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美之途
教育，人文，社會
與李政道共同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的楊振寧，今日在北京逝世，享年一百零三歲。
在這樣的高齡謝世，他無疑走完了一段極為豐富而傳奇的跨世紀人生旅程。回望他的百年軌跡，無論是在芝大隨出賣朋友的泰勒教授求學，還是在普林斯頓與李政道合作物理研究的傑出貢獻，以及晚年的海歸清華，在命運的任何轉折關頭，楊振寧似乎總能踩準時代的節拍，站在最有利的人生節點上。
我們應該避免造神運動，中國人喜歡這樣做。即使在科學上都不能將楊振寧無限撥高，他離波爾、普郎克、薛定諤、居裏夫人甚至費曼這些閃光的科學巨人都有距離，更不用說國人將他吹成的牛頓與愛因斯坦了。如果將楊振寧說成是安徽合肥市或者中國清華的愛因斯坦，這個評論我應該同意。
楊振寧固然是傑出的物理學家，但是與很多人一樣，他同樣存在品格上的缺限，具體爭辯點可見我以前的幾篇文章。
固然 James Watson 和 Francis Crick 一生中也有過矛盾與衝突，但他們後來仍能一笑泯恩仇。James Watson 高調出席了在San Diego為Francis Crick舉行的葬禮和追思儀式，Watson 在致辭中回憶兩人共同發現 DNA 雙螺旋結構的歲月，也以輕鬆語氣提到他們之間的“arguments and friendship”。
這對於楊振寧與李政道是奢求，因為楊振寧傷李政道太深。楊振寧對著名的李楊決裂負有不可推卸的更大責任，他們從美國罵到中國，為後續華裔學人樹立了極壞的榜樣。
人性上楊振寧更是追求虛榮的典型，他甚至在諾貝爾的頒獎場合都要求以年齡順序排在李政道的前麵。他還要求美國媒體在報道時必須是楊振寧和李政道的順序，雖然他們的獲獎論文的署名順序是李政道和楊振寧。
從楊振寧放棄美國國籍說開去
雅美之途寫於2017年02月22日
李政道和楊振寧兩家的早期合影，兩位站在對方太太的身後。
最近的消息稱楊振寧在93歲高齡時放棄美國國籍，正式將中國科學院外籍院士的“外籍”二字拿掉，讓中國的愛國主義熱情進一步高漲。這其實是民粹主義的表現之一，大量散居在世界各地的猶太科學家很難理解這些中國人的觀念，尤其是中國科學院的高調做法，因為他們四海為家的同時心是向著以色列的。我想借此機會談談楊振寧，因為我這些年零星寫過一些關於他和李政道的帖子。但是我在說所有話之前，必須指出李政道和楊振寧都是中華民族的驕傲，他們才華橫溢，又是盡力去幫助中國的科學家，他們在不同程度上推動了中國的發展與進步。
談及中國人不抱團的特性，我想借此講講我們隔壁州的伊利諾大學的John Bardeen（巴丁）的故事。巴丁是至今唯一的兩次獲諾貝爾物理獎的科學家，但從他第二次的獲獎，我們可以看出美國人的師生之間是如何相互提攜與互助的。巴丁早年因與人合作在貝爾實驗室發明了改變世界的晶體管而獲諾貝爾獎，沒有晶體管你我現在是不可能靠電腦芯片交流而隻能是依靠大箱式的傳聲器。巴丁獲獎後依照諾貝爾獎的規則，提名自己在伊利諾大學的一位博士生施裏弗為諾貝爾物理獎候選人，大部分諾貝爾獎的提名人為諾貝爾獎得主。但是當諾貝爾委員會在審核巴丁的提名時發現，施裏弗和庫珀建立的超導BCS理論裏麵巴丁本人做出了不可分割的貢獻，BCS正是他們三位名字的首個字母，所以若授予施裏弗諾貝爾物理獎也必須包括巴丁，結果在1972年授了三人。這個故事的確實性應該在2022年可以揭曉，諾貝爾委員會有50年後公布提名人的規定。
反觀我們中國人的楊振寧和李政道，為了功勞之爭可以出書把罵架從紐約一直罵到中國。楊振寧可以在李政道為原創的鐵證麵前顯盡人性之醜陋，自己在芝加哥大學當不了費米的學生卻以僅年長數歲為理由而以李政道的老師和引路人自居，而李政道恰恰是費米的正宗弟子。楊振寧還在諾貝爾授獎的禮議場合，向李政道要求以年資更深的一方先去與瑞典王後握手。他們的決裂來自《紐約客》的猶太人寫的文章，道出的原因是楊振寧強調每次提及宇稱不守恒他的名字必須在前麵，而原始論文是李政道在前麵。以致於全球學術界為紀念他們發現宇稱不守恒的五十周年記念會上，兩位被邀請罕見同時出席，結果一方在台上講當時理論突破的細節，另一方在下麵聽時則大聲插話道：“That's not true!"（"這不是真的！”)，這種德性真是令人汗顏。
