晚清人”才對。魯迅先生的骨頭到底有多硬並不好說，但他的偏激卻體現在了他的字裏行間的。魯迅先生讀史，滿眼看到的隻有吃人兩個字。作為文學家，這是生動的好句；作為思想家，這完全是話走偏鋒。不過，因為他這句話，我倒要為過去著史的儒生們拍手叫好。為什麽？因為他們如實地記載了曆史的真實，曆史的血腥；因為他們不是些隻會歌功頌德的奴才；
魯迅們的錯誤在於他們在新文化運動中走到了另一個極端，一個完全自我否定的極端。而那個真正的新文化先驅胡適之卻很好地保持了儒的本色。如果說二十世紀是魯迅的世紀，那麽二十一世紀將會屬於“我的朋友胡適之”。（待續）
我說：你知道嗎？一個人知道得越多，就越覺得自己的無知。也就越發謹慎，不敢胡亂寫。所以老子說“知者不言”；所以蘇格拉底說“我什麽都不知道”。其實，說得好聽點，他們那叫做謙卑和敬畏；說得難聽點，他們那是矯情，而且是陷入了某種桎枯，某種樊籠的矯情。不就是怕言多必失嘛？不就是怕貽笑大方嘛？ 童言無忌，真理其實一定很簡單！一知半解也並非一無用處，它可能會因為你的無知，而引領你進入另一片天地的。
好了，言歸正傳！ 儒也有魅力啊？
那腐儒，酸儒，賤儒，幾乎不就是奴才的代名詞嘛？
我們的偉大先人啊？你們的不爭氣的子孫這一百來年，已經都把你們糟蹋得不成樣子了。
更有如今的崇西極端人士，居然大聲疾呼要以基督文化替代儒家文化。我相信這樣的人既不了解基督文化，也不了解儒家文化。往往是，西方中好的東西他們沒學到，西方中不好的東西卻已經深深地固化在他們的思維中，最終給自己弄個四不像。西方人從小就教孩子要多多地正麵思維，要多想事物POSITIVE的一麵。而那些極端崇西的朋友們，在這個問題上，可能還不如個孩子。
他們已經把儒醜化得差不多了，還是讓我們正麵地，POSITIVE地去描述一下一個儒者的樣子吧：
得意時，他素衣高冠，彬彬有禮，憨憨地坐在人性最溫柔，最慈悲，有陽光的斜坡上，靜穆而善良；
失意時，他登科失路，他被放逐貶謫，他窮困潦倒，他人生狹窄逼仄，而他，亦或仰天長問，亦或掀須朗笑，永遠行走在路上；
我想這應該是一個真正的儒者的人生寫照。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
這樣的人格在其他文化中是少有的，而在儒家文化中是普遍的。我想這也就是為什麽，在上個世紀二十年代，西方的思想大家們，如羅素，如杜威，如泰戈爾因仰慕梁啟超們，因仰慕辜鴻銘們而不遠萬裏，來到中國講學交流。如今呢，再也沒有西方的思想大家來和我們交流了。為什麽，因為我們已經沒有了那樣屬於我們的儒者，我們已經沒有了我們自己的思想者。我們不過是思想著別人的思想，普世著別人的價值！
中國人的思維方式是：一半是儒，一半是道。然而，比較悲催的是，往往不是二者的結合，而是要麽儒，要麽道。
儒者是方的，道者是圓的。
儒者們往往是一根筋的，儒者們往往是沒有城府的。所以，儒者中可以出現清平盛世中最好的政治家，而在動蕩社會中，他們往往表現為百無一用是書生（儒生）。正如在那風雲際會的清末民國初，舊儒如李張辜王，新儒如胡蔡康梁，他們就都不靈，注定失敗，注定隨波逐流。在飄零的年代，寂寥和落寞幾乎是大多數儒者的宿命。
並不是所有的儒者都能像那個千古一聖，大儒王陽明那樣，把儒，道很好的結合的。這個天才在他十幾歲時就尖銳地指出：儒者患不知兵。區區章句之儒，平日叨竊富貴，以詞章粉飾太平，臨事遇變，束手無策，此通儒之所羞也。就如同那個方孝孺雖有治世之能，然一旦處變，就隻有殉節的份了。事實上，中國的朝代更迭史，可能就是一部中國儒者的蹭蹬失意史，裏麵飄蕩著太多的抑鬱和悲號。
然而，然而，正是這些不知深淺，不知進退的儒者們，護佑著這個龐大的帝國相對平穩地走過兩千多年的風風雨雨。那麽多文明來也倏忽，去也倏忽。隻有這個儒的帝國：那些老儒們，朝堂之上，仗義執言；那些壯儒們，為政一方，廉政愛民；那些幼儒們，枯燈旁邊，苦讀聖賢。。。
有看官估計看不下去了：你沒事兒吧？是不是喝高了。 這位看官，我早上從來不喝酒！
石康在《奮鬥》中的第一集就讓一幫小青年把魯迅的石膏像給砸了。我看砸得真好！
這個二十世紀的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他把他文章中的很多主語搞錯了。他文中所說的“中國人”換成“清朝人”，更準確的是“晚清人”才對。魯迅先生的骨頭到底有多硬並不好說，但他的偏激卻體現在了他的字裏行間的。魯迅先生讀史，滿眼看到的隻有吃人兩個字。作為文學家，這是生動的好句；作為思想家，這完全是話走偏鋒。不過，因為他這句話，我倒要為過去著史的儒生們拍手叫好。為什麽？因為他們如實地記載了曆史的真實，曆史的血腥；因為他們不是些隻會歌功頌德的奴才；
魯迅們的錯誤在於他們在新文化運動中走到了另一個極端，一個完全自我否定的極端。而那個真正的新文化先驅胡適之卻很好地保持了儒的本色。如果說二十世紀是魯迅的世紀，那麽二十一世紀將會屬於“我的朋友胡適之”。（待續）
對於辜鴻銘我還會慢慢讀的。不過，我確實能讀到他很多好的東西，正如我讀秦漢之後的儒生們，我仍然可以讀到很多優秀和高級的東西。對於傳統文化，做佛印，不做蘇東坡。與好酒共勉吧！
玫瑰謬讚了。高興來讀貼。
其實中國經過秦和漢後，就沒有知識分子和思想家了，先秦出了些思想家。後來都是讀書做官的凡人。還是我那句話：中國上下5000年，一堆臭蒼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