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興也勃，其亡也忽 ----讀史有感（之五）

新王朝與社會經濟發展：農民起義對社會經濟發展的推動作用主要表現為兩個方麵：一是推翻腐敗黑暗的舊王朝，二是新王朝的建立者大都能從前朝亡國中吸取教訓，推行開明的政治經濟政策，從而使新朝的社會經濟得到迅速的恢複和發展，並且超過前朝的水平。大家都知道唐太宗時有貞觀之治（627-649年）那是中國曆史上少有的一個政治清明、經濟發展、文化繁榮、社會安定、武功鼎盛、廣大人民安居樂業的太平盛世。而貞觀之治的出現就是唐太宗吸取隋煬帝滅亡的教訓，善待百姓，勵精圖治的結果。隋朝本來是一個經濟繁榮，國力鼎盛的大帝國。據估計隋朝當時儲備的糧食和布匹夠用50年，但在隋煬帝的折騰下，十幾年功夫龐大的隋帝國就土崩瓦解，隋煬帝本人也被部下砍了腦袋。唐太宗李世民借用古語說：“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也就是說，君王是舟，老百姓是水。水可以承載舟，也可以傾覆舟，所以統治者要善待百姓。他又說：“天子者，有道則人推而為主，無道則人棄而不用，誠可畏也。”他常對大臣們說：人君依靠國家，國家依靠民眾，剝削民眾來奉養國君，好比割身上的肉來充腹，腹飽了身也就斃命，君富了國也就滅亡。唐初在總結農隋末民起義的原因時認為是由於“賦繁役重，官吏貪求，饑寒切身”，所以唐太宗要“去奢省費，輕徭薄役，選用廉吏。”為解決社會矛盾，唐太宗製定了“偃武修文，中國既安，四夷自服”的方針。為緊縮開支，減輕百姓負擔，唐太宗大力精簡政府機構，裁撤庸員，使中央政府官員從2000多人減到隻有600多人。在唐太宗的治理下，被戰亂、災荒破壞的社會經濟迅速恢複發展。史書記載，在貞觀初年，全國人口不到300萬戶，一匹絹能換一鬥米。而到了貞觀四年，一鬥米才四、五分錢，牛馬滿山坡，人出行幾千裏都不需買糧食，沿途都有人免費供應。而且社會次序好的難以想象，路不拾遺，夜不閉戶（“馬牛布野，外戶不閉”），周邊少數民族歸附者有120萬人，這一年全國被判死刑的隻有29人。貞觀6年死刑犯有290人，年末唐太宗讓他們全部回家團圓，明年秋後再回來就死（當時處死犯人都在秋後，稱“秋決”）。次年9月，那290個死刑犯全部回返，無一逃亡。在中國曆史上，經濟繁榮的程度可能有媲美美甚至超過過貞觀之治的，但就政治清明、吏治廉潔、官員奉公守法、百姓安居樂業而言，貞觀年間無疑是空前絕後的。史書記載，當時“官吏多自清謹。製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跡，無敢侵欺細人。” 貞觀時期是中國曆史上基本沒有官員貪汙的時期，這也許是李世民最值得稱道的政績。在李世民統治下的中國，皇帝率先垂範，官員一心為公，吏佐各安本份，濫用職權和貪汙瀆職的現象降到了曆史上的最低點。這當然主要歸功於唐太宗的英明，而這與唐太宗吸取隋末農民起義的教訓是分不開的。盡管唐太宗是殺兄逼宮奪取政權（玄武門之變），但後世曆史學家並不苛責他奪權的非正統，而是讚頌他虛懷納諫，讚頌他開創的貞觀之治，為大唐盛世打下的堅實基礎。

在西漢初年，漢高祖劉邦麵對農民起義和連年戰亂的破壞，采取了“黃老無為”的政策，與民休息，不瞎折騰，對百姓輕徭薄賦。到文帝、景帝時（公元前179-141年）繼續與民休息，社會經濟恢複發展，出現了中國曆史上第一個盛世，史稱“文景之治”。文景之治為漢武帝出擊匈奴，開拓疆土打下了堅實的經濟基礎。

朱元璋領導的農民起義推翻元朝後，麵對滿目凋零的社會經濟，也采取了與民休息的政策，大力恢複和發展生產。朱元璋說：“天下初定，百姓財力俱困，譬猶初飛的鳥兒。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搖其根，要在安養生息之。”出身貧寒的朱元璋非常痛恨官吏的貪汙腐敗，他認為“吏治之弊，莫過於貪墨”，製定了中國曆史上最嚴厲的打擊貪腐的法律。官吏貪贓枉法者一律發配邊地充軍，貪汙60兩以上者梟首示眾、剝皮實草（砍頭後把皮剝下來，塞上稻草）。在朱元璋的嚴厲或說是殘酷的打擊下，明初吏治腐敗的現象得到扭轉，“一時守法畏法”，“吏治煥然丕變矣。”在朱元璋的勵精圖治下，明初社會經濟也是迅速恢複發展。開國僅僅24年(1392年),全國人口就達到6000萬,比元朝最高時多了700萬人, 政府稅糧收入也比元朝增加近2倍,明朝的經濟全麵超過元朝.

文景之治、貞觀之治和明初的社會經濟複興和發展史說明，農民起義推翻一個腐朽落後的舊王朝，建立一個新王朝，中國社會常常以此為契機從大亂走向大治。

(2/22/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