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美之途
教育，人文，社會
關於我的那篇分析哈佛亞裔創新高的文章，無論是耶魯家長在私信中留言，還是讀者在文章下的評論，他們都希望我能進一步談談耶魯的亞裔數據。
即使我已經提供了2024年的耶魯數據，大家仍然不滿意地說：“沒有您的分析，光看數據沒意思呀“， 那我也隻好再寫些。
前段時間，因為在高院廢平權法案後耶魯的亞裔比例不增反降，亞裔維權團體還一度準備起訴耶魯。從最新公布的2029屆的學生數據來看，哈佛在某種程度上確實比耶魯對亞裔學生更為友好。
感謝耶魯家長在群裏分享典雅校園照片，那裏確實是個讀書的好地方。
耶魯比哈佛更誠實，早在今年九月初就公布了數據，《耶魯每日新聞》這樣報道：“根據耶魯大學本科招生辦公室公布的2029屆新生班級概況，12%的學生自認為是非裔美國人，30%為亞裔美國人，13%為西班牙裔或拉丁裔，3%為美洲原住民，44%為白人，另有10%為國際學生。”
今年（2029屆）哈佛的亞裔比例已經達到 41%，而耶魯目前隻有 30%，相當於哈佛比耶魯多出了約三分之一的亞裔學生比例。
哈佛這次被川普政府整怕了，不僅乖乖就範，似乎都有些矯枉過正，我們需要看他們的後續表現。因為耶魯去年還是從前年的30%降到24%，遭遇亞裔團體威肋後今年又回到前年的原點30%，耶魯的亞裔曲線是人為的U字型。
這裏麵其實還有更深層的曆史原因，在美國名校的發展史上，耶魯一向比哈佛更強調精英傳統，也更注重維持白人上流文化。我與華大教授聊天，他說自己從斯坦福本科畢業去耶魯讀MD/PhD，瞬間的感覺是耶魯要白很多。
耶魯的辦學氣質更接近英國的牛津劍橋，而哈佛雖然同樣是私立大學，但規模更大和開放性更強，在某種程度上更像一所美國版的超級州立大學。
我們可以理解這些複雜的取舍，但從哈佛和耶魯的錄取傾向中，可以明顯看出一個強烈的暗示：他們都在期待再出現一個奧巴馬式的美國總統。因此當涉及削減黑人入學比例時，他們總是格外小心，當然外界政治正確的壓力始終存在。
我們看這些數字，總是覺得既可笑又耐人尋味。耶魯麵對巨大壓力，這幾年仍然維持著11-13%的黑人比例不變，哈佛的黑人比例與耶魯隻差1-2%，他們的工作做的真是仔細。
在錄取過程中，這些名校仍然通過各種軟性或隱藏的方式引導學生暴露自己的族裔身份，比如申請文書、家庭經曆、成長背景的描述等。雖然最高法院已經明確禁止以種族為錄取依據，但他們仍然在暗箱操作，在種族上讓學生們提供更多信息。
正如我在前文所分析的那樣，過去五十年，美國亞裔人口成倍增長，但常春藤院校的亞裔比例卻始終被壓在 12-18%的區間。這在統計學上已經是非常典型的配額效應，也就是一種違憲的製度化歧視。加州理工學院的錄取曲線是隨亞裔人口增長而上升的，而哈佛和耶魯的曲線卻是平的，這正是配額製度存在的鐵證。
哈佛自從嚐到奧巴馬的甜頭之後，似乎仍然希望未來能再出一位黑人總統，但是哈佛這位畢業生對美國是有害的。
事實上在奧巴馬執政時期，美國的種族矛盾並未緩和，反而更加激化。他最具代表性的奧巴馬醫保也讓許多中產家庭苦不堪言，麵對的保費飛漲和醫生選擇受限。可以說奧巴馬是一位充滿象征意義，但是也具有相當分裂性的美國總統。
哈佛如今能讓亞裔比例達到41%，甚至在未來接近45%，這已經是相當大的突破。我是幾十年來一貫反對配額和平權法案歧視的人，但是我們也必須承認：在多元種族國家的社會學層麵，如果一個少數族裔在全美頂尖大學中的比例超過一半，確實可能引發新的反彈，因此適度的平衡或許也是現實的考慮。
除非有一天，亞裔在美國各個領域，不僅是學術與科技，還應該包括體育、藝術、音樂、政治與社會服務，都展現出很容易識別的貢獻與參與精神，哈佛和耶魯才可能真正放寬限製。
這裏的道理其實很簡單，因為哈佛耶魯是依靠校友捐款才能生存的私立大學，校友在社會上的成功始終是他們首要考慮的。
以前華裔孩子去哈佛招生辦實習，看見很多華裔申請材料，哈佛招生人員說漏嘴：“如果我們都錄取他們，我們就完蛋了”。這裏他們擔心的就是，招太多華裔可能導致哈佛捐贈基金的減少。
如果亞裔群體仍保持狹隘和自我封閉，甚至他們仍然心係中共和缺乏對美國社會的認同，這種形象本身肯定難以贏得美國最頂尖學府的真正尊重。這種說法可能比較容易說清楚，如果美國華裔都是像同濟美國牛人那樣的毛粉，那我們在美國的困境隻有怪自己。
