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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因為同濟海外校友的群主轉發了同濟德國校友周曉霞的文章，引發了海外同濟校友的大討論。麵對同濟校友認為不應轉發此文，我們開始這樣認為：“周曉霞的文章寫的很好，很悲哀的個人真實故事，為一個時代的悲劇，我不想介入裘法袓與夏穗生之爭，但是鼓勵將自己的故事寫出來，又是同濟的故事，我們當然關心，當然會轉啊，no brainer”。
但是校友群知道情況的朋友認為周曉霞說的真實性不高，尤其質疑她對裘教授攻擊的文字。正如一位在美國做執業醫師的同濟校友這樣留言道：“我2004年去看過裘老（有照片為證），那麽和藹的老人，90歲高齡仍關心學校和醫院建設（我就是在那次從裘老口中得知肖傳國和他的肖氏反射弧的），我很難想象他會拍桌大罵什麽“叛黨叛國”之類的話的”；
我不認識周曉霞，但是知道她，零星聽說過她的故事，這次中共黨校原教授蔡霞寫序言的文章確實讓這個行動富有另外的政治色彩，不知道她們是怎麽聯係上的？周曉霞的背景是中共黨員，家裏還有老革命袓父輩。
周曉霞當年作為夏穗生教授研究生時，將我導師史教授的WuT抗體首次應用到移植病人身上，這是貢獻很大的臨床試驗。在日新月異的治療抗體年代，我在國內的師兄稱WuT3抗體是中國首個治療用抗體。這個事情我是記得的，因為史教授曾去同濟出席了她的博士論文答辯，還帶回過論文的版本。
講一點曆史，OKT單抗是人類最早的抗T細胞單抗係列，這裏OKT中的K是華裔科學家Kung。OKT在哈佛研發，當時單抗在英國劍橋發明後像Timothy Springer等美國人就去英國留學，他們回美國後將哈佛發展成為研究淋巴細胞表麵抗原的世界中心。通俗點說，OKT3, 4, 8識別的細胞膜抗原蛋白對應於CD3, CD4和CD8，現在是在醫學生中人人皆知的免疫分子。
我導師史教授在德國Tuebingen研製了對應的單抗係列，感謝德國人對中國的支持，這些珍貴的單抗在80年代得以帶回中國，然後由夏穗生和周曉霞首次應用到中國移植病人身上。
讓我再給個時間概念，Georges Kohler和Milstein 是在1975年發明單抗的，所以中國跟進的速度還行，武漢所居功不小。謝毓晉教授當時就敏銳地知道單抗技術之重要，他通英語和德語，在去德國留學的船上裘法祖隻聽老大哥謝毓晉的話，連小費給多少都會問。
我在研究室裏看過謝教授的手稿，他曾以單抗為例鼓勵同濟研究生緊跟世界的科學前沿。單抗研究成為史教授很早在德國訪問研究的主攻方向，與諾貝爾獎得主Georges Kohler在德國就有過交集，並且帶他訪問中國，我在中國開始學做科學就是鑒定這些單抗。
我不想再卷入裘夏之爭，上次寫肖同學文章見識過，夏的弟子們護主都很努力，難道天下的老二都激進？這種以各種方式對裘老的攻擊應該停止，不管是誰。現在把周的文章改題目上文學城不知是誰做的？
我對周曉霞寫自己經曆抨擊國內殘忍的計劃生育政策當然支持，對她的個人經曆也深表同情，但我不認同她將裘教授寫得這麽負麵的作法。難道裘教授會管到夏教授學生的懷孕？她出國時裘教授連同濟的院長都不是了，大教授管計生不可想像，同濟懂行的教授也向我反映這是不可能的。周曉霞這是在給裘夏之爭加油，這樣並不好，反向思維是夏教授當年為什麽不在同濟保她？現在完全把責任和罵架倒向裘教授，這是很不公平的。
從周曉霞的角度看，這當然是傷心事。前夫有兩孩子，自己首孕在國內被迫墮胎，重新懷孕在德國又麵臨再次墮胎，這真是人間的悲劇。她當時的老公幹什麽去了？如果他在國內為什麽不去抗議？文中始終沒有呈現，似乎不存在似的。
我們不知道事情的真假，其實周曉霞在德國也不知道當時國內是如何運作的。大家選擇不相信周曉霞文中的說法是有原因的，她的文字激起了很多同濟海外校友的反感，因為他們知道裘法祖教授的為人：
同濟海外校友A:
“我和裘老的博士生是好友，聽過不少裘教授為人處事的故事包括裘老對待學生的態度。以前除了大學期間聽過裘老的課和偶然在校內遇上禮貌問候外沒有其它接觸，之所以讓我2004年借回國之際去看望裘老不僅他教過我課，畢業證上有他的簽名外，更重要的原因是從朋友口中了解到裘老忘我工作，把全身都獻給了同濟，並善待晚輩，不僅在工作和學習，也在生活上關心他們，助他們成長。不知道這算不算naïve”。