我在聚會等場合問過美國物理學家，他們都說Yang-Mills理論相當重要，很多人認為楊振寧應該第二次獲得諾貝爾獎。Robert Mills去了OSU（俄亥俄州立大學)，後來貢獻有限，最大的貢獻是與楊在1954年的合作，關於合作成果Mills自己都說過大部分功勞歸楊振寧，這次不像與李政道的合作, 楊振寧確實是資深和貢獻更大的一方。傳說沒有授楊振寧第二次諾貝爾獎的原因是因為Robert Mills在1999就去世了，但是愛因斯坦的相對論都沒授諾貝爾獎，授予他的是光電效應。
物理學有個讓我們不能理解的現象就是過分崇拜所謂的理論，生物學或醫學基本沒有人相信理論科學家，很少有人以理論生物學家這個職業為生的。沒有實驗的理論都是笑話，就像我們密蘇裏是“Show Me State"一樣，生物醫學上任何東西你都得設計個實驗Show一下。沃森和克裏克如果沒有富蘭克林的那張51號X射線衍射圖也弄不出DNA的雙螺旋結構，幾次嚐試都失敗了，隻好從劍橋去倫敦“偷看”了一眼那原始資料；達爾文進化論也是源於遠洋考察獲得的上萬件的動植物標本，這是我能想到的生物學裏最接近理論的重大發現。生物學家的理論假設和實驗證明是不分家的，猜測逆轉錄的存在或免疫識別係統（TLR）的科學家都自己實驗驗證了他們的正確。
關於宇稱不守恒的成就，李政道開創性理論在先，楊振寧提供了數學幫助。李政道建議同在哥大的吳健雄實驗證實了該理論，在這種情況下諾貝爾居然能不包括吳健雄，真是讓人匪夷所思，生物學的情況會首先考慮做出實驗的後者。世界大部分的東西是對稱的，宇稱不對稱隻是一小部分特例，在粒子世界的一個特例。宇稱不守恒被神速般地授予諾貝爾獎的原因是因為它打破了人們心中的一個定勢，並不是因為發現了相當普遍的規律。這很像生物學中巴爾的摩和Temin發現的從RNA到DNA的逆轉錄酶，也是迅速獲得諾貝爾獎，其重要性當然不及克裏克等發現的遺傳信息從DNA到RNA再到蛋白質傳遞的分子生物學的中心法則。Yang-Mills是個理論，還在設百萬美元獎去證實它的部分結論，中國人就可以自吹“伽裏略，牛頓，愛因斯坦之後就是楊振寧“，這是對現代物理史的量子力學的創立和將波和粒子統一而為相對論鋪路的電磁理論的無知，把玻爾，麥克斯維爾和海森堡都不放在眼裏。美國大眾科學文化裏麵，Richard Feynman（弗曼）全美著名，但是楊振寧很少人知道，你可以隨便問自己上高中或大學的孩子就知道了。英國物理世界雜誌對130位世界頂尖物理學家的調查後，列出了前十位曆史上最為傑出的物理學家排名：(1) 愛因斯坦, (2) 牛頓, (3) 麥克斯維爾, (4) 玻爾, (5) 海森堡, (6) 伽裏略, (7) 弗曼， (8) 狄拉克, (9) 薛定諤, 和 (10) 盧瑟福。從對造福人類來看，居裏夫人發現的放射線比楊振寧的未被證實的理論大多了，而做放射開創性研究或核彈試驗的骨髓都會不同程度受累，居裏夫人和鄧镓先都沒活過七十。
楊振寧在太太去世後再娶，另一位離婚再嫁，他們沒有做錯什麽，所以我從來不在這事上說什麽。科學史料是我感興趣的，所以閱讀了大量李楊雙方的攻擊詞。下麵幾點比較他們兩位的事實，可以讓各位去下結論：李政道的學術桃李滿天下，家裏也教育有方，他的倆兒子本科都是耶魯畢業，分別是康乃爾得過麥克阿瑟天才獎的化學家和密西根大學社會學講座教授（現在香港)；楊振寧據說一生在美國隻培養了幾個博士，國內多少不知道，他的兒女分別為計算機程序員和醫生。其次，在托福和GRE沒對國內開放時，李政道辦了十年的CUSPEA物理留美項目總共資助了915人來美國；楊振寧介紹自家親戚出國。再者，李政道極力建議中國做高能對撞機，楊振寧堅決反對，這個誰是誰非我們無法評說。另外，六四鎮壓後，我看見李政道在《科學》雜誌上參與抗議。當然清華給楊振寧建洋樓的這種事，李政道肯定做不出來的，還有楊振寧於1971年訪華時自己主動要求見毛主席。
民間對楊振寧評價低的原因應該涉及他的人品而非他的科學，他在科學上的巨大貢獻永遠是中華民族的驕傲。楊振寧出書把紛爭帶到國內後，李政道被迫集結材料反擊。如果你讀了李政道出的書，那麽多科學家回憶出的史料，從不同史實角度都客觀地指向一個結論：那就是楊振寧的人品不敢恭維。楊振寧在95歲拋棄給他帶來過巨大榮譽的美國，再次說明很多，愛因斯坦放棄過美國國籍嗎？沒有，他連以色列總統都不做！
UIUC的巴丁紀念標誌。
費曼。
居裏夫人。
李政道去世，他與楊振寧的決裂是華裔學者的悲哀
雅美之途寫於2024年08年05日
與楊振寧共同成為華裔最早諾貝爾獎得主的李政道教授逝世，享年98歲。他雖在美國走完了人生，卻對中國的貢獻巨大，他是中國正負電子對撞機和CUSPEA的發起人。他是哥大曾經最年輕的教授也是哥大的榮休教授，一輩子隻在哥大任職。
他與楊振寧的決裂是中國科學家和學者的悲哀，中國的文化裏存在嚴重的問題，因為丘成桐與田剛也是以罵架的方式分手。我們需要靜待楊振寧如何悼念，至少應該發表感談，講些他們在芝大的美好時光。