耶魯家長：““如果完全憑本事錄取，哈佛黑人比例應像Caltech和伯克利的single digit percentage, 黑人在Caltech隻占1-2%，在伯克利大約4%。” 伯克利不容易念呀，我閨女在伯克利讀Engineering的時候，即使上課老師講得都聽懂了，作業還是不會。作業不會問老師？對不起，那得排隊，因為學生太多問答窗口又短，他們選代表攢著問題去問助教。更加抓狂的是，學校根本顧不過來學生的死活，她說如果學生消失了，學校根本都不會知道，所以如果是做集體作業的時候她都得到處找人完成各自那一部分的作業，誰知道是在哪裏打工還是幹嘛呢，很多學生都飄得沒影了。大三的時候得到一個實驗室的打雜工作，進去後博士生告訴她，她是第98個申請者......... 。所以等本科要畢業的時候，她說再也不能這樣了。現在跑到耶魯去念個文科 - MBA了。果然日子好過多了，好過多了。”
耶魯家長：“不容易，伯克利的底子打得確實好。我記得她申請MBA是非常倉促的決定，都到9月底了，才決定考MBA，因為沒有思想準備，所以一開始都不知道要考GRE，等到11月份的時候開始準備GRE，我勸她報個培訓班，省時省力，她決定容易就跑去買了一本舊書，好像是過期的，然後每天也沒有花時間準備，她有個好習慣就是每天晚上10點半倒頭就睡，絕不會因為啥決定命運的大事就玩命。準備的這一個多月中，看著每周的GRE成績就一點點的往上拱，但還是不太理想，到最後正式考試的那一天她去考場的半路上買了一杯咖啡，說就是喝了一兩口提神，結果考出來前所未有的高分，一把通過！- 如果還照著民主黨的那種平權，照顧老黑啥的，耽誤了多少聰明的亞裔孩子呀。”
我的回複：“我的伯克利學生都念得哭，我很同情他們。至少25年前，《紐約時報》發表“山丘上的小亞洲”的文章來諷刺伯克利，現在幾十年過去了，伯克利不但沒有衰敗，仍然在今年至少四位教授或校友獲得諾貝爾科學獎，當然物理學獎是發給的40多年前的工作”。
朋友留言：“真的 如果反AA提高的亞裔家庭比例都被粉紅家庭的子弟給占了 那有什麽本質改變？ 這都不是如果了 現在嘻嘻痞的桶戰甚透已經拿下華人社區 積極參加各種活動的華人絕大部分是跟嘻嘻痞有ties的 而他們通過這些行動成了華人社區外聯美國社會的代表 這個過程累積了人脈幫助他們孩子成功爬藤。”
楊振寧的遺體告別議式屬於民間形式，無高官出席或官方悼詞，比錢學森和他的同學鄧家稼差很遠。他在瑞典爭著從國王手中最先拿獎，在議式中讓瑞典國王作陪夫人杜致禮，自己則由瑞典皇後作陪。他在瑞典是很難看的通吃相，但是這次在中國死後則沒有爭到這些。楊振寧真是白歌頌了文革和老毛，應該回來葬在紐約，在離兒孫們近的地方。
以下引號部分為媒體的報道，似乎第一段說反了。諾貝爾獎公布時是將楊振寧放在前麵的，雖然原因不明，但是楊振寧在斯特哥爾摩爭第一則是有史料支持的：
“1957年10月，瑞典皇家科學院宣布，把當年的物理獎授予李政道和楊振寧。11月，李政道要為去斯德哥爾摩領獎做準備。他們都要寫發言稿和講演稿。那時，在諾貝爾獎委員會通知以及所有媒體的報道中，兩個名字的次序都與獲獎論文的署名一樣，李政道在先，楊振寧在後。
““沒有想到””，書中寫道，當他們到了斯德哥爾摩，楊振寧忽然提出，授獎時他希望能按年齡順序在李政道之前受獎，而他夫人杜致禮則想在出席晚宴時讓國王作陪，也就是說，在進入晚宴會場時她要走在最前麵，楊振寧次之排在第一名，由皇後作陪。李政道對此大為驚訝，不同意這麽做。但是，楊振寧又去求李政道夫人秦惠。秦惠對李政道說，假如為這件事鬧出笑話，讓外國人看不起，太丟臉。這樣李才勉強地同意。”
五毛們吹時參考：“比如在1999年12月，《物理世界》的千禧年特刊曾通過傳真和電子郵件向全球250多位物理學家發送了包含七個問題的問卷，其中第二個問題就是：哪五位物理學家對物理學做出了重大貢獻？在收到的大約130份回複中，前十分別是：愛因斯坦119票，牛頓96票，麥克斯韋67票，波爾47票，海森堡30票，伽利略27票，費曼23票，狄拉克、薛定諤22票，盧瑟福20票，玻爾茲曼、法拉第、普朗克16票，而楊振寧等29人僅各得一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