同濟海外校友B:
“裘老住在劉毓穀的對麵。我們經常去我們老板那裏。有時見到裘老，他總是對我們這些後輩點頭微笑，慈祥可親，一派紳士的模樣。“裘法祖在大會上拍著桌子大罵…”。這種話你也信？”
下麵是”“周曉霞：女兒出生的故事”“的連接，有興趣的人自己去讀，自己去判斷：
https://yibaochina.com/?p=243810
”而我在同濟醫大和裘法祖眼裏則是公然消失了，後來朋友們告訴我，他惱羞成怒，在大會上拍著桌子大罵我“叛黨叛國”，朋友還說，黨委發了紅頭文件把我除名了，附院某黨委書記到我工作的研究所大吼大叫，“把這樣的人留在黨內幹什麽！”“
記得那些“公派” 或“自費公派”的人拿的是J-1簽證， 如果那些人想留下或轉成其它簽證必須經過國內原單位同意！ 這一條相當於套在那些“公派” 或“自費公派”人頭上的緊箍咒！
經過那個年代的人，難道覺得奇怪嗎？
裘法祖自己否認了嗎？
那個年代，完全可信啊！
“”到了德國，不久就出現劇烈妊吐，我在藥房買了試紙證實了妊娠。剛剛到異國他鄉的緊張，語言障礙，新工作環境的不適應，高齡妊娠的嚴重反應已經使我完全不能進食進水，人都虛脫了，幾乎要了我的命。可怕的是國內毫無人性的“計劃生育”的長臂，並沒有放過我。他們得知消息以後，由當時的名譽校長，政協委員裘法祖給我寫了親筆信，說是獲悉我無指標妊娠，十分震驚，學校召開了校長特別會議，做出五條決定，這五條決定堵死了我在德國或者在中國生下這個孩子的任何一種可能性，無異於五條“殺令”。他還在信中威脅我說，同濟醫大代表團不久後訪德，會來“看望”我。然後裘法祖又動用他的影響力，通知中國駐波恩大使館，來了一位“二秘”到波恩大學找到我，劈頭蓋臉一通訓斥：“同濟醫大是名校，中德友好的標杆，你居然連起碼的外事紀律都不懂！你必須做人流，你必須告訴醫生你自願終止妊娠，要不然學校就終止你的合作項目立即回國！”我那時候第一次出國，哪裏經過這場麵，什麽大使館、二秘、外事紀律，就已經嚇得我渾身打顫。那天，我來到萊茵河邊，坐在長椅上，看著流逝的河水，一頭跳下去的心都有。那年我剛過了四十歲，一直都很努力，學習中幸得恩師夏穗生教授的知遇之恩，事業也算如日中天，卻僅僅因為不願意殺死自己唯一的骨肉，就被逼到了走投無路的絕境。“”
“1987年我博士畢業後結婚時已近不惑之年。我的前夫有過婚史，曾經有兩個孩子。我們去辦事處辦完結婚手續，住房的門縫裏已經塞進一封本院計劃生育辦公室的信，第一句說祝賀你們新婚幸福。第二句是：根據湖北省計劃生育規定第幾條第幾款，有條件第二胎（就是說：既往婚姻中隻有一方最多有一個孩子，這次婚姻還可以生一個孩子），杜絕第三胎（就是說：既往婚姻中孩子無論是哪一方的隻要一共有兩個孩子，此次婚姻生育就被杜絕了），你們沒有生育指標，必須避孕。然後是告知超生的嚴重後果：不但雙方開除公職，還要牽連全院兩千職工扣除全年獎金。
次年，我意外懷孕時，還心存幻想，跑到上級的計劃生育機構申述：我自己就已經是我父母的獨生女，我快四十歲了，也算晚婚晚育的模範，父母年過古稀，我父親是二等甲級殘廢軍人，難道我唯一的孩子絕不可以出生在他的祖輩流過血的土地上嗎？然而這樣的懇求也被斷然拒絕了。
萬般無奈之下，我隻有在三十九歲那年把自己五十天的胚胎殺死了，刮宮之前我請自己科裏的同事給我做了超聲，我的孩子已經有清晰的心跳，同事給我打印了一張胚胎的B超影像。這也算我的頭生孩子唯一的一張照片，後來顛沛流離中這張照片也丟失了。”
更不要被他（人前）“那麽和藹”所迷惑！ 人心，人性的真實“麵目”比表麵醜惡殘忍10倍百倍！ 讀讀巴金的隨想錄就知道了！
我有個老朋友，特意請我去她家。在她的書房的櫥櫃中擺放一列的外科書等，每本書都有裘老的親筆簽名和提字。她擺給我看，我知道那肯定是真跡。我沒說什麽，換了一個話題，繼續聊。
為裘法祖先生的名聲？人無完人，都是曆史。況且，雅美先生與裘老和夏老均不是那麽熟悉。既使你在文中引用的，也不過是曾聽過課的學生而己。
還是交給曆史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