楊振寧在國內出書美化自己，李政道必須反擊，所以他們的罵架從美國延伸到了中國。從他們發表的材料看，楊振寧的不是非常明顯，並且呈現出人品的問題。
事情的原委起源於猶太作者在《紐約客》發表的文章，發表前他給李政道看了。李政道告訴這位記者，他們的名字出現在時楊振寧應該放在前麵。猶太作者後來采訪了眾多相關人士知道，楊振寧很在意這些排序，而原創性論文發表時李政道的名字在先。
楊振寧一心想當芝大費米教授的學生，但是費米不收他。他隻能讀出賣過奧本海默的匈牙利裔猶太人泰勒的學生，大家可以看電影《奧本海默》。楊振寧自己隻比李政道大幾歲，但是卻以李政道老師相稱和對外吹牛。從楊振寧對待李政道的態度看，他得到了泰勒的真傳，李政道是芝大費米的隸係博士生。
已經都同時獲得諾貝爾獎了，還對排名如此在意，真是令人難以理解，如果不爭吵我們都不知道。
況且在宇稱不守恒的發現上，確實李政道的貢獻更多，原始ideas是李政道的，實驗也是李政道建議哥大教授吳健雄做的。隻是李政道沒有守口如瓶，在文章發表前的座談會上提前公布了結果。這讓吳健雄的競爭者幾乎連夜做實驗，與吳健雄文章幾乎同時發表，這讓諾貝爾委員會難以授予吳健雄諾貝爾獎。楊振寧在諾貝爾典禮上還以自己年長幾歲為由，主動要求與瑞典女王握手。
美國人的師生關係很多維持的很好，世界上首位兩次獲得諾貝爾物理獎的UIUC教授巴丁就是一例。他自己獲得諾貝爾獎後提名自己的學生，諾貝爾委員會覺得巴丁學生值諾貝爾獎，但是他們又認為僅授予學生不公平，因為在那項工作中導師的貢獻也巨大，所以同時便授予了學生和導師，這樣就有了巴丁的第二次諾貝爾獎。
楊振寧沾了李政道的諾貝爾獎的光
雅美之途2024年08月07日
這博文題目取得比較通俗易懂，既然楊振寧那麽在乎名字順序和貢獻多少，那我們還是應該把他與合作者李政道的Credits說清楚。
我們不跟國內的風去吹捧愛國者楊振寧，他們什麽與牛頓和愛因斯坦比肩都敢吹。但是通過閱讀文獻，我們還是覺得李政道要地道的多。
雖然同時被授予了諾貝爾獎，大眾理解的貢獻應該相當，不談誰的貢獻更大是我這谘詢師可以給的最佳建議。但是如果必須談，各位當事人應該以誠實的態度展現。
楊振寧與李政道發現的隻是對一個例外現象的認識，當然也重要，但不是像量子力學或DNA雙螺旋那樣的改天換地的突破。也不像Francis Crick後來奠定的遺傳信息傳遞的中心法則，到是與David Baltimore發現的逆轉錄酶相似。
James Watson與Francis Crick發現DNA雙螺旋時分別是博士後和博士生，在劍橋沒有固定職位。他們在回憶發現過程中都承認，James Watson最早想到了AT和GC堿基配對的開創性想法。
我曾經在紙質的Science雜誌上看過展現真實品質的李政道，他在六四鎮壓後發表過短文或者接受了訪談，似乎報道的題目就是“讓科學對抗廣場上的槍枝”。
方勵之更絕，他在華大演講時使用不太流利的英文和曲線，演示中國在曆次政治運動中對科學家態度的變化。當對中國政府有用時，科學家就是寶；覺得他們有礙政權時，就將他們投入監獄。
《紐約時報》在兩天前關於李政道的悼念文章寫得不錯，也披露了他們認為的真相。這次不是引起爭議的猶太作者，而是美國最愛尊敬的媒體NYT的愛爾蘭裔作者Dylan Loeb McClain，但是他們的結論是一致的。
那就是弱物質相互作用的最原創的思想是李政道提出的，他找到楊振寧後，楊振寧才加入到合作中來。楊振寧不僅不尊重這個事實，還爭榮譽到了極限，雖然他的Yang-Mills理論也可能獲得諾貝爾獎。
T. D. 是美國同行對李政道的稱呼，因為對於漢字的注音名，美國人難發，楊振寧的英文名是Frank。我曾經有機會與美國物理學教授交談，他對T. D. 真是讚譽有加。
李政道說自己能夠反傳統提出宇稱不守恒，與他在戰亂中的流浪經曆有關。他在浙大和西南聯大都讀過書，從化學工程轉向物理，但是都沒有畢業，他唯一的學位是芝大博士。芝大慧眼識才，加上吳大猷的頂力推薦，李政道隻讀了二年的大學就被芝大錄取為博士生。
《紐約時報》文章再次證實李政道是著名物理學家和諾貝爾獎得主費米的博士生，並且是費米唯一的理論物理學生，每周都會安排與李政道的討論課。美國收留的意大利裔猶太教授費米，當年就是在芝大的體育場的地下室實施了人類首個可控性鏈式反應，從此開啟了人類的原子時代。
除了在威斯康辛的Williams Bay 的Yerkes觀測站（受UCB管理）工作和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短暫研究外，李政道一直是哥大教授。他曾經是哥大最年輕的正教授，直到2012年他還以86歲的高齡給學生們上課，他也擔任過紐約長島國家實驗室的主任。
