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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年前的這一天直接與我當年的出國相關，六四運動啟動了我們家到美國來的旅程。我每年的這個時候都會想到北京那些死難的年輕人，我當時正是在武漢讀書的研究生。
那些場景永生難忘，從北京回到同濟的同學所講述的慘狀，我們在武漢長江大橋看到的被學生阻斷的京廣線，以及我和太太花幾個小時從武漢長江大橋走回徐家棚的父母的家。
當時氣氛壓抑到什麽程度？我和太太好多天都說不上什麽話。我們看到政府可以如此無恥地對待手無寸鐵的學生，那已經超出了任何有良知的人的想象，誰還願意在這種地方呆下去？
百般無奈隻有想辦法逃離，發誓自己應該盡量離開那個沒有希望的地方，就像現在上海人的潤潮。什麽科學機會少隻是一個借口，重要的是那裏沒有做人的基本尊嚴。
最令人感慨的是，中國洗腦能力在六四的曆史述事上表現得淋漓盡致。比我們晚10年左右出國的年輕人，他們基本上不知道六四發生了什麽，很多還擁有政府的相類觀點。
我至今記得，華大香港裔教授當著我的麵，對他的從北大來讀華大博士的學生說：“她對六四發生了什麽，幾乎是一無所知”。
我勸今天有條件的年輕人離開那個沒有希望的地方，也盡自己所能幫助需要幫助的人。在我欣賞美國幾十年的自由後，這種感觸更深。
但是沒有視野的年輕人根本聽不進去，就像當年的我，必須看到六四才知道自己需要盡一切力量逃離那裏。
真是沒有想到，現在的中國比80年代更腐敗，年輕人更看不到希望。80年代趙紫陽還有姿態成立政治體製改革辦公室，現在是全國都在學娘家河畢業生的初心論。
香港以前每年六四都有燭光悼念，今年香港的特首隻說那次敏感事件，連六四的名字都不提及。民眾更是不允許更換微信頭像，在黑暗中打亮手機的燈都被看成是危險的信號。
中國與整個西方的脫鉤仍然是進行時，中國老百姓的苦日子正在來臨。美國禁中國芯片是14納米以下，日本最近更進一步，限製級別提升到28納米，印度擺脫傳統盟友加入西方圍堵貓兒國。
貓兒比老佛爺慈禧還厲害，慈禧與眾多西方強國宣戰。貓兒對西方國家實施戰狼外交，還借在清華讀的法律博士為世界指明方向。
更令人難以置信的是，我們幾乎可以肯定，在我們的有生之年，將會看到中華民族再次麵對流血衝突，他們隻有那樣才能讓自己的政治體製擁有彈性和希望。
參見我在六年前的回憶：“人生的很多事情存在相當的偶然性。我經常對學生說，當我們回憶人生，特別是如果我們欣賞那些傑出人士的履曆時，我們會發現影響你人生的關鍵幾步，是在你很年輕時完成的。所以還是中國古人有智慧：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我醫學院畢業被分配到生物所的那天正好在剛從德國回來不久的史教授手下，這就幾乎是上帝安排的，當然我也努力。這或許與同濟相關，因為那年隻有我們兩同濟的和一位上海的畢業生分到了史老師的研究室，那些中國科大，武大或川大的則去了生產疫苗或血液製品的車間。史老師教我們怎麽做單克隆抗體，這個技術在80年代的中末期在中國是相當先進的，北京都派人來學習。我師兄們申請時我也照著寫簡曆，但是我申請時很自然地把我的單抗染淋巴組織的實驗圖譜也附上了。科學的語言是世界性的語言，那些脾髒的染色圖譜全世界的科學家都看得懂，不需要我用蹩腳的英文解釋。現在回想起來我是十分幸運的，我隻寫了2-3封信就有華大教授表示興趣。我當時在家裏帶兒子，實驗室打電話到樓棟說我必須回趟實驗室，因為當時六四之後需要人人交待過關，師兄順便說你還有一封美國來的陽性信，也就是說有美國教授對我感興趣”。
大家都在談當年自己是怎麽出國的，我也借以前博文說說。當時是1990年8月份，從香港飛美國的單程$1300的機票是我老板買的，我抵美國後還給了老板的秘書。老板還借給我五百美元的現金，以支付公寓等費用，這些都是我以後幾個月發工資後需要還的。
