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要什麽樣的 “盛世”?

上期專欄文章介紹了中國曆史上的三大盛世: 即西漢“文景之治”到“漢武極盛”，從“貞觀之治”到“開元盛世”的大唐盛世，以及清代的 “康雍乾盛世”. 這三大盛世是中國曆史的黃金時期,國力強盛,經濟繁榮,文化昌盛,文治武功相得益彰.盡管都是盛世,但三大盛世的區別還是很大的.自秦皇以來2000多年中國一直實行中央集權的專製製度,這套製度在漢唐時期有其優越性,當時世界其它國家和地區或仍處於蠻荒,或神權統治,或分裂割據,而中央集權使國家可以整合、動員全國的人力和資源，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再遇到一個或勵精圖治，或雄才大略，或最少不瞎折騰的好皇帝，則國家平安，百姓溫飽也就為期不遠了。所以漢、唐兩朝的盛世是建立在優勢的政治、經濟和社會製度基礎上的，漢唐的衰落禍起於內憂：在漢是農民起義，而在唐則是擁兵自重的節度使造反，再加農民起義的最後一擊，使輝煌的大唐帝國土崩瓦解。

康雍乾盛世則不同,盡管這是繁榮的100年，但卻是中國沉睡的100年。這時中國的政治、經濟和科技發展開始落後於西方。在政治上封建專製製度達到頂峰，康雍乾三朝都大興文字獄，鉗製言論，鉗製思想。經濟上仍以小農經濟和小手工業為主。而同期的歐洲大陸陸續發生資產階級革命，逐漸建立起君主立憲或共和的資本主義政治製度。18世紀英國率先開始工業革命，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變。乾隆死後僅僅40年就爆發了鴉片戰爭，年輕的資本主義的大英帝國以船堅炮利轟開了老邁而腐朽的清王朝，拉開了100年來中國飽受外來侵略的序幕。康雍乾盛世之後的清朝曆史說明，不能沉醉於表麵的經濟繁榮，更要比較製度的優劣。單從GDP來講，道光年間清王朝的經濟總量大大高於當時的英國，但一個是腐朽落後走向沒落的封建帝國，而另一個則是如“早晨8、9點鍾太陽”蓬勃向上的資本主義英國。製度的優劣決定了戰爭的勝負。

中國曆史上的三大盛世都是“人治”的結果，連著出了幾個好皇帝，這幾個好皇帝或不折騰（如漢文帝、漢景帝），或勵精圖治（如早期的唐玄宗、雍正皇帝）或雄才大略（如漢武帝、唐太宗、康熙帝），把自己的江山治理成盛世。但一旦皇帝無道昏庸，則盛世難再。更不幸遇到一個昏君暴君，則忽喇喇如大廈傾，龐大的帝國三兩下就土崩瓦解，如隋煬帝。這種“人治”的傳統貫穿曆史幾千年，是中國社會跳不出從大亂到大治，又從大治到大亂惡性循環的根本原因。當然我們不能苛求幾百、幾千年前的先人，但在21世紀的今天,世界曆史已經證明法治優於人治，中國大陸卻依然沉溺於“人治”，沒有超脫幾千年來的窠臼,也注定這種靠人治達到的一時的經濟繁榮難以持久.

中國曆史上除了上述的三大盛世外,還有一些時間較短的政治清明和經濟繁榮,它們因為時間短而夠不上“盛世”而被稱之為 “中興”,如19世紀下半葉的 “同治中興”, 其代表是為 “洋務運動”,它與日本的 “明治維新”在時間上幾乎同時,內容差不多,都是建設近代工商業、發展軍備，即“富國強兵”， 但結果卻大不同. “明治維新”隻通過一代人的努力就使日本由一個封閉、落後的封建國家變成一個現代資本主義國家，並以1895年戰勝它長期的老師中國、1905年擊敗俄國而震驚世界，宣告日本正式登上了世界強國的舞台。中國的失敗、日本的成功為我們提供了最佳的比較範例。中國的“洋務運動”隻是想把西方的技術和工業移植到衰朽的封建帝國，為那個僵化的體製注入一些新血，目的還是要保護和延續這種製度。洋務派們相信中國的傳統還是好的，隻要引進一些西方的工業和科技，就可以“師夷之技以製夷”。而日本的改革則更多地致力於新力量的培養，用新的形式取代舊的形式。

1978年以來中國的改革開放在我看來更多地象清末的“洋務運動”：發展市場經濟，引進西方的科技和管理，但在根本的政治製度和更深的文化層麵卻沒有任何實質意義的改變。在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破產後，中國大陸又轉向傳統文化，企圖拿儒家文化來構築現代中國的價值體係。30年來的改革開放盡管在經濟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它真的會達成中國的複興，還是如“洋務運動”一樣以失敗告終，現在下結論還為時過早，但我相信隻有經濟的片麵繁榮，沒有相應的政治變革和現代公民社會的形成，單一的經濟繁榮就象一條腿走路一樣不可能持久，中國社會的長治久安更如無根之浮萍，現在中國大陸愈演愈烈的“群體事件”（按曆史說法叫“民變”）就是明證。

(10/29/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