講一個故事，這故事來自華大的華裔教授。他的紐約朋友有一次坐進了別人的車裏，他一路就聽到後座的長者在與自己的兒子討論應該如何做科學。那位長者很嚴厲，要求兒子目光必須高遠，還涉及兒子的科學選題和進展。這位朋友在車子裏直出冷汗，因為沒有見過這樣的虎爸，後來才知道那位長者是T. D. Lee（李政道）。
李政道的兩個兒子（James and Stephen) 曾經分別是密西根和康乃爾的著名教授。小兒子Stephen是麥卡阿瑟天才獎得主的康乃爾化學家，大兒子James是社會科學家，現任香港科技大學的社會與人文學院的院長。
應該不是巧合，李政道這老爸真有本事，無論是學理還是學社會科學，倆兒子都是從耶魯本科畢業後去芝大拿博士。孩子們都希望遠走高飛，他們不讀哥大可以理解。
李政道在舊金山離家人近的地方去世，很大可能是離孫子輩的家近。他擁有多位孫子輩，還有重孫。根據他的遺願，他將會落葉歸根，與已經在蘇州華僑公墓裏的妻子合葬。
我在上段的疑問被一個視頻解開了，原來李政道生命的最後歲月是與孫女家住在一起。我們應該從現在開始，努力培養與孫女的感情。
可以看ChatGPT翻譯的紐時文章介紹的宇稱不守恒的發現：
“（李政道）他對一個涉及所謂K介子的衰變問題產生了興趣。K介子是亞原子粒子，這些粒子不斷地衰變，形成電子、中微子和光子。實驗顯示，當K介子衰變時，有些表現出變化，暗示每個K介子都與其他K介子不同。然而，它們也具有相同的質量和壽命，這表明它們是相同的。
“這種明顯的矛盾給物理學家帶來了相當大的難題。他們曾假設像介子衰變這樣的弱核力遵守與量子物理學的另外兩種基本力一樣的宇稱守恒定律：強核力，將質子和中子結合在原子核中，以及電磁力，管理電荷的吸引和排斥以及光的行為。換句話說，科學家們假設弱核力的方向總是可以反轉的。
“李博士要求哥倫比亞大學的一個研究小組進行一個簡單的實驗，看看情況是否如此。結果表明，可能並非如此。
“他聯係了楊振寧，普林斯頓新澤西高等研究所的教授，李博士曾與其共事並在芝加哥大學時就認識。兩人一起重新審視了所有涉及弱核力的研究和實驗”
在《知識分子》公眾號看到的，這是可以讓李政道母親讀到後高興得哭的奧本海默的推薦信。與此相反，奧本海默讓楊振寧去看精神病醫生。
13 January 1956
Dear John [Manley]:
You have asked for my comments on the qualifications of T. D. Lee. This is an easy assignment: I can say either that he is the youngest of the absolutely top flight theoretical physicists in the world, or that he is the best theoretical physicist of his age. He is extraordinarily imaginative, original, and productive. He has worked in fields as diverse as the theory of turbulence, the statistical theory of phase transitions, the multiple production of mesons, the dynamics of strange particle production, and the applications of group theory to the selection rules of subnuclear matter. His work is elegant, novel, and lucid, though on occasion he has undertaken massive programs of computation when there was no other way to derive the consequences of proposed physical laws.
He is a lucid expositor; even a brief look at his published papers will indicate that. He has collaborated widely, and with men of different skill and talent and interest. He is, as far as I know, held in universal high regard, and, among those with whom he is acquainted, with universal affection. In character, he is robust, simple, humorous, and gentle.