“經過當時在德國的史老師的鼎力推薦，信中有句“我在中國的實驗室也不錯”，我也聯係了在科羅拉多讀博士的同濟前老師，還請從加拿大回去的同事幫我打電話詢問，我便得到了來華大做博士後的機會。我告訴我媽媽我要去美國了，她死活不相信，隻說要等你上飛機的那天才算數。這事之艱辛還真被我媽媽猜中了，美國的邀請信函在路途走了很久，記憶中超過一個月，明顯有被扯開檢查過的痕跡。信的延遲使我正好趕上在1990年春天中央實施的以014號文件命名的限製出國條款，長話短說，我需要賠償國家的培養費。這文件是政治局在風波之後為限製出國而采取的措施，具體要求是畢業後必須工作滿五年才允許出國，否則必須在海外有親屬才行，這已經把中國人分了等級。虧得他們想得出來，他們進一步把親屬分成直係親屬和旁係親屬，他們也需要懂些人類學才能深入細分。直係親屬為祖父母、父母和自己的配偶，也就是爺爺奶奶、丈夫妻子和父母，如果擁有直係親屬你出國不需要賠償培養費。旁係親屬則指親兄弟姐妹及其子女，也就是叔舅姨姑都行，如果擁有旁係親屬你也可以出國，但是需賠償教育費用，記得本科生是每年2500人民幣，研究生為每年4000，你還允許用工作年限去抵培養費。當時賠錢美國人好理解，現在的中國也覺得應該，但是我們當時考上大學或研究生的那一刻是知道我們讀書是免費的，你不能後來強行擬定契約，這在法律上是經不起推敲的。
“直係和旁係親屬的定義可以延伸到配偶的那一方，這條救了我。我們家是我媽媽說的“紅軍長征掉了隊，海外留洋掉了船”的普通人家，沒有任何資源。當時我師兄戲稱我留美是一句歌詞說的“一場遊戲，一場夢”，但是還是應該細讀紅頭文件，回家與太太琢磨文字，想起了她媽媽有位同父異母的兄弟在香港，這樣我通過配偶就有旁係親屬了。但是我們不知道香港那舅舅的下落，便當時決定讓鄰居不時去我們家看看睡覺的兒子，我們趕去漢口的電信樓給香港的表哥打電話，回來後還發現兒子帶被子從小床上滾下來了。
“最後算下來研究生加上本科，我需要賠償1.2萬人民幣左右，我90年讀研究生的工資是每月62元，隻有向全家親戚加上我媽的同學借。當年傳說武漢公汽上有人用刀子劃包偷東西，所以我們隻能用餅幹盒子裝錢。賠錢當天，先說好到各家去取錢的時間，乘公共汽車，這處三千，那處三千。一盒子裏裝滿十塊為單位的萬元人民幣，讓生物所的出納數了好長時間。我出國一年多後，傳出生物所會計處有人貪汙了萬元而被抓，應該有我的部分貢獻。
“賠這巨款隻是完成了第一步，後麵的路長著呢。當年我和太太一下班就跑湖北省教委彭處長的辦公室，他煩到幾乎可以把我們轟出來。沒有他的批示我不可能拿到現在看似簡單的護照，但是同時辦出國的同濟子弟因為公安局有人可以跳過省教委這一步。就是這位彭處長，他規定不僅要香港舅舅的身份證明，還作為土皇帝做出比北京更苛刻的措施，要求旁係親屬必須全額擔保我。我有華大教授的全額博士後資助，他說那些東西不算，他的理由是他們不希望看到中國公民在美國受苦。北京好多人索性編造出直係親屬的證明，我們從沒想過，彭處長還誓言，這是對國家負責任，誤放一人國家會蒙受成千上萬的損失。他是純粹刁難你，你毅誌力不強的話，前功盡棄。
“問題是香港舅舅是不願意擔保我的，通過跟彭處長通融，他同意香港的表哥擔保就行。他當時還網開一麵，我隻要出示中國銀行有4000美元的存款也行，這對於我們窮家小戶是個天文數字，人窮隻有墾求香港表哥花錢弄份隻為滿足彭處長官威的擔保書。我始終感謝史老師的那句話，他說：“隻要你出來了，一切都會好的”。十分艱辛才拿到中國的因私護照，飛機在1990年8月13日從北京起飛香港的那一刻，我真有逃難的感覺，現在仍然慶幸我當年衝破萬難來到美國。”
我們看到政府可以如此無恥地對待手無寸鐵的學生，那已經超出了任何有良知的人的想象，誰還願意在這種地方呆下去？）是的
更令人難以置信的是，我們幾乎可以肯定，在我們的有生之年，將會看到中華民族再次麵對流血衝突）多災多難的民族
這幾天，北京的網友問我在幹什麽？我說 在看新聞，現在不是有個特別的日子嗎？她問我什麽特別的日子？ 她完全不知道“六四”（快50歲）。唉！
是的，中共的這一點太成功了，能把人徹底的洗到殘，很多人終生基本被廢掉。
“我勸今天有條件的年輕人離開那個沒有希望的地方，也盡自己所能幫助需要幫助的人。
在我欣賞美國幾十年的自由後，這種感觸更深。”
睿智之言，深為讚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