Very sincerely,
Robert Oppenheimer
雅美之途 發表評論於 2025-10-18 15:51:32
回複 '阿留' 的評論 : 你如果看了他們的書和各位專家的回憶，就會知道李政道主導的是正確結論。
楊在物理學史的整體地位略高於費曼（畢竟費曼的量子電動力學是三個人幾乎同時做出來的，隻不過他的表述比較直觀，但其實缺乏數學上的嚴謹）。Yang-Mills是楊主導，帶Mills做的， 繼承和發展了愛因斯坦物理學幾何化的衣缽，所以才有了後來跟陳省身先生的合作，才有了丘成桐對宇宙結構的興趣。李先生則略低於費曼。而對學科發展方向，楊的把握更精準，更早看到了大型加速器是強弩之末，而倡議轉向凝聚態物理的發展。
關於宇稱守恒，見費曼的回憶錄，其實當時不隻李和楊在考慮不守恒的可能性，甚至有實驗物理學家也提出來了。楊後來多次在演講中提到的，關鍵是“想到了隻有弱相互作用中宇稱不守恒”。 我沒有聽到李的演講中如此清楚直接的表述。
至於到底誰主導，我起初沒有判斷，等到老楊20多年前娶了翁帆後，我反而感覺這種離經叛道的思想也許更像是楊先生主導的，畢竟膽子夠大，不怕別人的看法，哈哈哈！
費曼的回憶：
“
‘So the next day at the meeting . . . I got up and said, ‘I’m asking this question for Martin Block: What would be the consequences if the parity rule was wrong?’Lee, of Lee and Yang, answered something complicated, and as usual I didn‘t understand very well.
At the end of the meeting Block asked me what he said, and I said I did not know, but as far as I could tell, it was still open — there was still a possibility. I didn’t think it was likely, but I thought it was possible . . . ”.”
“The last day of the conference was devoted to participants sharing their conclusions on the θ-τ puzzle. Frank Yang gave an introductory review. After several talks had been given, Robert Oppenheimer, the chairman of the session, was ready to close the session when several prominent physicists chose to make statements. Murray Gell Mann （蓋爾曼）presented a list of approaches to the problem which he had considered, but without designating his choice. Richard Feynman （費曼）brought up Block's suggestion in the form of the θ and τ mesons being the same particle but with no definite parity. Frank Yang （即楊振寧）told the meeting that he had looked into several aspects of the nonconservation of parity without reaching a conclusion.”
回複 '紅米2015' 的評論 : 確實值諾貝爾獎，但是愛因斯坦因為光電效應獲得的諾貝爾獎，而不是廣義與狹義相對論。
這隻能說明諾獎委員會對於理論太過慎重了。